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白紙革命和新流民階級的崛起 一個現場觀察的視角

撰稿人：吳強 (獨立學者，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政治學博士，原清華大學政治學系講師)

提要：2022年11月底中國全境爆發了一場短促但強烈的抗議運動，被稱作「白紙革命」。這場近乎革命的抗議運動，是在過去十年中國當局對公民社會的嚴厲打壓下、一個看似不可能的政治結構中爆發的。本文從現場觀察的角度，試圖解釋參與這場革命的抗議者以及他們所代表的中國社會和階級結構的變化，特別是一個新流民階級的形成與崛起，是推動這場革命的主體。

　　2022年11月底，一場席捲全中國的「白紙抗議」運動，終結了中國政府的COVID-19「動態清零」政策和持續三年的防疫管控。這是一場高度自發的抗議運動，但是這場運動席捲全國的動員規模和同步性、抗議訴求的力度和跨階級的協調性等特質，都大大超越了1989年主要由北京的大學生發起的民主運動，從各方面來說，堪稱1949年後中國內部發生的最具挑戰性的一場全民抗議。

問題—— 一次不可能的「幾乎革命」
　　這場僅僅持續幾天的運動，以「人民的名義」結束了中國當局的「動態清零」管控。一場近乎「顏色革命」的抗議本身，宣告了中國過去十年來高壓政治的破產。這個高壓政治源於2011年北非茉莉花革命爆發後，中國共產黨開始的所謂「社會管理創新」，即時任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主持的強化維穩模式，被黨的總書記胡錦濤的繼任者習近平接手，成為中共在過去十年的核心任務，也是中共加速轉型為高度集權、排外反美的狂熱民族主義政權的動力。
　　在政治上，「防止顏色革命爆發、防止中國重蹈蘇聯崩潰的覆轍」，是茉莉花革命之後，習近平強調汲取前蘇聯「沒有一人是男兒」的教訓，而採取一系列舉措的背景。包括在黨內展開反腐運動，黨外清洗公民社會、切斷中國NGO、互聯網等與國際公民社會、國際互聯網聯繫，驅使「國進民退」、打壓民營經濟、加速維穩和安全體系擴權。這也就是所謂「政治安全掛帥」的執政路線，並且藉此作為集中個人權力、廢除「黨內（有限）民主」、並且打破「領導人不能連任超過兩屆」政治傳統的「合法性」來源。
　　然而，當習近平在2022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上以貌似消滅一切挑戰的姿態，順利第三度就任中共總書記職位之後僅僅一個月，「白紙」抗議就如「顏色革命」一般地爆發了，因為無論從抗議訴求還是事件性質，這場抗議都是對「二十大」體制的根本否定。大學生和青年在校園與街頭舉起無字白紙抗議，幾乎同一時間，北京、上海的中產階級市民大規模衝出被封鎖、隔離的住宅小區，如同1989年德國柏林圍牆倒塌一般，人民以近乎「起義」的方式，親手結束了三年來「動態清零」政策下的疫情管控，宣告過去十年治理模式的破產。
　　這場抗議運動雖然在幾天後就消散了，參加街頭抗議的青年也遭到大規模逮捕，2023年3月舉行的「兩會」無懸念地通過進一步強化集權控制的各項「改革」措施，這場抗議的衝擊似乎被中國當局化解了，如同大眾對三年疫情表面的「遺忘」。經由「事後鎮壓」再次證明：中國政府一直不遺餘力地，並且已經消滅所有革命條件、動員基礎和外部聯繫。然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超出幾乎所有人的意料，這場運動以高度自發的方式，大範圍、跨階級、跨民族地爆發了。
　　從此種相對嚴苛環境下「不可能性」意義上的發生，將這場抗議運動稱為「革命」並不過分。而且，相比1949年後的歷次抗議運動，在這場抗議的表達中，中國民眾第一次直接表達了對「自由」的渴望，第一次直接質疑了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合法性，也是2009年「7.5」事件後，¹第一次公開表達對新疆少數民族的同情。僅從這些高度自發的訴求來看，這場抗議運動與1989年前蘇聯、東歐國家發生的民主革命已經相當接近，只缺知識分子和異議分子的政治聲明。所以，就這場短暫革命的現實衝擊性而言，例如，其中所包含的對中國政治的否定，在中國當局的眼裡，其震動應該不亞於一場真正的革命。
　　或許可以說，正是這些參與者以高度自發的呼籲和行動，改變了中國政治的「不可能性」。因此，如果分析這場運動的起源，首先需要從「參加者」的角度著手。特別是其中最具革命性的部分，即那些「街頭抗議青年」，他們是革命的主體，觀察與分析他們與其他群體的關係，也就是他們的階級狀況，才可能了解這場「幾乎革命」的革命何以可能。

假說—— 他們是誰？
　　如果觀察2022年11月24日烏魯木齊火災前後參與抗議的人群，以及過後幾個月陸續傳出被以所謂「尋釁滋事」罪名逮捕、關押的抗議者，暫且除去在南京傳媒學院、清華大學等，超過70所高等院校的校園裡參與白紙抗議的大學生群體，也是自「五四」以來在中國民主運動的中心群體，可以發現另外有兩個群體，先後扮演著活躍的抗議角色：
        第一，在2022年11月25日之後幾天，站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和北京亮馬橋街頭抗議的年輕人，多是受過大學教育、30歲左右的自由職業者、編輯、會計等，具備知識的職業者。這些人的工作和收入受到過去十年政治環境變化的影響，更受到三年疫情管控的衝擊，近乎「城市知識無產者」。其中以女性居多，使得「白紙抗議」運動與稍早在伊朗發生的女性抗議運動，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他們絕大部分屬於政治「素人」，與中國現有政治異議者幾乎沒有聯繫，與海外民主組織之間也無聯繫，更不屬於過去二十年的主流抗議群體，如「訪民」或「法輪功學員」等，宗教色彩並不明顯。依據現場和事後觀察，參加抗議的這些年輕人，絕大部分互不相識，都是單獨前往、聚集，互相間只有鬆散、少量的微信和Telegram等社交媒體的群組聯繫，他們少有參加抗議活動的經驗，但是或多或少參加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沙龍活動等。
       在北京的「新源里－亮馬橋」和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的抗議現場，藉由事後對目擊者的詢問和現場視片，一方面可以觀察到抗議者身上的激動、憤怒和恐懼等情緒同時存在，這是現場聚集者相互之間能夠感受到的。另一方面，還可以看到普遍的克制與沉靜，以及演講者較高的表達水平。形式上，在不書寫任何訴求文字的情形下做空白的表達，「白紙本身即是一種克制，也是一種自我保護」，卻充滿了蘇聯時代政治笑話的荒誕色彩，但在中國都會城市的街頭和校園裡出現，卻具有震撼的視覺效果。
　　第二，2022年11月24日之前數日，鄭州富士康工廠爆發的大規模工人抗議，以騷亂形式持續數天，工人要求廠方改善生活和生產條件、妥善對待感染新冠的員工、及時支付足額工資和各項津貼等。根據在場工人的說法以及持續追蹤，可以發現，與在11月初因為不滿疫情管控而大批離開的河南本省工人不同，參與騷亂的工人主要是此後新近補充或招募進廠的外省工人，年齡大多在30歲左右。
　　在原本接近三十萬名工人的鄭州富士康廠區，這些新進工人規模數千名，多數來自珠三角地區的勞務市場，包括深圳「三和人才市場」的所謂「三和大神」群體。他們是習慣於「日結」工資制的散工模式，有著高度「流民無產階級」習性的打工群體。不同於鄭州富士康原先的本地工人，這些新進「補充」工人彼此之間只存在鬆散的微信和QQ聯繫，包括在珠三角地區被勞動中介招募後，在乘坐長途汽車途中才相互添加的微信群組。而QQ等社交網絡在二十一世紀最初十年的珠三角工運浪潮中，已被證明是關鍵的動員媒介。² 
　　當北京在2022年11月10日宣佈微調「動態清零」的「二十條措施」之後，鄭州陷入了「一邊抓管控、一邊抓生產」的矛盾和脫節，導致大批員工辭職離崗。這種管理上的脫節，在補充員工入廠後仍未得到改善，加上這些新進工人在入廠半個月後，並未得到此前勞動中介許諾的廠方獎金，矛盾開始升溫，勞資雙方之間的溝通失效，新進工廠的工人與廠方安保人員的衝突便爆發了，演變成大規模騷亂，猶如一場「新盧德主義」（Neo-Luddism）運動。
　　從時間順序上來看，正是鄭州富士康工廠的工人騷亂，揭開了「白紙革命」的序幕，也為「白紙革命」加入了工人（階級）的重要角色。如果將其中發揮關鍵行動角色的「三和大神」工人看作「城市流民無產者」，將北京、上海街頭的抗議青年看作類似的「城市知識無產者」，那麼藉由這些革命主體，白紙革命的性質便顯現出來了。
　　進一步，如果看到中國城市社會中，這兩個無產群體實際處在「相互的社會隔離」狀態，我們可以假設他們共同代表著身後一個更為龐大、同質的群體，譬如一個新興且急劇擴大的「新流民階級」，那麼「白紙革命」就是這些原本相互隔離的群體通過直接行動，凝聚成為一個「新階級」，並且第一次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展現出這個新階級的社會存在和政治力量。
　　從階級結構變化的維度來看，這種「新階級」假設意味著相對於另一個有關階級消失和演化的理論假說，處於另一個層面的「不可能性」而悄然發生的革命。亦即，可能正是1990年代後期中國國企改革從階級的意義上消滅了整個工人階級，然後加入全球化，中國才逐漸形成龐大的「新流民階級」，並且極大影響了全球的「新流民階級化」；進而，2011年起中國當局用了五年時間全面鎮壓、消滅了公民社會後，³這支長久以來處在「未完成無產階級化」狀態中的階級，加速了自我覺醒，並在三年COVID-19疫情的最後時刻，展現了政治力量。

結構—— 中國新流民階級的形成
　　從這個假說重現中國的階級演變，可以發現其中歷程的驚心動魄，並與中國文革後整個改革開放的歷程緊密相關。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國的建築工人群體。筆者在幾年前曾經對中國建築工人的階級狀況做過大面積的田野調查和分析，相比潘毅等人2011年起做的建築工人調查，他們的情況有所改善，但是沒有根本性改善。
　　與其他農民工或者更大範圍的流動人口相比，建築工人在生產現場和生活情景中的不穩定感更強，有著更強的「遊民」色彩，游離在城市空間之外，處於彷彿吉普賽人（與歐洲主流社會）的社會隔離狀態。他們住在用擋板隔離起來的建築工地，不僅日常生活與城市處在隔離中，也很難轉行進入其他城市行業，在離開工地後只能繼續從事「裝潢裝修」等相關行業，從而被地方當局視為所謂的「低端人口」。
這就是中國的農民工，中國「新流民」的勞動形態。更多的農民工已經進入工廠，哪怕工資較低。但是，總體而論，他們的社會保障堪憂，缺乏長期勞動合同，卻日益擔當傳統製造業的主力，從造船到汽車，這種類似農民工的派遣工制已經成為用工主流。對這種「不穩定無產者」的描述，甚至可以追溯到馬克思、恩格斯在170年前的《共產黨宣言》。

資產者彼此間日益加劇的競爭以及由此引起的商業危機，使工人的工資越來越不穩定；機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繼續不斷的改良，使工人的整個生活地位越來越沒有保障；單個工人和單個資產者之間的衝突越來越具有兩個階級的衝突的性質。（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more and more precarious”（越來越沒有保障）來形容當時工人階級不穩定的生活狀況。不過，中國「新流民」的這種狀態，在學界被潘毅等人教條主義地看作處於「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狀態中，即仍然堅持以「所有權即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來區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而不是以今天的僱傭情況或者階級相對性來理解這些「不穩定的」（流動的）群體，從而長期以來都不被真正重視，似乎只有這種過渡狀態才能體現出中國的特殊性。
　　蘇之慧（Sarah Swider 2015）觀察到農民工總體上都屬新「流民」，將他們稱之為「永久臨時工」。這種新的「流民」（precariat）群體可稱作「流民無產階級」：他們大多缺乏正式勞動契約，大多缺乏社會保險、缺乏完整的家庭生活、缺乏連續的月收入，工作場所常年轉移，游離在主流城市社會生活之外。若以鄧肯隔離係數（0-1）衡量他們的社會隔離度，建築工人可能趨近絕對的1，高於其他流動人口，包括在工廠流水線的工人。⁴而且，除了城鄉戶口制度的差異和就業歧視、勞動技能缺乏等因素，他們身處的嚴重的生活隔離本身，或許就是妨礙他們職業轉換以進一步融入城市勞動的原因之一。⁵ 
　　例如，對那些富士康工人來說，高強度的工作或許是次要的，這種高度的社會隔離，包括廠區內部專門設計、故意製造的充滿障礙的生活方式，才是中國富士康工廠曾經自殺頻傳的主因；而過去三年疫情期間加強的管控措施，將這種隔離模式變得如同真正的監獄。難以忍受的高度社會隔離感，可能正是他們在疫情期間紛紛離職的主因。
　　但是，當那些更具有「流民無產階級」特性的工人群體隨後填補進來，也就是「三和大神」的工人，不滿富士康監獄一般的隔離措施而反抗、進而騷亂，顯示出徹底的無產階級特質之後，一切虛偽的、反革命的和堅固的東西才開始煙消雲散。人們開始看到一些更普遍的聯繫，超越所謂中國的「特殊性」，中國的「新流民階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狀態迅速擴張，並且形成一個真正的社會階級。⁶
　　這種擴張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對中國國內各階級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全球化對全球新流民階級的加速。英國人類學家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 2011）記錄了靠近意大利佛羅倫斯的一個小城裡，主要從中國溫州來的移民註冊的4,200家公司和45,000名溫州工人組成的「飛地經濟」。在競爭之下，當地人的就業減少了11,000人，許多人從正規工作轉為「流民式」的工作。
　　除了傳統的四個階層：菁英、工薪、高收入和傳統工人，在這些階層之下的新流民，從失業大軍和那些不願混跡社會渣滓的底層群體當中快速增加，處於不穩定就業或半失業狀態。 而且，他們還因為中國的所謂「特殊性」，加速推動著中國國內各階級和世界範圍的「新流民化」，在全世界範圍製造出越來越多的「流民無產者」。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他們的就業不穩定、工作時間不固定、工資收入不穩定，而且規模巨大，涵蓋了從底層工作到傳統藍領和白領工作，如工廠車間裡的派遣工人，以及許多白領工作崗位。
        這裡的「流民化」，都有著斯坦丁所定義的全球新流民階級的共同特性：一、基於不穩定勞動（工作）的特殊生產關係；二、由於缺乏社會保險和幫助，產生的特殊分配關係；三、缺乏公民權利的特殊（與）國家關係。
        斯坦丁將這個階級看作一個「危險的階級」，遠遠超過他們被看作只是一個「形成中的階級」的速度，製造著新的社會不平等和不安全。這裡的危險是類比十九世紀的手工業者和街頭商販，相對於當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共享的勞工神聖的道德觀而言，他們屬於「危險的階級」，那麼，新流民階級的出現也挑戰著今天仍占主流價值觀的終身或固定僱傭觀念，以及相關的家庭、婚姻、財產等階級再生產方式，進而挑戰政治，形成一種「火海的政治」，如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和占領華爾街運動。
        特別是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爆發的階級原因正是中國基於「新流民生產模式」的廉價紡織品，造成突尼斯和埃及的傳統紡織業破產，引致中產階級長期貧困化之下產生了受過高等教育的新流民階級，他們正是茉莉花革命的主體。
　　而在中國，過去十年為放飛茉莉花革命所做的一切努力，似乎都在階級結構的層面加速茉莉花革命的到來。一方面，不獨建築工人和農民工的流民化，在過去二十年期間，中國還出現了「網上流民化」：有越來越多受過良好教育的流民，包括那些依賴互聯網遊戲、為互聯網公司工作的「水軍」，或者為黨工作的「五毛」，編寫代碼和程序卻工作不穩定的「碼農」，以及在互聯網商店和社交媒體出售物品及服務的微商群體等等，工作崗位和僱傭關係不穩定，更多原本屬於「高收入者」的「自我作傭者」也在其中。
　　在過去三年的疫情期間，這種下沉的流民化趨勢席捲了幾乎整個私營部門。如齊澤克（Slavoj Žižek）2012年所說「因為一個長期工作而被剝削正在成為一種特權」的情形，已經在中國的各個私營行業普遍發生，甚至影響到公營部門。一個龐大的「新流民階級」，和一個有著黨政和國企固定編制的體制內階級的分野，正在中國形成新的階級對立。
　　另一方面，這種勞動「特權」意義上的區分，反映的是新流民階級的「非公民」（denizen）狀態，也是他們之所以被定義為「流民」的性質所在。不同於中國傳統上失去土地的農民成為流民，亦即歷朝歷代官府最為擔心的群體，中國今天的「新流民」是在1990年代的新工業化和全球化進程中不被承認其公民身分的勞動群體。如斯坦丁在《流民憲章》所說，大部分流民作為非公民，所缺乏的是「要求權利的權利」。他們不具備公民的權利和身分，或者只有有限的公民權利，從而淪為新的「賤民階級」。
　　這是對過去兩百年以來現代社會階級結構的極大反動，但是在中國卻有其內在基礎，即城鄉二元結構，也就是中國的建築工人和農民工群體從一開始就具有的「非公民」階級狀況，一種近乎於「新種姓制度」的等級制度。在今天，幾乎所有體制外的勞動者都會發現，他們同樣面臨對外地人設下的購房、購車、設立公司的障礙，遇到就業、子女教育和醫療等各方面公民權利的不平等問題，遑論政治參與或代表權。在疫情三年中，尤其是最後幾個月，醫療特權所折射出的兩個階級的不平等感變得尤其強烈，也成為整個「新流民階級」的相互認同。
　　具體來說，斯坦丁曾經歸納所謂「流民化」所帶來的集體心理症候，他們都有著「憤怒、異常、焦慮和異化」的情緒，即「4A」（anger, anomie, anxiety and alienation）。這些情緒反映他們的不穩定、不安全和不平等的階級位置，也幫助我們辨認流民的存在，發現他們早已擴散到其他階層，他們「不是農民，也不是傳統工人階級，不是黨的幹部，也不是新富，而是來自不同社會背景、有著不同身分的移民工、低級白領、邊緣化的待業畢業大學生」等，並且幫助這一階級的自我認同，形成一個社會階級。 
　　在三年疫情期間，似乎更因嚴厲的管控，包括無所不在的「大白」暴力，隨時可能被強制送進隔離方艙的威脅，無預警、無限期的居家隔離，強迫性的日常PCR核酸檢驗，以及不透明的健康碼系統，這些4A情緒都被轉化為簡單的恐懼，成為近乎所有非特權階級的共情，也是2022年11月27日夜間，北京亮馬橋抗議人群裡幾乎唯一、卻是最為強烈的紐帶。人們在互相能夠感知的互相恐懼中聚集在一起。
　　此外，相比亮馬橋抗議，早在COVID-19疫情之前，2017年北京市開展「驅逐低端人口運動」的過程中，人們感受到了同樣的恐懼。在2017年11月的寒冬，北京的年輕人被南城發生的野蠻行徑震驚了，仿佛看到納粹驅逐華沙猶太人的場景，紛紛自發地救援和聲援。一個被認為可能永遠無法完成無產階級化，或者永遠無法完成自身階級化的新流民階級，在那個寒冷的冬夜已經悄然團結起來了。

結語
　　1990年代的中國，為了大規模的市場經濟改革和融入全球化，先後有意識地「去階級化」而改造社會與階級結構。第一次指1990年代中後期國企改革中「消滅工人階級」，第二次指2013年以來對公民社會的系統性鎮壓而「去中產階級化」。一個龐大的新流民群體因而形成，並且不斷地擴大。不同於中國傳統社會的失地流民，這是中國在新一波工業化進程中參與其中，卻不被承認其公民權的勞動群體，並且從最初的建築工人擴張為所有產業工人，乃至於大部分白領職業群體。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確定，中國「白紙革命」的爆發是要求承認的一次階級行動，是過去三十年一直累積，特別是過去十年中國公民社會被鎮壓的反彈結果。在「白紙革命」的時間線上，2017年北京的那個冬夜，或許正是五年以後亮馬橋革命的預演。而短暫的白紙革命，則寓示「新流民階級」的崛起和對持續政治高壓的不滿，從未在中共的「社會主義鐵拳」之下真正消聲匿跡。

參考文獻
吳強，2017，〈中國建築工人階級狀況分析〉，《中國勞工通訊》。
潘毅、吳瓊、文倩 ，2014，〈2013年中國建築工人勞動合同的狀況〉。《二十一世紀》7(6):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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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ing, Guy. 2014. A precariat charter: From denizen to citizen.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Standing, Guy. 2016. “The precariat, class and progressive politics: A response.” Global Labour Journa, 7(2): 190.
Swider, Sarah. 2016. Building China: Informal work and the new precariat. Ithaca, NY: ILR/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Žižek, Slavoj. 2012. “The revolt of the salaried bourgeoisi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4(2):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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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註：本文原始版本〈「白纸革命」與新流民階級的崛起〉，發表於《中國民主季刊》2023年第二期。本文為增修版本，承蒙作者及《中國民主季刊》授權刊登。 
¹ 編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市在2009年7月5日爆發持續數日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中共政府出動武裝警察鎮壓。
² Jack Linchuan Qiu. 2010. Network labour and non-elite knowledge workers in China. 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 Globalisation 4(2): 80-96.
³ 中國的公民社會是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發育，在二十一世紀初藉由互聯網普及和維權運動迅速發展壯大，並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之後，被中國當局視為顏色革命的主體，也就是顛覆政權的敵人。
⁴ 鄧肯隔離係數又稱鄧肯隔離指數（Duncan Segregation Index），通常用來衡量性別的職業隔離程度，在中國的農民工研究中，也被用來衡量農民工群體的職業隔離。鄧肯隔離指數越大，代 表與城市勞動力在各類崗位就業比例的差異越大， 也就是就業分割程度越大。
⁵ 他們的生活處在不穩定和割裂中，年結制下每月不足千元的收入只夠維持隔離在城市生活之外的單身生活的簡單開銷，絕大部分缺乏完整的家庭生活。雖然沒有全國性的統計，但是筆者在多地田野調查的建築工地其女性都不超過5%，男性建築工人攜家眷的情形也屬極少數。絕大部分建築工人，無論結婚與否，都處於集體的單身生活狀態。他們除了長年出售自身的勞動力，近乎一無所有。

⁶ Caixia Du. 2016. The Birth of Social Class Online: The Chinese Precariat on the Internet, doctoral dissertation, Tilburg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