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期[研討會紀要] 在風險的時代撐起勇敢的空間

〈我們如何研究與記錄逐漸被噤聲的中國社會〉 座談紀要

演講日期：2024年5月31日
發佈日期：2024年11月15日
記錄：陳廷豪（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2024年5月31日，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舉辦「離散中的中國公民行動：性別、世代與多元力量」系列活動，由清華大學沈秀華教授導言、政治大學陳健民教授回應，共同主持這場座談會。

對抗下架與遺忘：為何「書寫」與如何「剪裁」行動紀錄？
        沈秀華開場時表示，面對中國政府逐漸收緊與控制公民社會，在中國進行運動或研究都成為與「風險」為伍的事。在中國當前的社會環境中，包括運動組織和行動者在運動推廣或議題實踐中，紛紛面臨了在「安全」與「風險」問題下，不能說、不能露面、難以記錄的困境。沈秀華指出：「它（中國政府），不用在場但卻影響了我的安全」。威權政體對公民社會的壓制令當前中國研究與運動遇到重大挑戰，一方面是進入中國進行各議題的田野研究變得越來越困難，另一方面是在考慮安全下，許多有關中國的活動與資料都變得隱密、甚至沒有保留下來。在很難在中國國內進行研究，又有中共與國際社會極速緊張化的關係與對台灣的越加打壓下，近年來的很多中國研究，尤其是台灣的中國研究走向，轉往對「中國影響力」的研究，例如中國對台影響力工程、銳實力等相關課題的研究。然而，沈秀華始終認為加入「離散」視角對切入當代中國研究的重要性。有一些中國社群在中國以外甚至內部持續在推動議題，希望改變中國社會，「中國不只有威權政體……還有很多想做一些事情的人們……一些交織性的議題存在著」。學術社群的眼光在威權政體之外，也應看見中國內外的公民行動，對當前的中國進行多元的研究與分析。而像這個會議（指「離散中的中國公民行動：性別、世代與多元力量」），透過行動者能在相對安全的空間分享他們的倡議工作，以及學界師生透過聆聽與互動來學習，希望能創造一些互信與共感。我們「除了在『安全的空間』之外，我們還需要創造一個『勇敢的空間』」，讓在威權體制中被噤聲的中國行動能被看到、甚至記錄下來。
        沈秀華接著拋出疑問：如果交流也是一種支持的方式，如何讓每次珍貴的互動與交流超越僅是當下的活動，而能成為可以被傳承與記錄的經驗，乃至於可以成為將來可參考的經驗，讓中國公民社會的運動與未來的中國研究得以持續走下去？
        陳健民教授延續「離散」的概念，指出胡溫時期的中國其實也有「場內／場外」的運動格局。當時「場外」的行動者，比如港、台、美的華人社群，透過培訓、基金會與研究的方式，支援「場內」的行動者、NGO，彼此之間建立了緊密且深刻的互信模式與默契。過去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了「公民社會研究中心」，透過沙龍、講座、培訓等活動，讓中、港、台的NGO與行動者彼此交流並建立網絡。陳健民描述最令他印象深刻的經驗：某一次他帶著一群中國與香港的NGO夥伴參觀台灣景美的人權紀念園區時，一名工作者看見過往監獄與拘留所的歷史實況後當場痛哭，因為這是他首次可以想像那些因為運動而被警方帶離的夥伴，可能遭遇到什麼樣的對待。

我是誰、我如何書寫「中國研究」
        現場一名與會者提問，他認為「我們如何書寫」的問題涉及了研究反身性的問題，一個人的認同在研究過程中是否會受到「被研究者或是其他人的認同，乃至研究成果」的影響？沈秀華在回應中首先肯認人的交織性與多重身分認同的可能，也認為不同的身分確實會影響研究者在面對同一問題或經驗現象時，發展出不同的理論視角與研究論述。舉例而言，當前台灣社群對於中國的認識和興趣，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台灣與中國之間在地緣政治上的對抗和緊張局勢，從而發展出以中國影響力為目標的研究重心。
        另一名與會者提問，當前香港的研究空間是否因為港版國安法而有所限縮？陳健民教授回應指出，目前港版國安法對公民團體最大的壓迫主要集中於人權、政治相關的運動團體，這些組織面臨著被直接解散的風險。至於沒有直接相關的團體，乍看之下還有正常運作的餘裕，實則也逐一被清查過往的歷史紀錄與發言，一旦被發現曾參與2019年的抗爭，或者和特定團體、運動者有接觸，輕則將難以申請各式官方經費，重則被強制解散，所以實際上在香港，沒有人是真正安全的。

互信、倫理與責任：研究當前中國公民社會的思與行
        一名參與者對於「研究」中國公民社會，提出根本性的質疑與反思，他認為當前對於中國公民社會的研究，普遍呈現出研究者逕自向公民社會、行動者與組織單方面求取資料，研究成果對於公民社會的積累、成長與行動卻幫助不大，甚至公民社會的行動者也無法介入研究者的詮釋過程，這種研究其實不啻於單方面的剝削與無酬勞動，反映了社會與學術社群之間的權力不對等。
        面對這項深刻的批評，清華大學社會學所吳介民教授回應指出，學界對於研究者將「社會」視為研究對象，並（不自覺地）進行剝削式的資料索取，或許沒有形成統一的文本，但卻散見於各種討論與學理反思中。吳介民以自身既是研究者，也是行動者的角度，分享在「研究者／被研究者」之外的研究想像。吳介民認為關於運動研究的經驗更多時候是「互為主體」的實況，由於本身也深度地參與，基於倫理與情感，反而不忍深度書寫內部的情節。
        一名與會者指出，研究者不只該反思如何讓研究回應學術，也應牢記「不要擅自為被研究者代言」，更重要的是，從事中國內部抗爭者的研究時，不能只強調行動者的「樂意被看見」、「想要被理解」，卻忽視可能有的未知風險以及當前中國公民運動缺乏經驗傳承的現實。研究者在建立互信的過程中，應該主動並充分告知年輕世代的中國行動者參與研究的風險，這既是研究者的倫理，同時也是深化雙方信任與關係的重要工作，畢竟當前的行動者未必意識到自己具有NGO的身分，更有可能只是當下出於良知而做出的行動，並沒有設想到後續的安全隱患；身為研究者，善盡提醒的義務，是不可迴避的倫理問題。另一名與會者從實際的資安層次提問，在緊張的中國局勢之下，有志於繼續從事中國社會研究的研究者，是否應該正視研究過程中資料保護與資訊安全的問題，否則不僅無益於協助中國公民社會，反而令行動者陷入「被拖後腿」的風險中。
        在熱烈的討論中，沈秀華指出，所謂的風險其實具有雙向性，在當前的中國，不只被研究者，研究者也同樣面臨風險，在這種「冒著風險的互信」之下，期待行動者之間看見彼此，領悟到「有人跟我一樣正在為了更好的社會努力著」。
        座談會的最後，在逐漸收束的討論中，眾人紛紛同意在當前的研究場域中，一名好的學術工作者在進行研究時，不只關心「對社群重要的問題」，也應將自己的學習與積累的成果，和所研究的社群分享，讓雙方都在研究的過程中受益成長。期待本次座談來自各方深刻的對話和回應，能夠成為未來中國研究社群、公民社會在風險與安全隱憂中，構築「勇敢空間」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