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台灣移地學習系列

中國透過宗教組織影響台灣選舉的量化分析
受訪者：佘健源（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田野時間：2021年11月24日  上午09：00~11：30
田野地：捌邸樓（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 46-1 號）
撰稿人：高翔煜（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佘健源教授來自經濟學領域，透過其量化研究專業，對難以捉摸的政治與文化現象進行數據分析。近年佘健源教授常與劉玉皙教授合作，於媒體領域對公共經濟學、文化經濟學與實證個體經濟學等領域進行專業且快速的分析。本次田野訪談，主要圍繞於「中國因素」大框架下，了解兩股長期作用的民間交流力量—「觀光旅遊」與「宗教信仰」—在歷屆地方／中央選舉的投票決策影響與分佈。企圖以數據面的統計，對分佈於高雄各地的旅宿業者、觀光景點，以及宮廟進行「染紅」轉換為「投票傾向」的相關性理解。

量化韓流－中國因素如何影響台灣選舉？

        「韓流」在2018年時席捲台灣地方縣市大選，「韓流」為何出現？如何影響選民狂熱支持？目前在學界的研究內容尚少。而對佘健源教授而言，與其把焦點放在作為政治參與者面對不同陣營的勝選時「崩潰」，起而行或許才是較為重要的行動。正巧彼時，來自經濟學背景的佘健源教授遇上來自社會學界，現職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卞中佩。而後才與劉玉皙教授一同於端傳媒發布較為全面的深度文章。¹

        在選戰進行地如火如荼之際，佘健源教授便注意到，本來在其家鄉哈瑪星（西子灣周邊）地區，本來數十年來偏向深綠、傾向支持民進黨的選區，開始出現以往在眷村地區才有的中華民國國旗等符碼。他特別指出，在選舉期間，該地區的主要宮廟「青雲宮」本身主委是民進黨籍市議員，卻也在選戰時有不少廟裡的人士，揮舞原屬藍營符碼的中華民國國旗，為韓國瑜搖旗吶喊。作為在地協力網絡重要結點的宮廟，本就是選舉時接觸頭人與在地社群的重要場域。然而為何會在2018年發展出不同的選舉參與風氣？

        對此，幾種在選戰結束，韓國瑜正式當上高雄市長時，對於選舉時宮廟領域「拔樁」成功，出現以下四種因素論述：第一，來自宗教團體基本法，對於台灣中南部諸多宮廟形成的利益結構產生壓力，最終雖未通過，但可能已經影響既有傳統民進黨支持者；第二，在那陣子，中央對於環保有相關政策，因而產生宮廟界的「滅香爭議」²。第三，由於2018年地方大選為公投法修法後首次全國性大選，彼時諸多社會議題與社會運動在公投議案上進行攻防，特別於宗教領域造成爭議的屬同婚公投，基督教的動員也與宮廟聯盟，以致民進黨傳統可以合作的宗教協力者全身翻盤。最後，則是強調宮廟已經在近十年的兩岸交流中染紅，在文化與經濟交流下，投票傾向已經被中國因素扭轉。

       如果詳加分析韓國瑜市長選戰支持者所在村里狀況，我們可以將其於媒體上被形塑一股草根活力的、拚經濟的形象進行連結，相對社經地位、學歷較低的區域，韓國瑜的支持度皆有提高。然而依然有研究指出，2018年公投的最能夠解釋公投得票率在各地區的分佈是政黨傾向。究竟「宮廟染紅」是否與政黨支持率有所關聯？作為中國影響台灣選舉的一大因素，是否成功反映在政黨的得票率上？以此為問題出發點，佘健源教授進行了對於宮廟類型的比對與統計分析。

宮廟如何染紅？－外國干預選舉的兩岸特殊案例

        「外國干預選舉」的學術討論與關注首先來自國際關係與情報研究。起點是CIA在冷戰時代，針對各個國家的選舉干預個案討論。有段時間，西方學界討論是否能夠將這樣的影響能量轉移至共產與前共產國家，然而在民主衰退的浪潮之後，「外國干預選舉」反而成了民主政體維繫自身政治社會運作的挑戰點。2016年川普當選時，就有不少針對俄羅斯干預美國選舉的懷疑，到了2020，這個影響者則變成與美國展開貿易戰的川普。

        自1996年台灣開放民選總統後，「中國因素」一直是個歷久不衰的重要選舉參與者。從明確的軍事恫嚇，到候選人與政黨的合作關係，再到民間交流與文化統戰等不同手段在台灣社會各地深化，此議題日益重要。而「外國干預選舉」個案多、普遍性影響的研究案例卻相對較少，對文化現象裏隱藏的痕跡，則可透過幾組資料關係分析。

        首先，佘健源教授將高雄市內的媽祖廟依照成立與形成祭祀圈的時間進行分類。「老廟」為工業化開始前便存在的聚落，具有百年以上的開基歷史。除了建廟歷史，具有特殊姓氏、庄頭地區限制作為董事會、管理委員會參與條件者，本身也會被當作「老廟」；相對應的「新廟」則是在工業化之後，在台灣島內移民，形成的新聚落，可能來自嘉義、台南、澎湖或屏東等地。這些移民會分靈原鄉的老廟來到高雄，形成新的聚落與祭祀圈關係，由於大多建造在都會地區，因此也被稱為「都會廟」。「舊廟」與「都會廟」不同的建立途徑，致使兩邊鞏固信眾的需求不同。類似於美國「Urban Church」概念所在地不同的時候，組成成分不同，產生不同的擴張策略。

        而如何證明「宮廟染紅」是韓國瑜選贏的關鍵？理論上，於上述的媽祖廟為中心，應該可以看見周邊社區投票傾向韓國瑜；而2015年起，中共中央對台灣政策有「
向南移向下沉」的方向，如果統戰政策成功，則證明比對在此時間點前後，在親中候選人的投票表現應該有所移轉。為回應上述兩點， 首先針對宮廟的分佈密度進行計算，佘健源教授從各里的廟宇數目，除以各里面積得出廟宇密度，在完成模型後，分別調整圓周距離辨認影響係數，也針對媽祖廟周邊狀況進行空間回饋處理；至於政黨傾向，佘健源教授先去除小黨等因素，透過民進黨得票數、國民黨得票數、未投票人數計算出「絕對得票率」。將國民黨「絕對得票率」除以棄權比例的相對大小，與媽祖廟及相關變因有關。經過設計，每個里基本就有兩個觀察者，一個是國民黨的變動，一個是民進黨的變動。最終每里合成一個式子，國民黨一個觀察尺，民進黨一個觀察尺，觀察民進黨觀察尺跟國民黨之間的變動。若宮廟染紅真的在選戰起了關鍵性作用，則在媽祖廟密度比較高的話，投給國民黨的機會也會跟著變高。

統戰投資成功？－從空間回歸實證宮廟染紅的催票情況

        由於橫斷面的觀察，並無法顯著看出「宮廟染紅」的進展或衰退情況，故在分析數據時，佘健源教授採用2014、2018、2020三個年度進行對照，觀察變動。2018年與2014年時，數值為負，但到2020年時，反而媽祖廟染紅的情況更加明顯。透過對於周邊相關里的空間關聯進行分析，數據顯示，在媽祖廟周邊真的傾向去投國民黨而不投民進黨。尤其在不投民進黨這個現象，2018與2020年都有發生。

        回到一開始的討論，宮廟作為樁腳被拔樁，是否是韓國瑜勝選的原因？同時間也可以透過同一份研究分析，其他主神廟宇與媽祖廟，在數據上是否呈現一樣的分佈。事實上，宮廟社群對投票給國民黨的傾向不若媽祖廟明顯，從統計數據上來看，每個里大約差距只有十多票，對於整個選舉結果的影響也不若討論聲量高。針對媽祖廟部分進行細分，也會發現舊廟跟都會廟因為信眾穩固程度不同，亦有不同的經營策略。後來佘健源教授在進行訪談時也觀察到，傳統農村時代延續的廟如五甲龍成宮等，並不需要進行過多與中國的交流，依然可以維持廟務穩定與信眾香火。而新的廟為了完成「招生問題」，需要有更多花招，如從湄洲祖廟獲得的神諭，或者許多形式的活動。因此，如果將特定的宗教交流視為統戰的環節，媽祖廟本身是重要的協力者之一，特別在都會型媽祖廟之中，但並不是選舉關鍵。

        至於這個研究方式是否擁有普遍擴散至全台的可能，在此佘健源教授表示，台中部分有執行過，但選舉本身不具有顯著性，可能是兩岸媽祖交流早已展開，且主要在中部的媽祖廟開始，因此無法透過這幾次選舉進行觀察；至於台南則因為村里整併問題複雜，資料斷裂處理不易。

 

當陸客不來了－從空間回歸剖析觀光統戰成效

        關於透過村里資料分析中國影響力在台灣選舉影響成效，除了文化交流，2008年後中國大陸旅客來台觀光（以下稱陸客觀光）亦是佘健源教授探討的議題。在過去便有論述指出，表示透過交流，兩岸人民即可諒解差異，化解歧異，促進和解，創造台灣人欽慕中國等正面效應。研究亦有提到媽祖外交可以協助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交流，創造新政治氛圍的可能，並提出一個問題—若實際上陸客觀光的影響力真的如此巨大，中國大陸政府是否能夠在欲完成政治目的時，運用觀光客對台灣選舉進行操縱？

    對選舉結果的分析，資料一樣來自歷年選舉結果，透過2018年以前至2010年的相互比較，了解在陸客觀光人次個別多與少時，對於選舉結果的影響。針對不同的地區與產業分布，佘健源教授假設，第一，由於鄰近觀光景點，同國立中山大學一般，擁有大量觀光客與遊覽車到來的外部問題，因討厭陸客，下降支持國民黨的得票率；第二，旅宿業者周邊，因為觀光客經濟收益而取得支持。

    選舉結果顯示，2010至2014年兩次大選，在空間關聯係數的統計顯著性（P value）表現出明確顯著的反應－假設這個里本身，來很多陸客，不會改變這個里的投票傾向。可是他旁邊的里如過來了很多陸客，會改變他得投票傾向變得比較支持民進黨。

    在此個案，統計數據成功支持假設，在觀光理論亦有提到觀光客的外部性問題，即便在2016年蔡英文政府上任後，中國觀光客來台數量時受政策打壓，有諸多業者與連帶協作者表達抗議與不滿，但在投票的情況下我們能看出，多數生活受到影響者可能會表達出沈默者的傾向。

 

選票分析的現實－中國因素不是致命關鍵

        綜合「中國因素」包山包海卻難以捉摸的特性，這兩個主要場域的量化分析，除了用來說明最終影響選民投票的轉換能量外，也可以讓兩黨對抗，而對外國干預選舉過度放大的輿論環境進行反思。

        然而，中國因素究竟是不是韓流獲得勝利的關鍵？

        實際上，在選舉資料中，我們能看見，韓國瑜的得票在教育程度相對低的村里較高。同政治經濟學界對公共選擇流派表現，選民並無太多心力進行政策的查閱與思考，韓國瑜的簡單語句，對於選民提供簡單直觀的選擇。至於民進黨為何敗選？其他研究指出，出現治水工程的地方，民進黨得票率比較高，而到了一階輕軌時，沿線居民一面倒的全面反對民進黨，民進黨得票率衰退3%，國民黨成長4％。

        總結而言，地方選舉縱然有盤根錯節的地方勢力、派系壓力與人情社會網絡，且以文化、宗教或家族等形式連結，但「宗教統戰」作為一種具媒體聲量、深受討論的「中國因素」，在深入地方的同時，並不代表具有對地方選舉的高度影響力。對選民的投票決策而言，務實的地方建設、民生問題，在本次的研究經驗中，還是優先因素，把中國因素膨脹過頭，除了忽略到內部問題，更可能造成錯誤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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