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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32期 [工作坊演講紀要]變局中國2020座談會

變局中國2020座談會

座談會日期:2020年12月8日
本文發佈日期:2021年9月6日

講者:吳介民教授、古明君副教授、陶逸駿助理教授、沈秀華副教授兼所長、陳明祺副教授、林宗弘教授、黃兆年助理教授

紀錄人:葉潤泰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20201208

2020年發生了很多影響世界的大事,新冠肺炎疫情、美國大選、香港政治局勢進一步惡化,連同近年的美中貿易戰和美中關係持續惡劣,世界對未來的美中關係普遍抱持悲觀態度。在西方國家應付疫情而自顧不暇之際,中國政府以大外宣的手法,透過對比中國和西方國家處理疫情的手法及效果,藉此突顯中共體制的優越性。對於中國和世界局勢何去何從的問題,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學者嘗試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中國和未來的世界局勢。

 

吳介民老師:美中台港的多邊關係與國際形勢
吳介民老師先談美中對抗的局勢。美國總統大選剛過,全世界都在關注美國對中政策的走向,會如何連帶影響未來對台和對港的政策,而中國對港的政策也取決於美中關係的走向。他認為美中台港多邊關係中,美國和中國進入非常激烈的對抗狀態,牽動了香港的局勢。中共現時的明確對策是消耗香港,進一步全面管治香港,美國可以做的就是一些保護香港的作用,對涉港事務的中港官員進行制裁,發佈對中國抵制的名單。中國和台灣之間的關係就是吸納併吞,希冀最後取得台灣的領土和主權。應對中國對台灣漸趨明顯的意圖,最近兩年美國對台灣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協助也增加很多,台灣跟美國是一個「準盟友」的關係;這也使台灣在救援香港議題上有比較強的底氣,台港之間就是戰略互助關係。
外界最關心的是新任美國總統拜登的團隊對中政策的改變,將會影響到對台和對港的作為。可是就目前現況觀察,現時團隊的立場並不是那麼明確。除此之外,吳介民老師認為拜登政府大致有幾個政策方向是確定的,第一是美國會重返多邊主義,改善跟盟友的關係。需要注意的是美國近年開始走向單邊主義並非僅由於川普執政影響,而是從本世紀初已經開始形成的架構。第二是,美國會重返《巴黎氣候協議》,可能就此與中國有較多合作。第三是會更注重人權論述,在這可以利用香港的人權問題和政策論述作為利基,切入美中關係的轉變過程。第四,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將有所改變,例如RCEP的簽訂迫使美國重返TPP。
就未來局勢的不確定性,吳介民老師認爲要特別關注,拜登上任半年內會否放鬆對華為和中興等中國科技巨頭的抵制,這尤其牽涉到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中國在拜登當選後加強整肅香港,在國安法實施之後廢除香港僅有而有限的民主代議制,從立法會選舉延後一年、進行大逮捕切斷外國的援解、阻斷流亡路線、指控科大教授李靜君是港獨等作為來看,香港儼然進入了戒嚴狀態。在西方國家方面,美國的協助力度是比較大,例如透過香港人權法、香港自治法的制定和施行,把11名中港高官列入制裁名單。在台灣方面,陸委會開始啟用台港救援辦公室,援港事務更制度化。可是台灣在香港問題之後出現亡國感的說法,變得焦慮和無力,於是更加需要兩岸問題方面的創新論述。與此同時也是台灣尋求國家發展新論述的契機,希望藉此令台灣社會成為全世界公民社會的節點和中心,在撐港的國際隊上有更積極的角色。

 

古明君老師:疫情下的移動政治
古明君老師跟我們報告COVID-19疫情期間中國政府管理人口流動措施的整理和發現。全球各國在限制人口流動方面有不同的方法和模式,社會距離是一種歐洲國家較常用的方式,中國則比較多用人口流動的管控手法,最典型就是封城。在封城之下,有所謂「半封城」的措施,即是「封閉式管理」。去年(2020年)2月初期開始,中國全國不同地區都採取了各種方式的管理。例如杭州的實際操作包括進出村莊必須測溫和出示有效證件。而南京的措施則更為嚴謹,政府發佈的通告指明什麼單位需要負責封閉式管理,例如物業管理公司和社區幹部的屬地責任,以及限制來自湖北等地區的人不准進入小區。哈爾濱則推行「掛牌封閉」,如果某單位/大廈/小區/村落有確診病例,就要在門口掛牌和整個封起來,不准出入。此外同時動員行政體系,如街長、村長、樓長等,推動包保責任制,還有動員全體居民作運動式治理來控制疫情。在2月中武漢政府發佈了命令,隨後有很多政府就跟著做,就是將整個社區圍起來,只留一個出入口,安排人員24小時值班和測溫,只有一些人可以外出,其他人就不能。到了9月開學後,就將封閉式管理運用到高校上。有些學校就運用科技式的管理,例如掃碼和掃臉。大部份是沒有必要就不能出校,更多學校是直接把學生關在學校,引起了學生騷動。

但是封城、封閉式管理等控制人口流動的措施,阻礙了經濟發展。在經濟活動恢復之後,由於復工使人口重新流動成為必然,因此各地政府也陸陸續續建立起健康碼的制度,例如深圳和北京。在中央的一碼通政策後,各地各自的健康碼仍然繼續運作。這些地方的健康碼會追縱所有人的行動軌跡,甚至會標記出一些特殊人群,例如來自新疆和武漢,因此造成了一種標籤化的現象。最後古老師提出幾個從封閉式管理中觀察到的現象,第一是「摩擦系數」的概念,每個人在政府眼中的系數都不一樣,系數高的就是政府不想那些人移動,這是移動政治中不同人的移動差異。第二是中國動用了過往的人口治理模式,用運動式治理的方法來限制人群流動。第三個觀察就是在一些內部飛地像黑人聚居的地方,或者國際邊境的交界,難以用以前的人口管理模式做管理。

 

陶逸駿老師:從疫情看新型舉國體制
陶逸駿老師談的是以舉國體制的角度看中國政治的一般性觀察。陶老師認為疫情不但沒有對中國的威權政治造成傷害,因為中國政府權威的基礎是建基於恐懼、幻想和資源依賴,疫情對這三個因素反而有鞏固的效果。舉國體制的出現可以追溯到毛時期,在習近平上台後再次提出舉國體制,稱為「新型舉國體制」,以前主要著重在工業技術上達成產業升級,以及培養在國際性運動會上參賽的運動員。而目前這種體制則擴散到防疫上,表面上中國對疫情的控制看起來似乎比較好,與西方形成秩序程度的對比。中國這套體制包含一套可受管控的人,以及可以肆意做出封城等措施的政府。在西方制度下無法進行隨意封城和強制戴口罩等措施,而中國式的治理缺乏自願性和同意性的基礎。不過舉國體制也是有很大的缺點,體現在三個面向:第一是權力的轉移,政權更迭非常困難;第二是知識創新的問題,很難達到自發性的創新;最後舉國體制有很多委託及代理問題,中央政府無法控制底下的官僚和地方政府,使其朝鞏固中央政府體制穩定的方向前進。通常地方政府、企業或是一些公眾人物希望透過短線的操作來賺錢,也不會想很遠的事情。例如最近發現了一些網紅,像胡錫進、金燦榮這些人以公眾號營運公司來發愛國財,利用小粉紅的愛國心去撈短期的錢。此外像蛋殼公寓也是要撈短期的錢,全國有40多萬受害者並不是舉國體制會去照顧的一群人。最後,陶老師認為舉國體制實際上是有上述致命的內在矛盾,會讓中共所聲稱的文明秩序的對比和優勢在一兩次的重大危機喪失掉。

 

沈秀華老師:中國公民社會下的女權運動
沈秀華老師主要從公民社會中的女權運動的角度來說,女權運動是中國民間近十年來運動量很大的運動,並持續至今。中國公民社會被限縮到很小的空間,可是這些運動仍然有一定的韌性並能找出出口,而這方面跟運動者參與運動的動機、對中國社會的想像都會影響到他們與體制的關係。以往女權分子依賴社交媒體來做動員,可是在2015年後空間就愈來愈小,另外在2018年時在北京的「女權之聲」被關停,有些曾經接觸的女權分子離開中國、被捕被關、被失蹤、轉行都有。運動圈裡就產生資源有限的問題,使他們思考該如何運用僅有的資源和策略,並產生爭議和矛盾。在運動的孤立性方面,女權分子在訪談中表示在社會上站到愈來愈邊緣的位置,開始出現自我審查,隨著中國社會運動議題之間的橫向連結愈來愈少,對於運動作為生命重要部分的運動者而言可說像是喪失了生活上的目標。可是在有限的公民社會裡面,運動者還是透過不同的方法來運作,例如分享外國推動女權運動名人的資訊、辦培訓活動、在肺炎疫情封城期間主動送衛生綿、寫日記等等,最終運動者還是能夠在有限的空間中找出出口。

 

陳明祺老師:年青人「韮菜的狼性」
陳明祺老師要講的是中國年青世代的兩面性,並先以蛋殼公寓事件為例。住在蛋殼公寓的年輕族群並非所謂的低端人口,他們都有一份不錯的工作,但就中國的金融系統而言則被視為予取予攜的「韮菜」。這群年青人一方面對外出征,經常要聲討那些被認為不愛國的人;另一方面要面對和承受這個極不平等和缺乏社會流動的體制。除蛋殼公寓的苦主外,如李克強所言,中國還有六億人每月收入只有一千元人民幣。黨國體制最重要是底層有一群任勞任怨的韮菜,就像蛋殼公寓的受害者一樣。從天安門事件作為分界點,中國大概可以分成四個世代,第一個是在新中國建國之後出生的「紅衛兵世代」,薄熙來和習近平都是這個時代的代表,人格形成時剛好在文革的世代。第二個是「天安門世代」,經歷了改革開放前十年的時代,對於西方普世價值有嚮往,並認為中國還需要繼續改革。第三個是「經濟機會主義者」的世代,經濟機會開放,政治機會限縮。第四個世代則是網路管制開始發揮效應,黨國用防火牆來擋住外面的資訊,透過教育制度轉化年輕人思想,造成年青人開始自我審查。因此面對困境時,年青人仍然相信黨國的說法。最後陳明祺老師引用中國前總理溫家寶在汶川地震後所提及的「多難興邦」的說法,所以韮菜的災難都是為了中國興起。

 

林宗弘老師:中國大陸的內捲化趨勢
林宗弘老師以香港問題來說明治理「內捲化」,他先提到「內捲」一詞的起源,引用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對民國初年黨國體制的研究1 ,指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為了增加國家能力,需要掠奪人民才能生出公共財,可是掠奪又引起了更多的不滿,最後引致自己被推翻。林宗弘老師認為這兩年香港的形勢是一個內捲化和非意圖性的結果,而不是一個意圖性的結果。中港兩地政府愈希望掌握香港的情況,每一步的行動卻都朝向瓦解原初意圖達到結果的方向,最後只能用司法和鎮壓機器來打壓運動。鎮壓並不是中港政權一開始的打算,從陳同佳案到修訂逃犯條例時並沒有搞成這個局面的預期。2018年當香港社會運動陷入低潮期、學運領袖入獄、政府民望回升,這使中共認為正是擴張國家能力的時機,卻沒有想過香港社會的韌性如此強,在鎮壓的過程中進一步自我打擊,因此林宗弘老師強調不要高估中共的能力。在2020年11月美國大選期間,香港的內捲情況稍為緩和的同時,香港政府大規模搜捕民主派人士再開始新一波內捲化趨勢。他認為中共在香港的管治同盟正在被自己的政策打到垮掉,恒生指數在2018年年初達到最高峰,然後不斷下滑,加上許智峰事件,促使進一步的金融外逃。

 

黃兆年老師:如何反擊中國的重商主義
最後政大國發所的黃兆年老師的題目是中共的宣傳機器和對台統戰手法。承接吳介民老師談到中共在疫情期間的宣傳有三個方面,第一是直接施力,例如中國外交部的Twitter發文。第二對內部間接施力,包括內地的宣傳、外國媒體的在地協力者。第三是國際組織的協力者,像WHO總幹事譚德塞。從國際政治經濟方面來看,中國利用重商主義統合在地和國際層次的協力者來統戰。重商主義統戰的意思是塑造不平等的交流關係,意即中國利用西方民主體制、國際化下相對開放的經貿環境,透過自身的政策工具來建構一個相對封閉與相對開放之間的不對稱交流,包括商品、資本和資訊。中國不但從這個體系得到貿易順差,以及透過大外宣的輸出,創造世界各國對中國依賴局面的表象,形成美中爭霸的宣傳目的。在台灣國內對於中國透過各種管道輸出的商品、服務和資訊沒有嚴格的管制,例如中時和旺中媒體的報導。在許多情況下,中資沒有直接介入,可是可以透過親中的港商、台商和外資來收購、營運企業。以Tiktok為例,中國可以在自由世界裡營商和持股。另外,疫情中的假消息有很多來自中國。中國則以國內持續成長的消費市場作為籌碼,以國內的管制來限制國外的資本流入,或者交換條件。Google、Yahoo、迪士尼都是相關例子。
在國際組織方面,中國透過與開發中國家合作的跨國分工,例如「南南合作」和一帶一路,這些技術、投資、貸款和援助換取天然資源和這些國家的市場,塑造開發中國家對中國的依賴。最後透過在國際組織內一國一票的制度取得重要的職位,並重塑國際組織的遊戲規則。例如在人權論述上、在網絡主權上要求聯合國維持中立性,讓中國提倡的網絡主權論述得到體現。黃兆年老師認為在因應的部分需要破解中國統戰的重商主義基礎,不能簡單用自由主義來應對,所以要用民主國家之間共同利益的重商主義來對付中國的重商主義。自由世界國家應思考如何在中國的威脅下團結、對內基於自由主義價值彼此合作並形成防衛機制。機制的標準應建基於經濟互惠、人類安全,甚至進一步要求中國進入這個市場機制時解除經濟和政治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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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uara, Prasenjit, 1987. “State Involution: A Study of Local Finances in North China, 1911-1935”,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istory 29 (1),132-61.

(本紀錄由葉潤泰整理自2020年12月8日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中國研究工作坊演講內容,預計刊登於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第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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