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期[工作坊演講紀要] 台商發展工作坊：跨國移轉與在地鑲嵌-上篇-傳統產業

演講日期：2025年5月9日
發佈日期： 2025年10月23日
講者：鄧建邦（淡江大學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教授）、吳昀熹（日本香川大學講師）、潘美玲（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紀錄：羅詠濤（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研究生）

        台商研究是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焦點之一，在多位學者與學生的努力下累積了豐富的研究成果。然而，隨著中國政經局勢與社會條件的快速改變，台商也紛紛邁入不同的遷徙路徑與經營策略。本次工作坊將視野從以往著重於中國的台商研究，拓展到「全球台商」，邀請六位學者與專家講述相關議題，包括台灣商人的移動與再鑲嵌、目的地的制度環境、跨國的科技競爭局勢，以及當產業遇上社區的創新公共治理。
        上半場次的三場演講著重於傳統產業的經驗。從醞釀到興起，全球南方國家逐漸成為台商的機會之地。跨國移轉的問題不僅關乎追逐低廉成本的選擇，「南向」背後更伴隨落地如何可能的諸多面向，包括與舊地域的脫鉤、產業與組織的轉型，以及重新鑲嵌於新社會的實踐。三場演講闡釋南方國家的制度與文化情境，以及台商的流動與在地關係。

台商與台籍工作者的南向遷移和落地
        鄧建邦教授長期鑽研台商與台灣人才的遷移，講題為〈為何南向？電子業台商的越南遷移與台籍工作者在越南的社會生活與在地鑲嵌〉，以遷移的軌跡與適應為觀察重點，跟隨台商的步伐展開田野調查，呈現過去幾年台商轉型過程的前線實況。
        回顧歷史，台商與中國經濟轉型歷程的關係極為密切。1980 至 1990 年代台商傳統製造業聚落在華南、珠三角地區逐漸成形，隨後在 1990 至 2000 年代擴散至華中與上海地區，並漸漸在中國電子產業供應鏈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在 2000 年代中期，因應勞動力短缺、勞力成本提高，加上金融海嘯與當局實施勞動法改革，這些台商也開始向西往內陸轉移，以利壓縮成本和分散風險。鄧建邦曾於 2010 年代投入台商在華中（湖北、河南等）發展的田野調查，發現許多轉往內陸的台資廠懷有一種簡單想像——直接進入勞工的「原鄉」將得以覓得充沛的勞動力。然而，實際景況卻與預期相反，由於一胎化年輕世代偏好的是位處沿海城市、非勞力密集的就業機會，招募難題依然嚴峻。除了整體的成本上升，另外還有在中國的治理與制度脈絡下，省份之間乃至省份內部的商業條件經常不均衡。舉例來說，廣東省境內的不同地區有多套薪資標準。此外，薄熙來事件、中美貿易戰及COVID-19疫情等重大轉折，都凸顯經濟與政治去風險考量的重要性。
        在中國經商環境同時迎來內部變化與外在衝擊下，相對利益不再誘人，許多台商決策者開始重新評估生產布局，積極尋找替代機會。近年來，「南向策略」對台商相當具有吸引力。台商對中國投資在 2010 年代逐步縮減，到了下一個十年已明顯衰退；與此相對，對東南亞投資從 2020 年後大幅成長。資料顯示，彼此取代的交叉點發生於 2021 年。在這一波新南向目的地國家中，越南和印尼是兩個主要投資熱點。鄧建邦在結束台商往中國內陸遷徙的考察後，2017 年起又跟隨台商的腳步前往印尼（丹格朗），再到越南（北寧、北江、平陽等地）。彼時，電子業聚集在北越主要城市的外圍地區，該地與過去廣州加工基地之間具有陸路交通形成的地利之便；另一方面，紡織業、鞋業等更傳統的行業則向便宜勞動力充沛的南越聚集。鄧建邦指出，不少知名廠商都已入駐上述地區，至於東南亞諸國能否取代中國的角色、新生產基地的社會經濟條件，以及美國川普政府政策對供應鏈的影響等方面，皆有待後續研究深入剖析。
        鄧建邦在演講最後提到，台灣人在海外工作的人數、技術性遷移的情況，在疫情之後逐漸回升；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不復以往，體現了向外流動的輪廓已然改變。與早期多數台資廠儲備幹部湧入中國就職不同，近年愈來愈多年輕世代的台籍工作者外派至東南亞。一方面是台商新南向設廠布局、國家政策鼓勵，加上教學現場的資源等形成了驅動力；另一方面是服務業與金融業從業人士，也有自發性地往東南亞新興市場尋求機會的現象。鄧建邦強調，新世代台籍工作者高度的適應能力值得關注，例如語言學習、在地的家族產業或社會網絡等因素，凸顯了台商如何在南向後重新落地的各種基礎，深具社會學研究旨趣。
 

越南台茶商的策略行動與地方連結
        吳昀熹講師的講題為〈跨境網路與社區鑲嵌：變動下在越台灣烏龍茶企業的經營轉型〉，主要探討台商在越南農村的經營實踐，以及該實踐對地方社會的深層影響。
        台灣烏龍茶原料進口從 1990 年代前後受限於本土生產成本，開始向中國華南、西南與東南亞轉移；新世紀以後，對越南的依賴穩定成為大宗來源。台商在越南投資早期以輕工業與製造業為主， 1980 年代後期才發現農業與食品加工活動的投資機會。相比製造業生產，農產相關的台商多為小規模、家族式與個人式經營，這種管理模式不同於委託外包契作，投資人必須與當地社群發展面對面的互賴關係。吳昀熹指出經營活動與地方社會結構、文化與制度環境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過程，並且關注台商如何在越南農村打造、調整與維繫其跨越國境的經營方式。
        吳昀熹為了描繪台商與越南農村形成的在地生態，自 2019 至 2023 年進行田野調查，地點位於多民族混居、以經濟作物為主的西原（中部高原）。越南政府原先透過政策將人員從越南低地導引至高原生活，主要推廣桑葉的生產，輔以法國殖民時期引進的咖啡與紅茶，台商及其農產投資進駐後，才改變當地的經濟生產與地景。吳昀熹與台商、台幹、越籍幹部、農戶、茶廠工人、村長和當地農業部門等多方行動者接觸，挖掘地方社會中的微觀互動與各方的策略性實踐，聚焦於四道課題。
        農業投資的第一道課題是種植土地的取得。在越南，外國人無法獲取土地所有權，只能透過正式程序租賃土地，但過程繁雜又涉及貪腐問題。台商起初借用當地人身分證來代持土地，但違約風險不小；與當地人（如村幹部或地方頭人）合資經營成為較好的替代選項，然而經營理念與利益分配的矛盾往往成為新難題；於是透過通婚建立姻親關係，進一步形成在地化的家族經營，成為台商前進越南最穩固的方案。換言之，台商善用非正式手段繞過制度限制，以追求土地經營權與長期的實際持有。不僅於此，與在地人士建立緊密連帶也有助於解決跨文化溝通和管理障礙，此即第二道課題。根據吳昀熹的觀察，任用台籍技師、越籍華人或當地熟練工人，各有不同優勢與缺點，後者的薪資期待雖然較低，但未必契合台商的經營管理。此時，在地人士能提供多重緩解的作用，諸如：越南配偶協助翻譯和商務管理，透過村幹部引薦融入社區網絡等，使得技術、經營與勞動得以在跨文化行動者之間轉譯。
        第三道課題是生產路線的多元化發展。台商起初以禮品茶為主軸，在受到飲料茶市場興起的挑戰之後，靈活地將當地部分產線轉向手搖茶或瓶裝茶原料的出口，並且投入和發展供應越南本土茶飲市場，形成多層次的目標市場與產品定位。最後一道課題，則是生產程序的轉型。除了市場策略之外，台商的靈活性也體現在農藥檢查與產品品質控管，以及契約合作彈性化的嘗試。他們建立了農藥、肥料來源和分銷的把關，亦派遣技師在當地實施用藥培訓與產品檢驗；另一方面，大農場主與小農的議價條件逐步分化，傳統而穩定的契約收購制與定價模式不再是固定選項。因此，台商面對市場變化展現靈敏的調節能力，但收購價格的浮動則將部分代價與風險轉嫁至議價能力較差的農戶。
        綜合四個面向而言，台商藉由社會網絡克服土地難題，透過關係建構技術轉移、經營與勞動過程的溝通渠道，同時將以市場為中心的制度實踐引入當地的產品定位、風險管控及供應價格結構。吳昀熹強調，台商在越南農業投資帶來的地方效應，可謂利益與矛盾並存，例如，雖然改善了收入、工作機會、基礎設施與知識流通等，但也帶來市場不確定性、土地資源緊張等問題——既促進發展，亦創造新型風險與依附關係。吳昀熹最後總結道，跨國移轉的台商行動者在制度模糊空間中主動試探、適應與創新，進而重塑在地經濟的制度慣例，帶來新的機會與挑戰。
 

印度：下一波台商研究前沿？
        潘美玲教授以〈印度台商現況觀察〉講題，分享印度經貿結構和在地商業機會的現況。潘美玲在開場時打趣地說，她長期耕耘印度研究，在學界同行之間少有機會共享對這一地域的興趣，令人振奮的是，印度是經濟成長潛力相當充裕的南方國家，正在成為台商全球流動的下一個目的地之一。
        潘美玲從印度的經濟量體切入，並說明 2020 年以來台灣於印度的投資及雙邊經貿關係的概況。與越南、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構成的新南向諸國相比，印度的 GDP、勞動人口與年齡中位數等指標都極具規模或優勢。印度形成的吸力也反映在外國直接投資的比較中，以 2020–2022 年的資料為證，不論是印度本身批准接受的外國投資額，或是台灣資本的流入，印度皆位居上述南方國家比較中的榜首。類似地，潘美玲亦引用國貿局資料，展示台印雙方進出口總值在後疫情時代呈現可觀的規模。簡言之，印度的總體經濟發展及其吸引跨國投資的市場潛力，已然成為不容忽略的「大國」。
        欲理解印度所展現出的發展動力，不得不考慮官方產業政策，尤其針對電子產業方面。潘美玲指出，現任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有意打造強國家能力（strong state power），同時鞏固其國內權力貫徹，因此重視經濟實力的公開展現。自 2014 年「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規劃以來，印度政府致力於策動電子系統設計與製造產業的在地化，改善投資環境、鬆綁法規並有條件地調降稅賦，希望成為全球電子製造業分工中的樞紐。進一步又推動多項投資目標計畫及獎勵措施，包括：生產鏈獎勵計畫（Production Linked Incentive Scheme）、半導體與顯示器製造生態系統發展計畫（Programme for Development of Semiconductors and Display Manufacturing Ecosystem）、印度半導體任務（India Semiconductor Mission）、電子零組件製造計畫（Electronics Components Manufacturing Scheme）等。2010 年代以降，印度逐步開始吸引外資設廠、提升本國出口的市場份額與價值鏈地位，並試圖將成功經驗輻射到更多產品領域，力求建構完整的在地供應鏈。
        在國家積極介入與鼓勵下，從上游材料與支援產業、中游零組件供應商，再到下游組裝與系統產品製造商，印度藉由與國際投資或合作者建立相對完整的電子產業結構，並主要在下游電子製造服務（EMS）吸引西方、日本、南韓、中國與台灣的企業設廠。台灣廠商方面，包括電子製造服務的和碩與鴻海，零組件的台達電與正崴，品牌廠的宏碁，乃至傳統製造業如東元電機或製鞋業如宏福實業等，不少企業已在中美貿易戰開打後擴大在印度布局。與許多國家的發展經驗相似，印度政府尋求外資投資，並以優惠條件推動技術移轉；台灣方面則是經濟部明確將印度納入新南向重點「六國」¹，蒐集、調查並提供台商投資環境的資訊。2024 年，跨行業的印度台商總會（TCCIN）成立，整合了過去分散各地的台灣商會。總之，在國家政策的激勵下，台商對印度投資日趨多元。
        不過，台商在印度投資與營運仍面對諸多挑戰。潘美玲以欣陸控股、緯創資通、和碩集團等數個台資企業為例，指出印度官僚體系冗雜且效率低落、地方貪污問題，以及當地專業經驗與人才不足，不時傳出台資廠縮減或撤退的問題。此外，跨國的文化距離，或是多語言、種姓制度等當地因素，亦增強了管理難度。舉例來說，2020 年緯創的 iPhone 印度組裝廠發生暴動事件，三年後決意出售廠房並退出該業務。此前，原先為了在地化而聘任印度籍總經理，扭曲台籍主管的管理模式，且新總經理任意更改人事和勞務安排，種下勞方不滿的禍根。
        演講最後，潘美玲回到印度作為新興市場大國的觀點，指出正在浮現的「印度模式」，與既有研究相對豐碩的「中國模式」 顯然不同，其中不僅包含政治與經濟結構的差異、來自競爭對手的力量以及印度外交關係，也涉及許多的政策、制度規範、慣例與文化的區別。面對逐漸以「本國優先」為號召、全球供應鏈重塑的時代，印度模式的興起及其與台商移轉的新動態值得持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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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¹ 包括越南、泰國、印度、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