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倉潤新書發表《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

演講日期：2023年5月5日
發佈日期：2023年8月29日
講者：熊倉潤  (日本法政大學法學部國際政治學科副教授)
紀錄人：陳廷豪（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2023年5月5日，清華大學邀請熊倉潤副教授介紹新書《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¹並以「中國新疆問題的歷史背景」為主題進行演講，該書以系統性的分析方式，描述中共進入新疆並進行統治迄今70餘年的歷史過程。

        身為研究中蘇少數民族政策的學者，熊倉潤指出新疆的特殊性首先來自於地理位置。新疆既是漢人眼中的「西域」，同時也是蘇聯與中國接壤的「前哨」，對於當地的維吾爾人而言，則是曾經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歷史上位處中歐的新疆地區，曾經有以綠洲城市為主體的文明，並受高昌回鶻統治，在民族的交流、混血與共居之中，發展出結合農業與游牧的地區文明，民族特徵也開始突厥化。

從綠洲文明到「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中華秩序前的新疆史

        十世紀時，占領此地的突厥喀喇汗國開啟伊斯蘭化，並在十六世紀蒙兀爾帝國軍隊驅逐佛教徒後正式宣告完成。事實上，除了漢唐帝國曾經短暫在此地發揮影響力之外，歷史上的多數時期，新疆都是內亞草原勢力之間相互競合的旋轉門，直到十七世紀由準噶爾部落取得當地統治權後，才間接與清帝國產生聯繫，最終在1758年清軍的進攻下被納入帝國版圖中。辛亥革命之後，新疆曾經試圖變革並建立非漢人主導的政權，但最後以失敗告終，當時的新疆都督楊增新將新疆隔絕，並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獨立王國」。另一方面，鄰近的蘇聯於1922年成立之後，在其邦聯制內扶植西突厥斯坦成為日後的中亞五國，啟發了新疆東突厥斯坦人以「維吾爾」稱呼自己的民族意識。當地的穆斯林持續對漢人統治勢力感到不滿，最終於1933年在喀什地區反叛勢力的整合之下，成立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然而，僅僅維持幾個月就遭到甘肅軍閥馬仲英瓦解，隨後馬仲英又被引入蘇聯軍隊的滿人軍官盛世才所推翻。

        遊走於蘇聯、蔣介石之間的盛世才最後倒台，1944年親蘇聯的突厥民族分別在阿勒泰、塔城與伊犁三區崛起，並整合成為「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諷刺的是蘇聯為了本身在蒙古與東北的權益，最終綁架了共和國總統，造成共和國在壓力之下解散。最終，在前共和國成員前往北京參與民主協商途經俄羅斯領空時，飛機失事，剩餘的共和國成員決定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新疆正式納入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

「親蘇厭漢」的自治區與新疆生產兵團：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政治工程

        梳理完新疆曲折的歷史後，熊倉潤將目光放到中國從1949到1955年的「去蘇聯化」工作上，並指出當中共掌握新疆時，首要面對的就是蘇聯在當地的影響力。鑑於蘇聯遠至曾經讓盛世才背離蔣介石、在東突厥斯坦擴大軍事力量的歷史，近至在1950年握有在新疆探勘與開採地下資源的部分權力等事實，即便在意識形態上中蘇是「社會主義盟友」、「蘇聯曾派遣飛機協助人民解放軍進駐新疆，但蘇聯仍是中共在新疆統治的潛在威脅」。更致命的是，新疆當地的穆斯林普遍對蘇聯更加友好，與這份好感成正比的是對於漢人政權的厭惡，因此，如何處理當地的「親蘇份子」是當時的統治難題。

        當地「親蘇／厭漢」的情緒引發了中共新疆一把手王震的猜忌與擔憂，並在1951年的「51人座談會」事件中爆發。前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投誠中共的一群官員，在伊寧的座談會中提出了要讓新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中之國」、組成由當地民族組成的解放軍、並要求漢人解放軍退至甘肅以東一帶。熊倉潤分析這份大膽的宣言實質上反映了大多數新疆人的想法，他們普遍對蘇聯抱持友好態度，並受到蘇聯邦聯制度的認知影響，以為身為兄弟黨的中共沒有理由反對，更何況當時還存在更激進的主張：要求將伊梨、阿勒泰、塔城等三地併入蘇聯。然而，這顯然已經觸碰到中共的底線，王震在隔月的會議上對民族幹部破口大罵。²1952年，中共中央面對新疆治理的問題決定以「自治區」作為回應，並制定《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規定了如何建立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政策。然而，根據當時新疆統戰部部長的回憶，新疆民眾大多反對自治區，他們更想要成立共和國。新疆應該建立共和國的想法是由民族幹部提出的，在政策制定的大大小小座談會中，當地穆斯林認為應該將蘇聯的聯邦制引進中國，新疆應建成共和國的觀點在當地根深蒂固。然而，1955年「在民族幹部的反對下」新疆自治區最終建成，意味著當地權力秩序與習慣法遭到壓制和忽略，被納入黨中央集權的統治範圍之下。

         為了徹底實現漢人在當地的統治優勢，中共於1954年成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並有計畫地移入漢人以改變當地的社會結構，從此之後新疆地區的漢族人口呈現井噴式的成長。中共有意識地透過移民的方式將新疆從傳統的穆斯林文化與親蘇的社會氛圍中拔除，走向「中國化」的道路。事實上，藉由漢人移民讓當地社會中國化的現象，在華人世界周邊經常可見，例如中共建政之前的滿洲和雲南等。中共在新疆試圖透過由上而下的政策改造社會，諷刺的是，加速這個過程的背後推手竟然是蘇聯。1949年6月史達林向劉少奇建議應盡快奪取新疆，並指出控制新疆的關鍵是將「生活在該地區的漢人比例從當時的不到5%提高到30%」。從1955年開始，中國內地的漢族行政當局從該地區排除蘇聯的影響力，擴大漢族的勢力，使新疆「中國化」的目標完成第一階段，而這項目標從中共統治新疆之際便已經展開。

中國特色式的種族滅絕：被「格式化」的維吾爾人

        現在中國對新疆的政策是「種族滅絕」嗎？熊倉潤在演講後半段拋出這個懸問，事實上，這也是當前台灣與國際社會對於新疆抱持同情的最大原因。熊倉潤展示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中關於「種族滅絕罪」的條文，其定義為「蓄意全部或局部消滅某一國族、族群、種族或宗教團體，犯有下列行為之一者」。從已經揭露的訊息來看，中共對新疆的控制顯然涉及了其中「強制施行辦法意圖防止該團體內之生育」的規定，然而，當前「種族滅絕罪」的法律定義是否可以完全概括中共在新疆的全貌？這個基本問題儼然跨越了學術的範疇，而同時兼具法律與人道層面，提出這個疑問絕非粉飾中共在新疆的行徑，相反的是迫使我們看見新疆的現況超越單純的物理屠殺，涉及更加細緻與高壓的社會控制。

        熊倉潤指出，「種族滅絕罪」的詞源停留在物理生命的剝奪，中國對新疆的政策中雖然有諸如加強絕育、強制關押等顯著的行徑，但也同樣存在強制勞動，以先進科技或與漢人強制通婚、壓縮母語強制普及漢語，打造「中華民族共同體」等同化政策。習近平或許確實曾說過要對「恐怖分子」毫不留情，但他並沒有下令對新疆維吾爾族和其他民族的破壞、抹殺或殲滅。說白了，在中共中央針對維吾爾人的話語中，很難找到像希特勒針對整個猶太民族的敵意，反之，中共積極地想要將新疆「納入中華秩序」的影響範圍中，並掌握其資源與勞動力，為此不惜利用一切的社會工程與政策工具。如果我們仍停留在過往對「種族滅絕罪」的想像中，不僅無法貼合當前新疆的處境，也無法反駁中國官方以「沒有屠殺」、「新疆人口增長」、「新疆日報持續增長」的詭辯話術。

        對此，熊倉潤認為，帶有抹殺民族文化特殊性的「文化的種族滅絕」一詞會比「種族滅絕」更貼合中國在新疆所進行的統治工程，因為「大多數文化被剝奪的人並沒有被當場殺死，而是繼續活下去」。文化遭到刨根的新疆人或其他穆斯林，被改造成為中國人，信仰被改造成「中國化的伊斯蘭教」，雖然與漢人有明顯不同的背景，卻說著漢語，假裝是中國人，以近乎二等公民的形式在社會的角落生活。這種活生生的苦難將比死亡更加綿長、久遠，也會對未來的民族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

        因此，現今看待新疆問題的視角更應該著眼於中共在當地進行的「民族改造」。正如熊倉潤在《報導者》專訪時所提到：「統治者不需要毀滅你的民族，只需要優先淘汰無法被改造，或不被黨信任的人就夠了。」 ³被黨信任的人、「熱愛」祖國的人們將取代被淘汰者，將成為當地的住民，也成為中共證明自身統治合法性的最佳樣板。熊倉潤教授以新疆作為案例，觀察中國統治秩序的行動邏輯，也側面解釋了當前中共幹部圈內頻繁進行的更迭，而這種汰換機制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已經擴大到社會整體。

小結

        藉由分析1949年以來在中共統治下的新疆，能夠看到一種超越剝奪生命的新型宰制型態在中國的統治範圍中出現，正如非主流歷史學家劉仲敬所言：「最可怕的暴政不是屠殺與征歛，而是鉅細靡遺的格式化。」這種格式化不只消滅文化，也葬送了當地既有的秩序、自由與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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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熊倉潤著、鍾寧譯，2023，台北：八旗出版。
²熊倉潤在書中寫到，當時的口譯員在回憶錄中指出，王震破口大罵：「去年安排你們到北京參加第一屆國慶節，你們竟敢在中央領導面前搞分裂活動，簡直猖狂到了極點！」、 「你的肚子這麼大，是不是剝削勞動人民的血汗，天天吃抓飯吃的？」、 「你為了保護剝削階級地主惡霸的利益，說什麼三區沒有惡霸地主，明目張膽地搞分裂，想自己當國王，繼續壓迫剝削人民！」。
³報導者，2023/2/9，<作為中國改造民族」的活著？專訪熊倉潤：維吾爾人正遭遇中國特色種族滅絕>，https://www.twreporter.org/a/interview-kumakura-xinji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