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日期：2022年6月10日 (線上演講)
發佈日期：2022年10月24日
講者：陳健民（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訪問教授）

長期為香港爭取民主的陳健民教授，於 2022 年 6 月 10 號受邀至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演講，他將用他獨有的視覺，與我們分享他對香港民主運動的看法，並以美國政治學者Samuel P.Huntington提出的民主化的三條路徑理論，來做為本場演講的開端。

民主化的三條路徑理論
        Huntington觀察了20世紀後期全球多個地方的第三波民主化進程，總結出主要有三條路徑：首先是從上而下的transformations（轉型），由體制內支持改革的持份者帶動國家的制度改革；其次是從下而上的replacements（取代），由於體制內的改革力量非常薄弱，需由體制外的反對力量以革命形式推翻政權；最後的transplacements是前兩者的結合，其民主化過程是依賴兩種上下互動的力量進行。Huntington在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過程中，發現非常少國家是單純倚賴革命進行民主化，更多的是改革或兩者結合的transplacements模式。而陳健民教授在這套理論中，比較看重的是transplacements（模式）的民主化。
        用這套理論看香港的情況，發現多年來體制內的改革力量都非常薄弱。殖民地年代，只有兩位港督嘗試推動香港的民主化：港督楊慕琦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提出在香港成立一個中等議會處理社區事務，作為民主改革的起步。中國共產黨上台後，鑒於局勢不太穩定才取消了這個構想。而末代港督彭定康也曾經想把香港推向民主化，不過受到中共強烈反對。陳教授認為，彭定康有這個想法，是因為不想把香港交給在 1989 年曾經進行暴力鎮壓的政權手中，再者，彭定康也看到 90 年代蘇聯及東歐共產陣營（蘇東波）的崩潰，認為民主終將迎來最後勝利。因此，在民主浪潮下，彭定康最終還是不顧中共反對，為香港進行民主改革。最後，由於回歸時中共還沒有倒台，1997 年 7 月 1 日後，香港又回到了中共所設計的政治體制中。
        香港被規限回歸的頭 10 年都不能進行普選，但這同時暗示著 2007 年後香港至少有普選的可能性。香港第二任特首曾蔭權對香港民主改革是比較開放的，陳教授雖然認為曾蔭權自身對民主沒有興趣，但看到香港人對民主的渴求，還是想對此做點回應。在回歸後的體制內，曾蔭權可能是唯一一位願意協助香港民主派跟北京進行溝通的特首。在他的任內，2012 年北京終於承諾香港在 2017 年將可以進行特首普選，但普選究竟是什麼？中共卻從來都沒有說清楚。

在體制內的改革力量如此薄弱之下，香港體制外的反對派情況會是怎樣？
        反對派內部一直存在着很多爭論，是溫和民主派主張的循序漸進式，還是激進派爭取的更快能達致普選？2017年的普選，究竟應該按照基本法框架規定設提名委員會，並盡量爭取委員會的民主化，還是爭取更民主的公民提名？兩派對這些問題始終爭論不休。2014年雨傘運動後，溫和路線漸漸成為過去，很多年輕人認為，以循序漸進式的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爭取民主，已被驗證是失敗的。如陳教授這些「民主回歸派」（既接受回歸，也爭取民主）已經沒有市場，年青一代慢慢認為要「勇武」，更要「本土」。但雨傘運動後，民眾發現溫和力量既沒有用，激進方法也不能改變局勢，整個香港社會為此變得非常沮喪。
        陳健民教授分三部分詳述香港民主運動的不同階段：動員方式、抗爭策略、身份建構。

動員方式
        早期是以「統一領導」的方式動員。 1986 年，香港進行了第一次民主運動，希望爭取 1988 年立法會選舉部份議席由普選產生。陳教授當時正坐在台下進行碩士論文研究，台上的「主席台」坐著不同的公民社會代表，有來自政治團體、工會以及壓力團體的。講者輪流發表被審查過的發言稿，整體安排很像北京的人大、政協會議。當時主要的組織者是司徒華先生，他是香港最大單一職業工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的創辦人，早年曾經嘗試加入中國共產黨，雖然不成功但學到了中共的組織方法，隨後用在推動香港的民主運動上。
        下一階段的 2014 年雨傘運動雖然還是有「大台」，但已經不是統一的。運動前期階段包括陳教授在內的「佔中三子」，在 2013 年間用一年多的時間到不同社區演講、深入民間，走到學校、教會、商會辦商討日，引領市民討論「香港為什麼需要一個真正的普選？」、如何用「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手法爭取？還舉辦了跟街友對話的活動，務求有更多的市民參與。後來更進行了對不同普選方案的民間公投，最後在網絡攻勢之下，有 80 萬人透過網絡及實體票站參與公投。最後觸發雨傘運動，是由學生發動罷課，繼而佔領政府總部外的廣場引致的。隨着警察使用胡椒噴霧驅趕，更多的市民走到廣場支持學生，佔中三子需要提前宣布「佔領中環」。雨傘運動是由佔中三子及學生兩股力量結合催生而成的，但整個運動應如何走下去？要跟政府談判嗎？應該談判一次或更多？談判不成功應該退場嗎？陳教授回憶在79天的佔領運動中當有很多的爭論及分裂發生，「大台」是非常搖擺的，新世代已誕生。
        2019 年，由逃犯條例立法引起的反送中運動，更達至沒有「大台」的 be water（如水）式抗爭。若仔細研究的話，每個社群當中還是有很多分散的「細台」存在，但沒有統一領導。此時動員方式，已不需要面對面形式的商討日，只需要互聯網上的討論區—「連登」（註：如台灣的ptt、Dcard）。「連登」作為平台連結了許多的年輕人，大家在上面討論運動策略、動員、籌款，曾經於一小時內籌得 100 萬美金，在外國媒體上登廣告。
        這場抗議中也出現生活中的抗爭以公共房屋（台灣的國宅）為主的生活社區，取代傳統有政治意涵的地區，市民穿著拖鞋跟警察對峙。從前只有買賣關係在內的高級商場，也頓然成了可作抗爭的公共領域，OL會在午飯時間走商業空間參與「和你lunch」， 唱歌、叫口號、討論運動方向，甚至跟警察爭吵完就回去辦公室上班。 2019 年的香港，把生活、工作、購物空間都變成抗爭領域，全因在互聯網上的動員力量非常強大。但這模式還是有其致命缺點：沒有「大台」作談判對象，運動便沒有妥協的可能性。

抗爭策略
        早期的民主運動，主要是舉辦合法的集會、遊行，群眾於每年六四紀念日坐在距離政府總部幾公里外的維多利亞公園集會，但這樣的反抗，坐在政總內的高官根本感受不到。2003 年也進行了有 50 萬人參與的反廿三條遊行，香港人一直堅持著合法、和平的示威行動。
        到雨傘運動階段，已演化成用違法的公民不服從運動爭取民主，可分為兩個版本，「公民抗命 1.0」是由佔中三子團隊提倡，以非暴力的違法手段爭取民主，並接受法律後果。這傳統的公民抗命手段來自十九世紀中美國哈佛大學畢業生Henry Thoreau的倡議，以不交稅的手段反對美國跟墨西哥開戰及奴隸制度，務求喚起大眾反省社會不公。當雨傘運動爆發後，學生領袖不完全同意佔中三子的手法，他們同意非暴力，但認為不應對被捕不反抗。因此以身體或鐵馬堵路，阻止警察進行拘捕行動，兩者短兵相接時，則舉起雙手表達自己是非暴力的。坐牢是「公民抗命 1.0」過程之一，務求喚起香港人思考：怎樣的社會讓大學學者或牧師需要坐牢？學生則不認同坐以待斃，演變出「公民抗命 2.0」。還有少部份「勇武派」主張使用更進一步的暴力，但未成主流，當時在佔領區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50-60％受訪者認為學生是領導運動者；30％認為是佔中三子；約10％則認為是「勇武派」領導運動。
        2016 年，發生了一場小規模，全由勇武派主導的「魚蛋革命」衝突，主張本土的港大學生梁天琦帶領年輕人在旺角街頭與警察發生衝突，目的是捍衛小販在農曆新年期間擺賣的權利，因此衝突以香港著名小吃魚蛋命名。當時社會仍未完全接受勇武抗爭的手法，因此只有數百人參與。
        來到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吸收了之前民主陣營內分裂的教訓，策略上已進化到「和勇不分」。「和」即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和理非」，他們會籌款登報紙廣告、在學校外與街頭舉辦手拉手的「人鏈活動」等等；「勇」則是「勇武派」，會以暴力跟警察對抗、破壞紅色資本商店等等，各人以自己可承受的能力進行抗爭。當時的民意調查顯示，雖然有 40％ 受訪者認為示威者使用過度武力，但同時有 55％ 對他們表示不支持但可理解，更有71％受訪者認為警察更暴力，政府應負責任。可見香港人認為應以甚麼策略爭取民主，已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身份建構
        早期的「民主回歸派」會在海報標語上寫著「我愛中國、我愛香港、我愛民主」，強調自己的中國人身份。自 1989 年後，每年籌辦六四燭光晚會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名字當中也有「愛國」兩字。愛國是他們重要理念之一，不接受中英簽下的不平等條約，也不接受獨裁政權管治，因此他們期望民主地回歸中國，是為「民主回歸派」。
        雨傘運動失敗時，「民主回歸派」已走到盡頭。陳教授坦言他們當時希望中共維持一國兩制承諾最終普選，但運動失敗後，發現對中共而言，爭取民主就是把香港變成政治實體，跟港獨沒分別，甚至將溫和、勇武派都視為港獨份子。陳教授分析中共這策略，是在中、港之間建立「防火牆」，把所有香港爭取民主的人都打成港獨、暴力，不應支持，從而希望中國人不要支持香港人，更不要影響中國民心。雨傘運動後，標語上漸漸出現由廣東話口語寫成的「我哋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我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港人的本土意識在傘後快速冒起。
       本土意識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更是全面被高舉，「Hong Kong is not China」口號隨處可見，表達香港不屬於中國的意思。2020 年的六四晚會被警方以疫情為由取消，民間自發在社區各處進行悼念活動，陳教授也到了自己居住地方附近的集會觀察。從前只是「大中華膠」（抱持大中華理念的人）才會去六四晚會，散落社區後發現很多年輕人在叫港獨口號，六四晚會頓然成了他們的平台。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在他作品《反抗的共同體》的封面寫著「香港人以一個夏天推進了一個時代」，本土身份短時間內冒起，改變了世代。
        數據也反映了這事實，香港人從前雖也有本土意識與香港人的認同，但同時對被認為是中國人也沒有反感。從回歸到雨傘運動期間，港人身份認同都處於這種含糊的狀態。雨傘運動後，兩種身份才漸漸呈現矛盾對立狀態。2014 年，年輕人的港人認同更達至 75％，而中國人認同僅剩 16％，對照一般人的港人認同只有 53％，中國人認同則為 31％。陳教授指出，人的身份認同不會是十分清楚的，甚至會因應不同場合而選擇不同身份。雖然 2019 年後香港人身份被高舉，民調顯示一般市民的香港人認同已升至高於 70％，但不代表香港人支持港獨，反對的高達 67％，支持僅 14％。應如何理解港人如此高的本土意識卻反對港獨？民調沒有提供原因，陳教授建議大家可一起思考，是基於恐懼怕表態後被追咎？實務考慮？還是怕港獨引起爭論把運動分裂？

後反送中運動時期
        此時香港出現了全面鎮壓，1 萬人被捕、2800 人被起訴，其中 40％ 為年輕人。對比 1989 年，中共在全中國才抓1萬人，小小的香港現已追上了。2020 年 7 月，香港更實施了從中國直接引進的國家安全法（國安法），其中大規模的拘捕有 47 人初選案，被捕者們被指控參與由戴耀廷教授發起的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初選，而違反國安法，並認為其希望透過贏得過半數議席從而否決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是「顛覆國家政權」，即使否決財政預算案是香港《基本法》容許的合法程序。警方抓人的模式，一般是趁著清晨 6 點多各人好夢正酣的時候上門拘捕，陳教授的朋友向他訴說，國安法實施後，每到清晨時份聽到門外有聲音都感到恐懼，因為根本不清楚政府抓人的界線在哪裡。
        全面打壓媒體也是中共重點工作之一，《蘋果日報》高層、《立場新聞》董事被抓，隨後《眾新聞》等眾多小規模的新聞機構都主動結束營運。處理教育界的手法則是「改革」課程，把長期被體制內及保守派視為抗爭運動罪魁禍首的通識教育取消，變為充滿愛國教育的課程；大學教授被香港「左報」點名批評，過幾天國安署就會上門抓人，教育界瀰漫恐懼，教授都紛紛出走。香港「左報」批評學者的言論讓陳教授印象深刻，先指出香港反對派有三群惡劣的人，兩群已處理好，一是體制內的派對派議員，另一是像《蘋果日報》的傳媒，可是第三群還沒處理好，就是那些「相信民主自由的學者，還在大學裡頭毒害學生」。香港教育局又針對中學圖書館藏書出了指引，老師為免觸及摸不到的紅線，索性把大量政治書籍下架，當中甚至包保守派學者的作品，如金耀基教授。
        除了以國安法拘捕體制內的反對派議員，政權還會用取消資格的方法處理地區（區議會）及立法會層面的議員，首先要求他們宣誓效忠特區政府，不願意宣誓的議員便會自動辭職，宣誓過後亦會找各種原因指出他們的宣誓不忠誠而DQ（disqualify）他們，陳教授指現時體制內宣稱自己是民主派的，都不要相信他們。
        後反送中運動時期政權亦全面打壓公民社會，陳教授統計國安法實施至今已有 50 多個團體解散，當中包括有 48 年歷史的單一職業工會教協。國安署都會要求目標組織交出歷屆理事名單、財務報告，組織成員都知道他們在搜集犯罪證據，拒絕或提供錯誤資料已屬犯法，因此產生很大的心理壓力。為了不想影響歷屆理事及其他組織者，很多歷史悠久的公民社會團體都選擇自行解散，包括教協、職工盟、支聯會。

香港民主運動還有出路嗎？
        陳教授認為沒有人能提供答案，但現時的香港可參考東歐共產統治下公民社會的情況，當時被蘇聯控制的東歐國家跟香港現時情況一樣，都是沒有獨立主權的地方，每當有不穩定發生，蘇聯便會採取極端手段鎮壓，如 1956 年匈牙利革命與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吸收了兩次被共產政權鎮壓經驗後，東歐其他國家如何繼續爭取民主自由？
        1980年的波蘭團結工會經驗值得香港人參考，一方面每三名波蘭人民便有一名是團結工會成員，另外波蘭九成的人民是天主教教徒，教會成了重要的公民社會力量，沒法被政權完全消滅，當團結工會得到教會的支持便成了強大的力量。團結工會亦深明如果有革命的衝動嘗試推翻波蘭共產黨，會重蹈匈牙利革命、布拉格之春覆轍，因此採取自我制約這種比較實務的做法，不以推翻波共為目標，只追求經濟改革，要求波共改善對工人待遇，同時等待機會。直至 1989 年，波蘭國會少部份議席可由選舉產生，團結工會認為可透過參選呈現民意，因此派人參選，最終波共候選人全數落敗，99％ 民選議席由團結工會勝出。波共當時已沒有管治基礎最終下台，波蘭成了第一個民主化的東歐國家。陳教授提醒這當然需要配合國際形勢，時值蘇聯戈巴卓夫上台後極權慢慢放鬆，但他認為關鍵是要等待，自我制約不要往前衝，保持實力，低頭等待機會。
        捷克的例子同樣值得了解，經歷 1968 年布拉格之春後，知識分子被捕，捷克變得異常沉靜，直至 1977 年出現了七七憲章運動（Charta 77），源於捷克共產黨政權對年輕樂團歌曲的審查及打壓，引起了群眾非常不滿，以哈維爾為主的學者發起了七七憲章運動，當時憲章談的都是人權、自由，希望回到布拉格之春之前的自由狀態，並非要求民主、普選。當時只有幾百名知識分子參與聯署，發言的人都會被捕，哈維爾便坐了五年牢獄，他們表現的道德勇氣成了非常重要的道德力量，當時他們能夠做的只是講真話，living in truth（活得真誠磊落）是當時弱者唯一的武器，捷克最終是東歐第二個民主化的國家。
        說回香港的情況，陳教授指出還是有幾位勇敢的香港人守護着他們的道德底線：鄒幸彤、何桂藍、周冠威。鄒幸彤，是已解散的支聯會副主席，陳教授認為她原本是人生的勝利組，中學已是連連奪A的狀元，隨後到英國劍橋大學修讀物理學後，再回港修讀法律成為執業大律師；原本可以過富裕生活的她，選擇了當維權律師及參與支聯會工作。當支聯會面臨解散與否的抉擇時，鄒幸彤認為他們已退無可退，主動解散就失去了所有道德力量，她成了當時少數反對解散支聯會的成員，現時因其他案件正在監獄中服刑。
        何桂藍，前《立場新聞》記者、民主派47人初選案被告之一，反送中期間曾在立法會內聲淚俱下地進行直播、元朗721白衣人襲擊市民期間進行直播，同被襲擊。被陳教授形容為勇敢、聰明的女記者，因參與了民主派初選被捕，她原本有申請保釋的機會，但由於不接受保釋條件要求的不能受訪、公開發表文章，她最終拒絕申請，寧可在獄中透過朋友幫忙，繼續在Facebook發表文章，捍衛她身為媒體人的新聞自由。何桂藍也絕不因為香港政治形勢的沮喪、可獲減刑而打算認罪。
        周冠威，香港禁片《時代革命》導演，在國安法陰霾下很多人都擔心他的安危，但至此他都不願意離港，認為走了便會輸給恐懼。「這三位都在守護著我們的道德底線。」陳教授說。

香港民主運動的未來
        一般香港人未必可以如上述三位般抗爭，他們大多會參與「黃色經濟圈」，以消費支持「黃店」，即擁有民主理念的同路人，「黃店」內都會貼滿宣揚民主理念的文宣，市民透過光顧用餐、買點小東西來表達對民主自由的支持，可惜這些「黃店」已成政府針對的對象，經常被不同部門上門檢查有否違規，生存空間日漸收窄。
        陳教授同時指出香港人已漸漸從「反抗共同體」變成「受苦共同體」，很多有心人成為了「寫信師」、「旁聽師」、「送車師」， 寫信鼓勵坐牢的陌生人、日復一日走到法庭旁聽、在法庭外追趕囚車，目的是想被告聽到一句「加油！」、「支撐著！」，陳教授坐牢時每天也收到數十封信，令其他囚友羨慕不已，他認為「寫信師」給他的力量很大，因為待在獄中久了，便會開始思考自己當初違法的決定是否正確，如今外面是否還有同路人等等問題，心理壓力非常大。
        言論空間日漸收窄，只能用間接的手法反諷政府，不然會招來被捕風險；意見領袖亦陸續離開香港，當中有不少來到台灣，如蕭若元、沈旭暉；曾經的抗爭者走到外國組成了「國際線」，到不同國家的國會進行游說、出版刊物解說香港情況。
陳教授認為整個反抗運動從組織來說已崩潰，民間沒有可成為「大台」、「小台」的組織，香港的民主運動還有希望嘛？他想起了當年走到波蘭研究團結工會的社會學家Alain Touraine的觀察，Touraine指出雖然工會當時被政府取締，但它已是超越組織、超越政治的，能夠團結如此多波蘭人是因為良知，就算以年來計算，良知都不能被輕易毀滅。
        組織雖死，但良知存在，運動是尤生的。這就是陳健民教授對香港民主運動的寄望，並總結說：「故事仍未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