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後疫情時代座談會
活動日期：2021年12月8日

發表人：
林宗弘（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古明君（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鄭志鵬（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傅文成（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新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黃琝戩（國防部上尉)
潘欣欣（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陳志柔（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兼所長)

紀錄人：
楊峻杰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於2021年12月8日順利舉辦「COVID-19後疫情時代座談會」，本次分別請到了七位專家學者，探討疫情對兩岸政治、社會所帶來的衝擊，以及政府治理模式的轉變。分別由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弘就「台灣COVID-19疫情的風險治理初探」；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古明君就「中國健康碼與疫情治理」；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鄭志鵬就「台灣口罩工具機國家隊的建立過程與其意涵」；國防大學新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傅文成就「中國對媒體輿論的操縱」；國防部上尉黃琝戩就「誰相信陰謀論」；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潘欣欣就「Public Opinion on Cross-Strait Agreements in Taiwan」；及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兼所長陳志柔就「中國後疫情時代的社會治理」為題分別引言，為與會來賓帶來精闢的分析。

台灣COVID-19疫情的風險治理初探
新冠疫情是人類近三十年來最大的一場災難，截自2021年底，有超過五百萬人染疫死亡。相對於他國的染疫人數，台灣防疫表現可謂相當優秀。林宗弘指出台灣的防疫與歷史機遇有很大的關聯。基於過去SARS的慘痛經歷，使《台灣傳染病防治法》大幅修改，強化台灣應對傳染病的能力。再加上兩岸的政治局勢緊張，造成當時從武漢來台的陸客團幾乎全面中斷，降低疫情傳播的可能性。
林宗弘表示，台灣的疫情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國境管制期」，由於台灣及早注意到中國出現不明傳染病，將疫情防堵在境外，使台灣防疫成功且有助於經濟成長。第二階段為「境內控制期」，由於變種病毒傳入，再加上社區防疫疲乏，導致本土疫情大爆發。
林宗弘以社會風險的概念，包含暴露度、脆弱度、韌性，來分析疫情變化的因素。並進一步指出，台灣的防疫成敗都和社會資本有關。當「個人社會資本」越高，人與人之間的社交活動就會越密切，這與防疫所需的社交距離、減少群聚相違背，「獅子王」群聚案就是顯著的例子。
林宗弘認為，社會資本也利於防疫的一面，研究發現民眾對政府、公民團體、醫療機構與科學的信任，這種「集體社會資本」可以增加民眾採取防疫行為的意願，例如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此外，社會的不平等也會衝擊到防疫，由於缺乏對社會底層的關注，導致萬華茶室、移工宿舍等場域受到忽視。

中國健康碼與疫情治理
在這次新冠疫情的防控中，部分學者開始提出威權政體具有防疫優勢，例如中國在疫情大爆發後，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就將疫情控制下來，並成功解決復產復工難題。而中國主要透過高壓手段與科技監控來達成，包括封城、封小區，建立「健康碼」機制，監控民眾是否有到過疫區、及是否與染疫者有接觸等，來計算出個人染疫風險，並限制其流動。
古明君指出，健康碼未必對疫情防控有效。由於健康碼是使用電信定位來判斷個人的接觸史，可能會因為定位不精確、技術失靈，導致誤判的可能性。有的人只因為搭車經過疫區，雖然完全沒有在疫區停留過，仍被判定為高風險族群，由此可知健康碼無法精準判斷真實的染疫風險。此外，健康碼的有效性也未經過實證研究，目前中國政府沒有提供相關數據，來驗證染疫者與健康碼所顯示的風險程度具有正相關。
古明君表示，以地理原則作為染疫風險區分容易導致地區歧視，並造成社會碎裂化。現行健康瑪的區分重點已經不是個人是否染疫，而是他從哪裡來。舉例來說，從武漢來的人基本上到哪都寸步難行。古明君強調，健康碼在中國的分區分級原則下，不僅無監督與制衡機制，也缺乏對工具有效性的確認。與其說健康碼是防疫的工具，不如說是一種統治工具。

台灣口罩工具機國家隊的建立過程與其意涵
口罩在台灣的防疫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疫情之初，口罩就成為防疫的戰略物資，在民眾的搶購之下，面臨嚴重的短缺問題。而台灣卻能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將國內口罩產量從原先日產188萬片，提升至日產2000萬片，究竟是怎麼做到的？
鄭志鵬指出，疫情前台灣有92.33%的口罩都從中國進口，大部分製作口罩機的廠商也都遷往中國生產，台灣僅剩下三間口罩工具機生產商，包括垕信、權和、長宏，三間公司月產量加總不到5台。但在政府號召以及工具機產業公會的協力下，40天內完成92條口罩機生產線，並將口罩機以附帶條件式贈與給口罩生產廠商，要求受捐贈廠商提供政府一定數量的口罩，此舉不僅增加廠商與政府合作的誘因，還能避免政府採購法的重重阻礙。
鄭志鵬認為，能成功動員並組織起口罩國家隊和台灣中小企業的「分散式工業化」生產網絡治理有關。「分散式工業化」（decentralized industrialization）是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獨特特徵，具體表現是中小企業製造商群聚於特定地理區域。這也讓口罩生產的上下游端能快速整合。此外，政府過去為了推動智慧機產業發展，與工具機產業公會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使國家與產業具有「鑲嵌自主性」的關係，也加速了公私協力的過程。
鄭志鵬強調，有別於中、日、韓政府直接要求大企業「製作口罩」的治理模式，甚至收購價格低於市場行情，導致廠商合作意願低及產量不足。台灣的「網絡導向」治理模式，搭配上中小企業的特色，成功解決了口罩生產難題。

中國對媒體輿論的操縱
在網路發達的現代，多數青年人取得資訊的管道是透過網路媒體，中國也不例外。在這次的疫情中，中國巧妙的利用傳播媒體來進行維穩，透過一些官媒的操作，讓原先批評國內政府的聲音可以被適當的轉移。傅文成透過蒐集微信、微博數百萬篇有關COVID-19的文章，來分析中國媒體是如何談論其他國家、訊息如何被傳遞、敘事的方式以及訊息如何出口到國外？
傅文成指出，這些媒體文章大部分將疫情的起源歸咎於美國，並形塑中國是受害者的形象。特別是在中國疫情較為嚴重的期間，這些訊息的散播更加頻繁。此外，中國更將港獨與病毒連結，宣傳COVID-19的病毒再怎麼厲害，也沒有港獨的病毒來的可怕。而這樣的訊息通常能在發文當下，吸引數十萬網民進行推文。
傅文成認為，這些首批推文者大多是假帳號，原因在於這些帳號的使用者暱稱都是亂碼，而且具有相似性。這些帳號能在發文的當下，不到三秒的時間就進行回覆，回覆內容也完全一致。傅文成表示，這些訊息的散播過程，通常由官媒跑第一棒，接續就會有假帳號、KOL（網紅、意見領袖）幫忙推文，在引起民眾的關注後，這些假帳號、KOL就會停止回應。很明顯的是政府在操弄輿論。
傅文成強調，這些媒體輿論的操縱主要用來洗腦國內民眾以及海外華人，但具體影響力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誰相信陰謀論
在疫情的不確定性之下，許多民眾感到恐慌，陰謀論甚囂塵上，有消息稱新冠疫情是生化武器、是為了建立威權政體、圖利利益團體或掩蓋經濟崩潰等，這些陰謀論不僅打擊民眾對政府的信任，還進一步影響到防疫政策的運行，像是疫苗施打率、是否配戴口罩等。黃琝戩表示，陰謀論的興盛程度可能與集體自戀感、思想開放程度、社會歸屬感有關。「集體自戀感」會導致群體框架，並進一步使群體排斥他人的批評，產生像是小粉紅、防疫模範生等群體。而思想開放程度則是影響民眾願不願意接受不同意見。最後，社會歸屬感則影響民眾願意接受哪個群體的說法，通常社會資本越低的民眾，越會相信陰謀論。
黃琝戩指出，在台灣的社會中，集體自戀感對於民眾是否相信陰謀論有正相關。思想開放程度則部分相關，思想開放程度高的人會比較相信生化武器的陰謀論，但較不相信是covid-19 是利益團體想要圖利，或是掩飾經濟崩潰。而社會歸屬感則無顯著的相關。
黃琝戩認為，即使是偏好民主的民眾，如果相信了陰謀論，就可能成為質疑民主者的攻擊標的，將不利於未來持續推廣民主價值。

Public Opinion on Cross-Strait Agreements in Taiwan
近年來，台灣社會對於是否與對岸簽署政治協議吵得沸沸揚揚，部分民眾擔心兩岸簽署和平協議後，台灣將完全被中國併吞。部分民眾則對美國的安全保障沒信心，認為台灣遲早會被中國統一，因此台灣應該把握當前優勢，盡早跟對岸進行談判。但究竟什麼樣的協議內容能被民眾接受？對此，潘欣欣設計了一套實驗，將各種可能的選項排列組合成一個協議，並透過網路民調來探討民眾的偏好。
潘欣欣指出，經研究顯示大部分民眾在意的是安全與主權而非經濟。當兩岸協議內容涉及到承認一中、不排除跟中國統一，民眾的接受度就大幅下降。反之，如果包含放棄武統、撤導彈、支持台灣參加WHO等內容，民眾的接受度就會大幅上升。而在對中國讓利部分，台灣僅願意用減少與美國軍武採購，換取中國安全保證。
潘欣欣表示，願意與中國簽署政治協議的民眾大多具有兩種特徵，第一是對美國安全承諾有疑慮，覺得中國比較有信用；第二是曾見證中國崛起的過程，特別是在1978年後出生的人。這些人通常認為經濟較為重要，或本身就有意願與中國統一。
潘欣欣強調，年齡、教育程度、國族與政黨認同，皆與民眾簽署兩岸政治協議的態度有關。而性別、地區、收入及是否與中國接觸過則較為無關。

中國後疫情時代的社會治理
中國近年來逐漸以「防控」取代「維穩」，透過整合公安、基層社區、公共衛生治理，並運用數位監控及跨部門取用資料，來達成一網打盡、寧錯不失。以防疫為例，只要在COVID-19確診者800公尺範圍內停留超過十分鐘，健康碼就會轉變成為紅色（依規定需就地進行隔離，並開展流行病學調查處置）。也就是說為了抓出一小撮潛在的感染者，政府寧願將一整群人一網打盡，這些無辜遭到匡列的民眾被稱作是「時空伴隨者」。
陳志柔指出，中國治理群眾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949～1976 年，主要靠積極份子幫忙監督人民；第二階段1977～1989年，社會控制弱化，開始出現大大小小的社會抗爭；第三階段1990～2012年，中國開始導入現代警察系統，但監控技術不成熟；第四階段2013至今，中國科技技術逐漸完善，並開始施行網格化管理，對社會管理做到滴水不漏。
陳志柔表示，過去的中國還具有小部分的社會空間與群眾自治，但隨著科技進步與治理現代化，中國已經可以做到直接監控民眾。例如透過雪亮工程app，網格員可以看社區所有攝像頭畫面，隨時監控社區居民。
陳志柔認為，現行的人口管理、實名登記、社會信用體系，主要都是為了進行人口分類和行為紀錄，而這樣的作法破壞了社會基礎的信任。陳志柔強調，在此次covid-19 疫情中，更是讓中國的監控合理化，進一步導致數字監控全面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