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發表《巨震創生：九二一震災的風險分析與制度韌性》

演講日期：2023年2月22日
發佈日期：2023年3月24日

講者：林宗弘（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紀錄人：潘雅鈺（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巨震創生：九二一震災的風險分析與制度韌性》一書由林宗弘與自然科學學者合編而成，書中涵蓋工程學、地球科學、地理學、心理學、社會學與城鄉研究等領域。本書的核心關懷在於了解地震後會發生什麼事？地震後又該做些什麼？其研究重要性在於了解社會如何在災後進行重建，提到震災，我們需要探討的到底是工程學，還是貧富差距的問題？同時，書中也認為需要一個清晰的分析邏輯去處理災害，而不是只是利用同情心去推展災害防治的制度變革。
　　本書的封面與封底也藏有巧思。書封代表著政府在災後，國家能力所能夠做的，不外乎就是拆房子、把土地整片；而封底則代表災後社會真正重建的動力來源——來自於公民社會的力量。

《巨震創生：九二一震災的風險分析與制度韌性》的寫作背景

　　林宗弘表示會投身於地震研究與自身的生命經驗息息相關，台灣在1999年的9月21日發生芮氏規模7.3的大地震，林宗弘便曾在災區現場服務。2008年中國四川發生汶川大地震後，林宗弘帶隊清華大學社會所學生到災區進行田野參訪，了解當地的NGO組織如何進行災後重建工作。
　　回到台灣後，林宗弘便決定將台灣九二一地震與中國汶川地震的案例進行比較研究。但卻在開頭就遇到了首要的困難：有關九二一地震的國家數據付之闕如。所幸，在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的執行長謝志誠的熱情協助之下，林宗弘老師帶著研究團隊從台大搬出一箱箱災民檔案，辛勤地將一筆筆紙本資料建成九二一地震的電子資料庫。
　　豐富的九二一地震資料庫成為了研究者進行分析的重要資料，並被數次發表成期刊論文，但在研究團隊決定要出版專書之後，研究團隊便開始回訪九二一地震的災民，重新進行田野調查，了解災民在災後係如何展開新的生活與新的人生。

災難的社會風險函數（IPCC 201）

 

林宗弘老師指出，災難風險的總合主要受到下列四組因素影響，並得以組成：
一、危害度：指造成意外事故的物理、化學或生物衝擊事件發生機率與規模相乘的期望值，例如地震規模、颱風強度，或是瘟疫的基本再生率與致死率。
二、暴露度：指前述危害度衝擊範圍內的（建築物或）人口。
三、脆弱度：指導致受衝擊人口生命福祉損失程度之差異的社會因素。
四、韌性：加速受災人口或社區之生命福祉復原的因素。

九二一震災的死亡風險

　　從研究模型來看，九二一震災傷亡數多集中於斷層帶，但危害度能夠解釋的面向僅為死亡人數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暴露度則占約百分之十。地震規模最大的地方，經常不是倒塌數最高的地方，原因可能是震央位於偏遠處，少有人煙。從現象來看，地震規模與傷亡人數的關係呈現出「倒U型」，代表傷亡多集中在中等震度的地方。林宗弘指出，房屋是否位於斷層帶是決定集合式住宅倒塌總數的重要因素。因此，當地的地質條件對於震災死亡數仍具有相當大的決定性。
　　本書認為，影響傷亡人數最核心的問題是集合式住宅倒塌，也就是在暴露度面向的風險值。經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進行實驗後發現，台灣房屋有三個主要問題：一、建築品質要害，指建築在工程施作時所使用的鋼筋數不足，造成地震時房屋容易產生共振而倒塌。二、販厝的耐震要害，指房屋兩側用來支撐房體的柱面太薄，容易造成房屋倒塌，連棟式住宅是常見例子。三、集合式住宅的耐震要害，指房屋建有如圓弧形的牆面，三角窗店面是常見例子。
　　從脆弱度面向來看，根據研究模型顯示，窮人與女性是九二一地震中最主要的受害者。林宗弘指出，在考慮房屋強度和地震震度之後，模型顯示受災嚴重的地區往往是經濟狀況較差的地方，特別是連接城市和農村的樞紐城鎮，這些地方是台灣風險最大的地方，未來需要更多的防災投資。
　　在社會韌性上，本書指出公民社會的參與對於減少災後的施政成本至關重要。九二一震災後，當時便由中央研究院院的李遠哲院長出任「全民監督聯盟」的召集人，負責籌組民間的救災聯合團體，協助政府更有效率地處理災後社會的重建。

九二一震災的重建可能

　　九二一震災發生後的第二十三年，仍然有三分之一的集合式住宅無法重建。如此便產生新的問題意識：在同樣的國家補助條件下，為什麼有些建築重建了，有些卻沒有？除了經濟條件之外，決定重建與否的因素是什麼？是不同的社會資本去影響重建的速度嗎？
　　從研究模型來看，村里的平均收入與房屋重建的機率是倒Ｕ型，收入越高則重建速度越慢，正如同都更爭議往往在於容積獎勵的問題，而高收入的村里也因為類似的因素，難以快速處理房屋重建的事宜。根據統計，台北市的重建工程日平均耗時最長。若從新聞事件與重建成功機率的模型來看，累加組織新聞次數越高，或累加政治人物勘查的次數越多，該社區的重建成功機率就越高。
　　在觀察九二一基金會公民社會捐款是否對重建效率產生影響時，數據結果顯示，有接受補助者的重建棟數遠高於沒有接受補助者的棟數。另一方面，經過社區重建的分析結果顯示，有公民團體和多重社會資本介入的地方，在災後重建之後，該社區居民的所得會上升。

災害的跨國比較

　　倘若比較各國的災害狀況，從國家能力與政權型態的角度來看，國家能力強且政權型態屬於民主形態，尤其是公民社會參與度高的地方，這些國家在災害死亡率較低，災後重建效果也較好，構成本研究稱之為「制度韌性」的基本模型（見下圖）。

		國家能力
		強	弱
政權型態	民主	阪神地震(1995)	印度地震(2001)
	威權	汶川地震(2008)	海地地震(2010)

　　透過國家的吉尼係數與受災人數的線性關係，可以發現貧富差距與受災人數呈現正相關。而自由之家指數與天災傷亡比率的相關性顯示，威權程度越高的國家，傷亡人數也較高。再從國家能力與天災造成的人類傷亡角度來看，當國家能力越高，傷亡數就越低。總而言之，在國家能力與公民社會的交互作用發揮時，倘若國家能力或精英動機較強、公民社動員或災民社群動機較強，傷亡人數會減少；相反地，如果這些因素薄弱，傷亡人數就會提高。

結語：災難社會學的現在與未來

　　截至目前的研究結果，災難研究帶給人們的的啟發是：「天災總是人禍！」林宗弘指出，在研究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從國家能力、經濟發展及民主政治，一直到公民社會與媒體自由，這些都是牽涉到防災、救災結果的重要指標。
　　林宗弘強調，無論是天災或人禍，甚至是戰爭，政府與學界都應該要投入更多資源在災難研究與事前預防上，以防範社會脆弱性所衍生的問題。在災後的搶救安置與社會重建的過程中，也要注意社會不平等（及社會脆弱度）可能將會再一次為人們帶來傷害。
　　最後，林宗弘表示，由於目前台灣災難案例的追蹤研究仍舊不足，所以非常鼓勵未來的研究人員或是在座的莘莘學子能夠多接觸災難社會學，並持續拓展相關研究，以推動相關領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