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日期：2022年5月11日
發佈日期：2022年7月19日
講者：梁啟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兼任講師）
紀錄人：戴寬懷（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2019以來在香港人民與香港政府的抗爭，不斷的示威遊行、逐步升級的暴力對抗、層出不窮的警察惡性事件，都讓全世界重新理解中國政府治理地方的新形態。梁啟智老師作為共同參與的這樣一個巨大的「反送中運動」的學者，面對運動結束後的諸多疑問，如「香港人為什麼突然變得那麼暴力？」、「為什麼警察可以這樣亂來？」、「為什麼香港的民主派人士沒有和中國大陸好好的溝通？」、「為什麼香港到今天還沒民主化？」等等，這些問題看似都來自於2019，但梁老師認為要追溯到更以前的歷史脈絡才能說明這些的改變。
　　梁老師在本篇演講中，以政治體制的變遷，從英國人說到2021的各種香港人對於政治體制的挑戰，企圖說明香港政治體制的崩解其實是一個幾十年的過程，其中有許多人有做不同的嘗試，但最後承諾和規則的改變說改就改，而背後的根本矛盾實際上是整個社會層面的、民主與政治的根本矛盾。

香港民主進程簡介
　　梁老師將香港的政治改革分為下列幾個階段：
　　1985前：沒有有意義的選舉
　　1985-1997：逐步的民主化
　　1997-1998：臨時立法會
　　1998-2004：跟從《基本法》
　　2005-2014：週期性的改革爭執
　　2015-2020：尋找出口
　　2021-：全面中央管制

● 1985-1997：逐步的民主化
       對於英國人治理香港時期的民主化中，其中有兩個迷思就是「英國人沒有給香港民主」、「香港人沒有向英國爭取民主」。梁老師首先談到香港的社會主體，由於國共內戰造成許多人逃來香港，因此當時的社會主體主要就是一幫害怕共產黨的人和他們的後代；而基於二戰後殖民地獨立的浪潮，英國也想過，給予香港人某種程度的自治，但中共建立政權後要求英國政府不要給香港人民主，他們害怕香港成為下一個新加坡，因此不給香港民主。這部分是有歷史資料作為佐證的，因此說「英國人沒有給香港民主」實際上是有待釐清的，而在1970年代香港的「火紅年代」，則代表了香港人對於社會議題的各種關注和政治表達，也成為後來民主化的基礎。來到1980年代，社會氛圍是一個英國即將離開，許多改變正要開始的氣氛，為了達到所謂的「港人治港」，許多團體開始有政治活動。
       但「港人治港」四個字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是沒有的，只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由當地人組成」，而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治港」的涵義，這些人是行政的角色還是決定的角色，並沒有說清楚；只有說國防和外交是由中央政府管理，其他的香港有最高自治權。
       梁老師提到，在今日回顧過去這段歷史時，大家會認為香港人想得太簡單，對中國來說，沒有什麼東西不是國防與外交，進而認為「當時的香港人太笨了」。但實際上需要考慮到當時的社會氛圍，80年代的中國的改革開放形成的一種「自由化」的思潮，大家會願意相信中國會慢慢改革、現代化，所以願意相信香港會在對中關係上有一定的自治權。此外，換一個層次的話，梁老師也提到，香港人在討論香港未來的會議中，被中國說沒有資格參與，所以很難說明，中英聯合聲明和後續香港未來發展的討論中，當時香港人究竟是否過於樂觀，才造成今日的後果。
        而在「回歸」中，港英政府的安排是1982年開始有首次區議會選舉，大家開始學習如何選舉、投票，直到1985年才出現第一次的反對派，而1988年為了1997年的回歸就開始爭取普選。但由於中國和英國的約定，1988年沒有直選，而要到1991年才會有第一次的立法機關直接選舉，這次的選舉也是1989年後第一次的民主派大勝，也讓大家形成「民主抗共」的想法。而1995年的選舉，更是歷史以來唯一一次的民主派過半，但中國政府不允許這樣的結果，於1997年的7月1日就取消了這個立法局而成立臨時立法會取代。
       思考港英政府時期的政治體制和民主化時，香港人當時確實有爭取民主，但多半考慮的是1997年以後的，高度抽象的民主。當時中國政府在回歸前後說的最多的就是「繁榮穩定」，以回應香港人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恐懼，而香港人當時的想像可能認為香港雖然沒有民主但有自由和法治，這些事後想來有問題的設定，在當時可能就已經是被認為是很好的方案。

● 1997到2014：從基本法到爭取普選
        而1997年後的香港是否有更民主，從行政權來看中國已經可以決定誰當特首，立法機關更換了選舉方式使得管制更加容易，而這些其實都是民主的倒退，除此之外還包含不公平的競選、針對候選人的暴力、非定期的選舉、通過提名使得投票變成記名投票等等，甚至還包含候選人資格的取消，都讓我們看到選舉在香港回歸的實際操作上民主的倒退。
        而按基本法的規定，第45條規定香港的行政長官最終普選產生，68條又規定香港的立法會最終普選產生。因此，普選對於香港人來說是一個承諾，但基本法只有說明頭兩屆的競選方法，並沒有說明後面如何普選。而2003年50萬人的七一遊行又讓北京相當沒面子，因此2004年後對於基本法有了更多的政治改革和新的理解。從2005年後就開始了周期性的改革爭執以爭取普選，但2005年香港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提出的《香港政制發展第五號報告書》被認為改得太小，因此民主派不同意這個方案；再過五年後，2010年中國政府給出了有時間表的改革方案：《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香港的民主派也就分裂為兩派，一派認為應該先建立互信關係，另一派則是不相信這樣的改革承諾，從中國來看的話是成功的政治改革，改了一點點的選舉方法。

● 2015到2020  破局：尋找出口
　　2014年8月31日的「831決定」認為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但要經過一個提名委員會，因此提名委員會就決定了選舉的公正性，但大家並不承認這個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才會爆發2014年的佔中運動和後續的雨傘革命。也因為佔領運動，使得民主派沒人敢去和中國談判，團結了民主派。但要求中央政府收回決定以外，對於如何實施普選，依然沒有出路。
　　因此才會有2019年的事件爆發，做為一個「破局」，希望能找到政治改革的出口。由於2019年大家重新認識到過去沒有積極投票的區議會選舉，如果重新取得半數的民主派，可能就可以影響選舉委員會，使得中國政府願意談判。但這個想法的後果就是2021年中國直接改變遊戲規則，讓功能組別的計算方式由教授改成校長、會計改成老闆，人數變少相對好控制；除此之外更直接新增了一個界別，直接受中國控制，更加上國家安全的審查。
　　香港的爭取民主化的過程就是在不利於香港人的遊戲規則中持續地去玩這個遊戲，但終有一天找到一個方法可以在這個對香港人不利的遊戲規則中爭取到一點東西，然後中國政府就會把這個規則給改了，這就是2021年發生的事情。而這帶來的後果就是民主派翻盤的可能性從理論上的可能變成完全不可能。另一個後果則是，行政官員變成忠誠的廢物，建制派永遠當選的情況下，這個人的忠誠比能力重要，而這個問題和政府認授性的問題不但沒有通過改革解決反而變得更嚴重。
        而2021年的直接選舉，就直接被壓縮到一個很小的部分，2022年5月8日結束的特首選舉，梁啟智老師認為這根本不應該被視為是一個選舉，在上一次的選舉中，儘管當選的是少數民意支持的特首，但起碼還有人與之競爭，但這次的李家超完全沒有，令人難以接受。

從體制內到體制外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從體制內走到體制外是一個很失望的過程。從體制內，以為可以透過各種各樣的狀況希望在體制內爭取到民主，退一步進兩步，最後每當快到終點站的時候，門就被反鎖了。
        梁啟智老師也從司法、公民社會、公共媒體等不同的發聲管道的逐步限縮，說明社會的不滿在2010年後不但沒有進入政治進程，更嚴重的轉化為中港矛盾，由於政治上的困局使得發聲的管道沒有了，沒辦法透過體制內的改革來改變，因此逐漸走向體制外，過去的和理非也就變得勇武。

警察與抗爭的極端化
        梁啟智老師說明到，原先香港抗爭和警察的關係不是那麼糟糕的，2014的占領運動，大家認為警察也是在打工，並沒有特別攻擊警察。但後來警察與黑幫有勾結，允許黑幫去打抗爭人等等，不滿就開始出現，但還不是特別強。一直到2016年當時有人追打警察，社會上對此的討論是分裂的，還是有人認為應該遵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規範；但到2019年在這件事情的討論上就已經不會分裂，並不會特別要求說打警察是不對的。而這樣的結果也使得中國的自由派喪失對香港的同情，但他們沒有看到的是在2019的下半年警察毫無規管的權力擴張、暴力，才會使得抗爭武力逐漸增加。
        從數據上梁老師也參與了中文大學和民意研究所做的兩項民意調查，在2019年的調查中，「一定要堅持和理非」的選項，從六月到九月就從65%下降到一半以下；「誰在用過分的武力」的回答也是警察佔57%，示威者佔21%。甚至認為不要打警察的調查佔比比不要破壞地鐵等公共設施的佔比還少。
        梁啟智老師自身也在參與當時中文大學的抗爭協調，叫校長出來和警察談判，也說明到老師在這麼強烈的不滿下是難以讓學生停下來的。
        而在非暴力的相關文獻上，梁老師認為許多的討論過去學術界就有發表，並特別提到了兩篇文章，一個是沈旭暉於2011年所寫的《八月飛霜 如何再造和平理性的土壤？》說明到和平理性非暴力需要社會對於專業、行政中立、科學的相信；第二篇是羅永生於2014年寫的《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說明到香港後殖民的主體性問題無法逃避，沒有基礎的和理非當遇到挑戰就會爆發問題。

一國兩制的兩種解讀，民主化的不可能
        面對到香港與中國的關係，最重要的矛盾是兩種對於一國兩制的解讀，中國認為香港先是中國的一部份，再來才有與中國不同的政治制度，但依舊受中國管轄；但香港多半是認為因為有兩制，所以才容許有一國的可能。
        而梁啟智也對於香港政府的能力提出一個問題：「香港政府沒有管制能力，是一個失誤還是設計原意？」並分析說，如果香港政府若太有能，對中國政府反而是一個麻煩。1997年前有一個想法，中國是不可能希望香港失敗的，香港在1997年前是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假如97年後香港失敗，中國會很沒面子，所以大家對97年後有一個不理性的樂觀。過了25年，如今香港的失敗對於中共是一個很好的宣傳機會，如今香港的不成功可以說明中國體制的優越性。所以香港越失敗，管制可能越有用，從媒體上我們可以看到，1997到2012中國的媒體說香港都是好的，2012年後說香港都是壞的，因為香港人爭取民主，所以不能說得太好，如果說得不好，香港所有民主化的作為都像是打了一個疫苗，可以把所有的問題怪罪於爭取民主，香港的民主化就不會影響到中國。
        因此香港政府與中國的中央政府的關係，在體制上，一國兩制不被大家相信，也不受香港人的制約；實際的政治運作上，香港政府不受人民監管，行政、立法、司法相互掣肘，形成無能的地方政府，最後結果就是有能的中央政府接管這些能力，形成不平衡的央地關係治理模式。梁啟智認為，現今香港的政治體制是把所有權力集中在行政長官手上，然後中央政府再藉由控制特首把權力拿走。所以今天有很多關於特首施政能力和風格的討論，梁老師認為，特首的功能就是沒有功能，他的能力在於沒有能力，所以中央政府可以更好的把它架空，直接治理香港。如果我們將一國兩制以中央和地方關係的分權問題來看，專制的社會要如何討論中央與地方分權？
       在既有的中央與地方政府關係的討論中，很多政治學者已經提過，理解央地關係的要點在於：一，地方政府的地位和權力來源，但香港並沒有相關的規範；二是地方政府的組成，但香港連主要官員都要中央任命；三，全國政治的參與，但在香港沒有辦法去對習近平投票；四，最重要的一點，如果出現矛盾如何處理，香港不敢否定全國人大的決議，因為軍隊是中國的；最後一點，權力如何分配，但分權也取決於前四點。可以看到香港政府相對於中央政府幾乎沒有任何政治權力，也又無法維持既有的一國兩制，更難說後面民主化的可能。
        而梁啟智也用2019年3月林鄭月娥的話為香港政府做總結，「香港政府跟他僅有3萬警力，其他什麼也沒有」，說明其合法性完全建立於暴力之上；而香港的問題也就是中國的問題，在反送中運動後的抗爭就變成更生活化的層次，另外也有將近30萬人口離開，過去不需要強調自己是香港人如今在國外也會需要活動來建立屬於離散港人的認同。
 

總結
        演講的最後梁老師重新總結，他認為體制的倒下是通過幾十年的過程逐漸倒下，香港人從體制內到體制外逐漸爭取民主，但實際上就是發聲管道逐漸縮小，在嘗試所有可能後，最後走向體制外的抗爭。而背後的矛盾在於一旦政府、軍隊不是屬於國家的、法律條文都是北京的人民大會堂才有最後解釋權，他們一句話改變，下面政治體制全都會變的話，所有的改革都難以推行，什麼東西都說不下去。
        梁老師最後也分享他在台灣的感慨：
        幾天前我在網上看見，台灣的蘋果日報，下面有些評論，為什麼一天到晚要批評中國、為什麼要把關係弄得那麼緊張、為什麼不能好好的安居樂業，作為一個香港人，看到這句話感受特別深，過去香港這幾十年從自由變得不自由，從有限民主變的不民主，從有限的法治變得沒有法治，這個過程裡面就告訴大家一點，不理會政治結構的安居樂業他存在嗎？有可能嗎？我想香港已經為大家示範過一次。而這個故事不只關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