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告別革命」到「白紙運動」
中國知識分子的歧路

撰稿人：鄧愷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中國對於體制抱持異議的知識分子為什麼會大規模出現「虛無主義化」，甚至傾向「極右翼」，而與「白紙運動」中走上街頭的青年有著巨大隔閡？要回答這個歷史性的問題，必須檢視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政治社會發展與知識分子的分化之間的關係。1980年代的知識分子與學生到1990年代的市場化，將思想界分化出「自由派」與「新左派」兩個對立陣營，但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劇烈變動下，新左派與部分的自由派走向了國家主義。在2018年後改良主義的終結與中美貿易戰的開啓，自由派陣營也形成了多樣的左右翼。

覺醒與歧路
        在2021年5月10日，中國的COVID-19疫情防控進入「動態清零」階段的前夕，知名的中國技術blogger「編程隨想」（原名「阮曉寰」）在上海被祕密抓捕。¹他從技術轉向批評政治，是在中國被全球金融危機波及的2009年，時逢「六四」二十週年、新疆「七五事件」讓中國政府如臨大敵，「飯否」等數個中國社交媒體遭遇強制關閉，他們所模仿的Facebook和Twitter等，也被禁止直接使用，只能「翻牆」使用。不少已經適應web2.0社交方式的中國網民，或者像「編程隨想」這樣的資訊工程師，敏銳地發覺到國家對於線上表達的控制正在日益壓縮人們的言論自由。
        但事實往往極具張力。王興與張一鳴這兩位「飯否」的合夥人，分別創建了「美團」與「字節跳動」。中國的資訊科技飛速發展的十餘年內，大量市場化的媒體編輯、記者都被快速擴張的科技巨頭招募進入公關部門，「編程隨想」卻沒有以其卓越的技術能力分得一杯羹，而是堅持傳播資訊安全、政治歷史等方面被中國政府所禁止的知識。即使這樣一位資訊安全專家，卻難以避免被祕密警察發現真實身分，十三年虛擬與現實分離的雙面生活終究結束了。
      「編程隨想」在部落格頁面上寫明自己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普及政治常識」。他屬於2000年代社交網絡上活躍的後八九世代網民（泛指70-95這個年齡段）。由於Internet在白領與大學生中使用率上升，他們與八九學潮親歷者共享被禁忌的歷史記憶。但融入網路時代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將強調主觀經驗的「講常識」、「回到常識」作為論述的關鍵詞，與江澤民執政期所強調的「講政治」做出區隔。²這種論述方式的另一個後果是很容易使得大量新興中產階級網民將福音派的《聖經》教條、古典自由主義、自律性市場等奉為信條，直至成為新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吳強將持這種主觀主義、經驗主義的認識論與新自由主義價值的結合稱為「常識自由主義」。³ 這一代人表達政治反對的起源是具有歷史性質的，他們認識到文革、六四等在正當性層面的「阿基里斯腱」，加上自身經驗產生對中國未來的憂心，進而勇於表達對自由的訴求。然而，隨著習政權近十年對於民間力量的打壓，這一代中多數已經成為「識時務者」、泯然眾人甚至保守化之時，「編程隨想」的堅持毋庸置疑是走得最遠的。
        2021年「編程隨想」被捕，香港國安法下支聯會被解散、維園燭光熄滅，中國「常識自由主義」與香港「民主回歸論」的挫敗，恰恰標誌了一個時代遠去了。隨著動態清零對於社會經濟生活的全面影響，年輕世代產生即時的、現實的不滿，突發的烏魯木齊大火讓他們在街頭走到一起，在突然發生的集體行動中，他們超越了恐懼，發出自己的聲音，這就是「白紙運動」。一部分年輕人為了與已經國家主義化的「新左派」做出區隔，宣告自己是「新新左派」。

歧路下的社會思潮
        傾向自由主義的中國知識分子與網民，為什麼會大量走向右翼化與保守化，已經有許多學者談過，⁴包括：從個體主觀經驗出發的自由派對於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立場趨向右翼，所謂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黨國趨於一致，與他們本身在1992年中國經改後經濟高速成長的主觀經驗有關，並且停留在「現代化理論」的假設當中；或是面對自由的挫敗，進而對川普主義的狂熱支持，背後的原因是知識結構的陳舊與匱乏，不願意面對客觀知識的複雜，導致陷入反智主義。⁵ 
　　但右翼化與保守化不僅僅存在於自由派當中，那些我們所知的「新左派」在更早的二十年間就已經在往這個方向走，所以要理解中國的知識分子，很難用「左vs.右」這樣單一的維度進行解釋，因為與國家的關係才是更為核心的變項。黎安友根據中國中產階級與中共之間的距離，將他們分為支持者、麻醉者（anesthetized ）、改良主義者（ameliorators）、疏離者（alienated ）和異議人士。⁶廣泛意義的「自由派」恰恰在這五個類別當中都存在，也不一定是支持民主的，可能是支持新加坡那樣的「威權治理」。如果我們用「泛民主派」來指具有民主訴求的知識分子，他們分布在「改良主義者、疏離者和異議者」當中。例如，現在被認為是「國家主義者」範疇的李子暘、姚中秋等人，⁷起初都是以「自由主義者」的面貌出現，但是在2013年之後迅速成為黨國支持者。過去三十年間中國知識分子有各類光怪陸離路線，但這篇文章中我著重回顧其中主要的論爭與中國政治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

九〇年代——激進主義的批判，自由派vs. 新左派
        改良主義興起於1992年中國經濟改革後的黃金年代，鄧小平所釋放的經濟機會淹沒天安門鎮壓帶來的傷痛，而美國的對中接觸戰略也並沒有因此停滯。在這個背景下，經歷八〇年代啓蒙主義影響的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對八九與現狀有了不同的反思與回應。
1995年，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被認為是中國的「NGO元年」。同年兩位因為六四事件流亡美國的學者李澤厚和劉再復，合作出版了一本具宣告意味的著作——「告別革命」，⁸他們反思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激進主義及其代價，提出一套「漸進主義、改良主義」的路線圖：優先發展經濟，進而發展出個人自由，然後再去追求社會正義與政治民主。這條路徑與1980年代王滬寧、蕭功秦等人為代表的「南派新權威主義」（或稱為新保守主義，在1990年代已被官方吸納）合流，認同在沒有民主化條件下由強勢權威主導並緩慢進行市場經濟轉型的現實。
        另一點是知識分子出現了「自由派」與「新左派」的分化和對立。「自由派」其中一部分轉向支持古典自由主義，從1989年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翻譯出版海耶克的《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一書開始，「海耶克熱」持續了十餘年的時間。鄧正來、姚中秋與馮克利等人翻譯了大量海耶克的著作。另一部分也被劃入「自由派」陣營的，是劉曉波、陳子明等選擇留在中國抗爭的民主派異議人士。至於被劃入「新左派」的，例如汪暉等人，則是批判新自由主義與中國社會不平等加劇。⁹在1990年代後期自由派與新左派的論爭，導火索是汪暉那篇著名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¹⁰論戰的期刊平台橫跨了中港台，從中國的《讀書》、《天涯》到香港的《二十一世紀》，再到台灣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等。儘管這個時間，新保守主義仍是強勢、新儒家等多元化的思潮已經出現，但與其說這場論爭是相互回應，不如視作兩個對立陣營回應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快速變遷的文獻。
        知識分子的分化是對於中國走向市場化、勞動力商品化、改革不包含政治自由化的回應與分歧。第一，接受改良主義的路線，背後的理論預設是Lipset等人的「多元主義—現代化理論」，亦即擁有富裕社會的國家，民主的可能性更大。福利與教育的擴張能夠將階級結構從金字塔型轉變為橄欖型，形成中產階級社會。第二，「海耶克熱」反映的是知識分子乃至社會整體對於經濟機會的迫切需求。海耶克對計劃經濟與集體主義的批判，強調自律性市場競爭機制需要優於國家的強制性規劃，才能保障個人自由免於權威強制。這樣的小政府假設在很長一段時間占據了自由派主流。第三，新左派既批判新自由主義，同時表現出對於民主的拒斥與警惕，為之後逐步被官方吸納往國家主義的轉向埋下了伏筆。
        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於1944年出版，但真正在中國廣泛流通的是台灣桂冠出版社在1991年再版的殷海光中譯本的盜版；Lipset的《政治人》在1960年問世，中國則到了1993年才翻譯出版。也就是說，中國的統治菁英在融入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之中時，知識分子建立的客觀知識準備，其實是建立在二戰後方法論低度發展的時期歐美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上。而改革開放後西方受到完整學術訓練的新左派，知識源自於新馬克思主義、後殖民主義，知識結構相對更新一些。現在看來自由派與新左派的隔空論戰，自由派中的民主主義者批評新左派迴避民主議題，以及新左派批評自由派「擁抱全球化與忽視平等」，對彼此問題意識的正面迴避，預示了他們在之後的命運。

2003-2013：鎮壓與吸納——激進vs.漸進重現、傳統主義的復甦
        2001年中國順利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後，外資的引進與農民工的辛勞使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當代中國在極短的時間內崛起為世界強權，於此同時，民間力量在經濟發展與社會多元化中開始出現新的表達與行動，卻又不斷遭受挫敗。在十六大（2002年）之後，黎安友提出了著名的「威權韌性」概念，認為中共在權力繼承、晉升績效、官僚專業化和政治參與這些方面完成制度化，中國經濟成長不僅沒有導致民主化，反而鞏固了威權政體。¹¹早在十六大前夕，吳國光認為1990年代中國社會政治思潮落後於實踐，提出了「中國改革的終結」：¹²中共原有意識形態層面已經耗盡，市場化和產權制度被確立，民族主義情緒加劇，以及大眾愈發不願意犧牲短期利益，「改革」在正當性上也逐漸終結。這兩份重要的文本預示了接下來十年中國知識分子的轉向：當國家應對全球化下的制度化改革已經接近極限，一部分人為尋求改變現狀而發聲甚至付出行動卻遭遇挫敗，而另一部分人則轉向探索改革之外正當性的出路。
        首先是自由派陣營的再度分化：199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大部分來自學院或者官方、半官方的出版機構。2000年代中共法律改革上「去中心化的法律威權主義」，¹³加上媒體與資訊技術崛起，使得律師群體、非政府組織與市場化媒體快速發展，加上網路論壇社交媒體的發展，在2002-2012年之間形成了學院知識分子、媒體人、律師、NGO工作者與網路KOL（key opinion leader）結合的「抗爭性公共領域」（我更願意用這個概念替代「公民社會」）。¹⁴ 路線之爭的討論，從原本菁英的知識群體走進了草根階層，特別是十七大（2007年）之後的五年，中共政策日趨保守且對不同聲音愈發不容忍，維權運動、零八憲章、少數民族區域的反抗與鎮壓、網民對於網路審查的抗爭集中出現，高智晟、陳光誠、劉曉波等標誌性異議人士失去自由，直到突破界限的茉莉花活動出現，漸進vs.激進的論爭重新再起，從如何進行維權運動到中國如何轉型，自由派再一次出現分化。
        從溫家寶2010年起數次提出「政治改革」至2013年「新公民運動」被鎮壓後這一段時間，在微博、Twitter等社交媒體中，知識分子自1995年「告別革命」以來，又一次對中國如何轉型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論戰。例如：「先法治後民主」、「公民社會發育先行」、「中產階級推動民主」、「體制內外良性互動」、「黨內民主先於全民民主」、「基層民主先於全民普選」等等。這些理論大部分是多數自由派及其所代表的社會新興力量，從有限經驗出發且缺乏實踐的主觀期望，假設了缺乏大眾參與的社會運動或社會革命，僅憑藉體制內外菁英的行動就能夠干預國家政策，甚至使得政體從獨裁轉向民主，莫之許因此稱之為「後門理論」。這些理論的缺陷在於停留在現代化理論所預設的「社會中心論」，沒有把國家視為一個行為主體，忽視了國家自主性，並且錯誤地評估國家、社會的性質及國家與社會的關聯。當國家的行為「事與願違」之際，既缺乏客觀知識又缺乏主觀準備，那麼大量的自由派走向僵化、虛無、保守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其次是國家對於知識分子的吸納發揮了作用：新左派陣營與部分自由派出現了傳統主義、國家主義轉向，向傳統尋求中共的正當性來源，例如趙汀陽（「天下主義」）、甘陽（「通三統」）、姚中秋（「儒家保守主義」）。這種努力，使得他們成為國家層面的行動者，在黨國階序下的身分地位因此提升。他們在儒家、民族主義、右翼國家主義乃至帝國性質的論述，自由派僅僅在思想上與他們論爭也無法觸及根本問題，他們所回答的是八九之後那個迫切的正當性問題，在象徵性權力（symbolic power）上的缺失如何解決，他們的工作被官方稱之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 ¹⁵這些工作為之後的「兩個不能否定」、「中國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鬥爭精神」等官方論述提供了「如何進行文化積累」的依據。  

2013-2022：自由派保守化與另類右翼的崛起
        2002年吳國光提出「後改革時代如何轉向」，更完整的提問是：「中國成功加入WTO完成市場化改革的目標，那麼改革終結後人民如何自願服從國家統治」，僅僅藉由經濟成長使得人民獲益，或者操縱民族主義是不夠的。回應這個問題正是Pierre Bourdieu，他所提出的「象徵性權力」是「構成給定」（constitute the given）的權力，是基於Mann四種社會權力來源的任何一種乃至全部的後設權力。¹⁶這個概念指出現代國家權力需要文化層面的積累乃至是發明傳統，需要通過實踐和認知方式的自然化（naturalized）來行使，而1989-2012年間的中國缺乏這方面的積累。這個積累過程充滿了強制性與技術性，包括：對抗爭性公共領域的鎮壓分化，¹⁷對網路審查的大量人力與技術投入，對黨內幹部的清洗，為權力的日常實踐掃清障礙並創造空間。這個過程伴隨了在公共領域、教育、法律和社會工作等國家與社會的交互面中的鬥爭，新左派學者的貢獻讓官方新論述得以進行實踐。這是一個象徵性權力積累的過程，不能僅僅通過強制來解釋。除了知識分子大量成為識時務的俊傑，多數人口並沒有深入參與到那個自由派話語興盛的時期，包括年輕世代和智慧型手機普及的條件下才開始上網的中老年人群，會將網路審查、檢舉同學老師、虛假資訊宣傳、黨員生活會、思想教育入腦入心等等，一系列權力日常實踐被視為是自然的。這也是「小粉紅」式認知形成的源頭，僅僅在短短數年間就可以藉由鬥爭積累而成。
        鬥爭積累所伴隨的後果，以2018年中國兩會修改憲法作為轉捩點，亦即正式確立「權力個人化」（the personalization of power），而這也是「大量自由派走向保守化」在權力結構上的充分條件。第一類所追求的是一種保守秩序，例如「保衛改革開放」，即保守鄧小平所確立的政治路線；第二類是為了對抗虛無，選擇皈依基督教福音派，保守他們想像中的「燈塔主義」；第三種則走向虛無主義化，大量原本的自由派（特別是流亡的網路意見領袖）往另類右翼的方向走。這一波人士也成為牆外簡體中文社群「川粉」現象的主力。
        2018年兩會前夕，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廣為傳播的<保衛「改革開放」>一文在中國被全網刪除，成為漸進主義者、改良主義者最後的悲歌，¹⁸他甚至呼籲中產階級承擔政治責任。黎安友則指出，¹⁹中國中產階級的先天不良源自於中國的制度現實，中產階級並非中國社會階級的主體（金字塔型結構），而且新生的階級缺乏社會生活，較大比例隸屬軍公教，或者工作發展依賴於於公有部門或地方政府。黎安友對於中國中產階級提出兩個可能走向：一個是克服對其他社會階層在文化與社會上的隔離，並且成為中國的主體階級；另一個是來自Lipset對二戰前法西斯主義崛起的分析，在經濟停滯造成中產階級相對地位跌落，進而有轉向支持極右翼的可能。²⁰ 
        懷念鄧小平、悼念江澤民、懷念充滿張力的胡溫時期。當經濟停滯時，人們從主觀經驗出發，懷念那個經濟高成長、充滿機會，使他們在階級、身分與財富上飛躍的時代，這對於五十歲以下缺乏蕭條記憶的「常識自由主義者」是情感上的自然反應。例如，流亡日本的前央視記者王志安等KOL，直接稱鄧小平為「偉人」，意圖迎合中產階級對現況的不滿情緒與保守傾向。即使是在民主化後的南韓和台灣，也面對在經濟高成長結束之後，社會「懷念威權時代」的問題。權力個人化的過程，消滅了光譜中的改良主義者，使得這波曾經占據中國輿論主流的人往兩邊遷移，很多人變得政治麻醉或者成為直接的政治支持者，也將很多威權主義傾向的自由派推向了對立面。
       這種權力運作日趨「自然化」，對於不願意服從的知識分子來說，這十年時間無疑愈發痛苦，很容易產生虛無主義的傾向。為了對抗虛無主義，一批社會生活日趨原子化的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與人權律師需要尋找精神依託，其中一個選擇是皈依基督教福音派，來對抗日常生活中愈發強烈的儒家保守秩序。²¹國家在這種趨勢下，加強壓制家庭教會、整頓三自教會，例如，重要自由派言論領袖、天涯論壇「關天茶社」前版主、成都秋雨聖約教會王怡牧師，2019年12月30日被重判九年。
        與此同時，西方因為全球化與科技革新產生的社會分歧和不平等、難民危機等一系列問題，右翼論述愈發獲得青睞，以「川普主義」的崛起為標誌。另外，政治清洗也創造出以郭文貴等人或團體為代表的「流亡陰謀論者」。川普對中強硬、發動中美貿易戰，郭文貴等人的「爆料革命」，促使一群虛無主義化的另類右翼在牆外的簡體中文社群崛起。我們需要將已經陷入陰謀論團體的另類右翼與保守主義、基督教右翼的中國知識分子分開看待，後者將川普主義視為他們在1990年代所想像的理想秩序回歸，例如：「回歸傳統保守主義，在堅守小政府、基督教傳統、自由市場、國家認同的條件下，根據現實情況調整改革方式……」。²²他們對川普主義的論述不僅僅是對政治強人具有情感或者主觀期望上的依託，更反映了「告別革命」以降二三十年來對於「抗爭」近乎條件反射式的抵觸：希望改變卻不願意付出代價。很不幸，我們在2017-2021年這段時間，看到的是自由派大量走向保守化與另類右翼的崛起，這趨向於黎安友2016年預測的第二種走向。
        對現有秩序的無可奈何會產生各種不切實際的空想與錯誤判斷，甚至在川普離任後到俄烏戰爭之前的一段時間，就連孫立平這樣重要的社會學者都撰文把Putin視為「保守價值的守護者」，²³或者是二十大（2022年）前「習下李上」、「懷念薄熙來」這樣荒腔走板的現象出現。讓我直接聯想到的是Evring Goffman用「次級調適」這個概念來描述精神病院中的收容者如何規避組織要求，²⁴正如保守化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將原本持有的自由或民主的價值訴求部分或全部拋棄，想像依附於另一個不一樣的權力者會產生什麼可能，給自我賦予意義，進而從中追求滿足。如同孫立平在<千萬不要忽略這件事——俄羅斯的保守主義轉向>一文中，將「秩序」視為保守主義的核心概念，反對西方進步主義所推動的社會秩序變化，推崇溫和的漸進主義。亦即相比中國愈發變得更極權主義，更願意接受Putin那種威權主義，徹底喪失了主觀能動性。在俄烏戰爭爆發後，Putin成為激進挑戰國際秩序的獨裁狂人並導致整個國家被制裁之際，孫立平等人自我想像的秩序只能淪為紙上的空中樓閣。

結語
        除了那些為了信念長期被限制自由甚至身陷囹圄的異議人士，中國自由派相對上仍然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啓動經濟改革後，經濟高成長的受益者。主張漸進主義、接受古典自由主義甚至是走向保守化，與他們本身晉升為中產階級後仍然難以擺脫附庸於國家的制度現實有關，也與中國極度壓制公民社會發展有關。至於指出中國嚴峻現實問題的異議聲音，真正的問題意識長期被邊緣化。從1980年代至今，中國整體的光譜變化如圖1所示。
        另一個重要教訓是，在威權政體下知識往往難以避免被運用在鞏固權力與帝國雄心之上。整體上受過良好學術訓練的新左派們，最後登堂入室成為「國師」，甚至可以與史達林時期那種將「人定勝天」的意識形態先於科學精神的「李森科主義」進行比較。一大部分「常識自由主義者」則沉迷於自身有限的經驗與訴說主觀期望之中，喪失了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與主觀能動性，無力對後來者訴說真知灼見。
        既有世代以各種方式走下舞臺，而新的世代終究會出現。新一代包括了對人生失去方向的二代農民工，飽受過勞低薪之苦的職場青年，以及面對就業焦慮和渺茫未來的大學生。不同階級和身分的年輕人，在各個城市與校園中走上了街頭。當這些素不相識的人在街頭相聚，情緒相互感染之下，讓他們喊出了原本根本不敢喊的口號與訴求。這符合了趙鼎新所提出的「威權政體下的社會組織力量薄弱、公民社會發育不良，社會運動會受情感性行為主導」的命題。儘管難以避免迅速被鎮壓或者安撫化解的結局，儘管在很長時間內這種集體行動的困境仍然難以改變，但其本身的存在已經足夠震撼。社會運動在這樣高壓的國家發生，本身就充滿不確定性且難以預測。就如同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2022年9月伊朗頭巾革命突如其來的震撼，我不知道經歷了三年疫情防控後，那些在台灣「三一八學運」期間批評占領運動是「破壞憲政」的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會如何看待在「白紙運動」中付出的青年。在社會學意涵上，我們需要用一致的存在論與價值關懷，去比較這些不同社會情境下的青年反抗。

                                                                       圖 1 中國知識分子價值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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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阮曉寰在2021年5月10日被捕，6月17日被正式批准逮捕。2023年2月10日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中國的動態清零在2021年8月開始，從2021年底的西安封城到2022年4月的上海封城，直至2022年底全國爆發群體感染且發生了反對清零政策的「白紙運動」，中國當局不得不終結白紙運動。

² 這裡的「講政治」出自江澤民在1995年發起的「三講教育」政治運動：「講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紀律、政治鑑別力、政治敏銳性。」自由派知識分子為了迎合大眾讀者或偏好僞裝，並與官方作為區隔，而用「講常識」作為論述上的妥協。案例很多，例如，崔衛平教授主張在社會互動中通過凝聚共識來「回到常識」，「編程隨想」將歐美民主制度、中國禁忌歷史視為政治常識傳播，再到前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張雪忠撰寫《新常識》論證與否定獨裁政體的正當性。   
³ 吳強，2021，〈中國常識自由主義的悲歌〉，《思想》2: 199-208。
⁴ 吳強，2021，〈中國常識自由主義的悲歌〉。
⁵ 滕彪，2021，〈走入歧途的中國自由主義〉，《思想》42 : 147-166。
⁶ Andrew J. Nathan. 2016. “The Puzzle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Journal of Democracy 27(2): 5-19.
⁷ 李子暘，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畢業，媒體人、出版人；姚中秋，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畢業，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歷史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兩人之前都被認為是「中國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也被網民戲稱為「國奧隊」、「奧派」）。在2000年代後期，「奧派」集體從支持「憲政」轉向反對民主與支持右翼國家主義。
⁸ 李澤厚、劉再復，1995，《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香港：天地圖書。
⁹ 汪暉，2001，〈「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2: 1-65。
¹⁰ 汪暉，2000，〈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7: 1-43。
¹¹ Andrew J. Nathan. 2003.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1): 6-17.
¹² 吳國光，2006，〈改革的終結於歷史的接續〉。《二十一世紀》3: 4-13。
¹³ Ching-Kwan Lee. 2007.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¹⁴ Ya-wen Lei. 2017. The contentious public sphere: Law, media, and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¹⁵《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第二章〈開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2022年10月，維基文庫，https://bit.ly/3NPynsT
¹⁶Pierre Bourdieu. 1994. “Rethinking the Sta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bureaucratic field.” Sociological Theory 12(1):1-18.
Pierre Bourdieu. 2015. On the State: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9-1992. Cambridge, MA: Polity.
Mara Loveman. 2005. “The modern state and the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symbolic pow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0(6): 1651-1683.
Michael Mann. 1993.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2,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 states 1760-191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¹⁷從2011年的茉莉花活動鎮壓開創了大規模抓捕與指定場所監視居住的實踐開始，到2014年「清網運動」清洗自由派微博意見領袖和「傘捕者」等鎮壓NGO，直至2015年「709事件」抓捕人權律師群體。此外，加強籠絡與控制願意服從國家的民間人士，透過建立省級社會組織綜合黨委將NGO變成附庸，統戰部開始新興社會階層的統戰工作。

¹⁸ 許章潤，<保衛「改革開放」>。中國數字時代，2018/02/10，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578326.html
¹⁹ Andrew J. Nathan. 2016. “The puzzle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²⁰ Seymour Martin Lipset. 1981.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expanded edi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²¹ 成都秋雨聖約教會是中國最大的家庭教會之一，有不少自由派知識分子選擇加入，特別是2013年之後。2018年2月新版《宗教事務條例》生效，秋雨聖約教會在同年12月被查抄鎮壓，王怡牧師、覃德富長老、李英強長老等100多名基督徒被抓捕。關於秋雨聖約教會的紀錄，可見：林鹿，2020，《秋雨麥粒：回憶成都秋雨之福》。台北：麥粒出版。另一個規模較大的家庭教會是北京守望教會，聚會場所在2019年也相繼被取締。
²²王建勳、叢日雲等著，2021，《美國秩序：保守主義華人眼中的川普主義》。台北：八旗文化。

²³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教授2021年11月在微信公眾號「孫立平社會觀察」發表<千萬不要忽略這件事——俄羅斯的保守主義轉向>，原文已經被審查刪除，備份可見https://bit.ly/3pifR2e
²⁴Erving Goffman. 1961. Asylum: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New York: Anchor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