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期[工作坊演講紀要]台商發展工作坊：跨國移轉與在地鑲嵌-下篇-科技產業
演講日期：2025年5月9日
發佈日期： 2025年10月24日
講者：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呂正欽（電子電機工業同業公會副秘書長／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兼任教授）、呂家華（互動治理工作者／台南社大社會溝通小組成員）
紀錄：羅詠濤（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研究生）

        延續前篇對傳統產業台商的討論，本篇的三場演講聚焦科技產業。科技產業的崛起、全球競爭及戰略布局，反映了當代地緣政治的新格局，以及企業快速發展對社區生活所帶來的挑戰。換言之，「民主」供應鏈可以從國際關係與在地社會鑲嵌的雙重視角來深化思辨。
 

脫中入北：重新思考國際政治經濟中的台灣
        吳介民教授的講題為〈脫中入北——台灣對外產業發展動向〉，「脫中」意味著對外投資脫離以中國為目的地的現象，「入北」則是指台商資本進入全球北方國家。為了完整理解此趨勢的內涵，吳介民回溯台灣在資本主義體系分工中的簡史。以世界體系理論的視角來看，台灣超過半世紀位居半邊陲國家，途中嵌入全球貿易與價值鏈，首先面臨「追趕的極限」¹，再迎來半導體產業的突破性發展，如今則逐步躍入核心國家的門檻。
        傳統價值鏈階序的代工困境，通常表現在若非品牌化、自主化，廠商將很難控制定價權；然而，台灣半導體產業在製程技術方面的競爭優勢，顛覆了人們對代工的既定印象。吳介民提醒，「代工」一語僅是中文裡一個概括性的用詞；實際上，傳統產業的OEM，電子製造服務的EMS，以及尤指晶圓代工的Foundry，代表迥異的模式和意涵。關於台灣半導體產業創新的重要研究，吳介民列舉社會學者陳東升的《積體網路》（2003）、管理學者洪世章的《打造創新路徑》（2021），以及工研院專家史欽泰、吳淑敏和經濟學者陳添枝合著的《從邊緣到核心》（2025）。這些研究橫跨了制度建構、組織網絡、技術學習與追趕，以及全球分工體系與國家角色等各種軸線，為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歷史變遷累積豐富的見解。
        跨越追趕的困境，吳介民聚焦於近年台灣在半導體供應鏈地位的躍升，以及背後的地緣政治邏輯。首先，台灣半導體出口自 2010 年代持續上升，而受到全球疫情與中美對抗情勢影響，到了 2020 年代呈現「大爆發」的成長。吳介民提醒，從比例來看，主張台灣外銷高度依賴中國市場恐怕只是迷思，因為兩國之間相關產品進出口量的消長，主要源於 2001 年後電子業的美中台三角貿易成形。台灣廠商將零組件輸往中國生產基地進行組裝，再銷往以美國為主的世界市場。其次，台積電自 2018 年以來扮演關鍵角色，特別是其高階製程領域（接近於）壟斷的地位，在價值鏈中成為領先廠商，突破了追趕極限這一命題。台積電即使不是尖端設計的龍頭，仍然大幅擁有比同業更高的定價權。此外，台積電在公司與客戶之間建立開放創新平台（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OIP），連結並強化了設計、製程與後期封裝測試之間的溝通，降低試錯成本。進一步而言，這套整合的架構有助於台積電從追隨者轉型為規格的制定者。
        因此，台積電在供應鏈中的地位使其成為地緣戰略中的關鍵鎖喉點（choke point）——既是先進經濟體爭取合作，也是競爭對手試圖超越或擺脫依賴的對象，甚至是敵國奪取的目標。例如，在目前的供應鏈中，美國嘗試疏散產能集中和過度依賴所導致的風險，近期與台積電達成多項全球注目的投資協議。然而，如前所述，台積電藉由開放創新平台整合上游和下游的生態系統，吳介民以「台積電的腦」為喻，指出核心的研發部門（R&D）仍然會根留新竹，且極難在短期內遷移或複製。
        再者，台灣高科技產業崛起的經驗，很大程度塑造了當今地緣政治局勢中的關鍵問題。吳介民提倡從台灣視角反省，所謂的「脫中入北」趨勢表示新一波資本轉移不再只朝向南方新興工業經濟體，而是包含更多的全球北方國家。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及成本低廉的設廠環境，台灣對中投資於 1990 年代初期超越世界各國，大量台商資本輸入中國，並在陳水扁總統任期持續加速、馬英九總統第一任期達到高峰。過去地緣對抗情勢尚不明朗的時期，台商依循資本主義運作的逐利邏輯而運動；然而脫鉤現象早在馬英九總統第二任期便得以觀察到，至今赴中投資的熱潮更可說已然式微，地緣政治經濟進入新的週期。至於在「入北」方面，台灣對北方國家的投資額在近七至八年內攀升，尤其是高科技與半導體產業的對外布局，明顯由中國轉移到其他工業國家，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成為新熱點，印度、日本與德國等地亦然，半導體策略的全球多角化成為難以避免的趨勢。
        最後，「脫中入北」、台灣國家主體以及對外關係形成的核心命題，則是備受討論的「矽盾」，亦即半導體經濟生產的深度互賴，是否及如何構成國家之間的安全議程？吳介民主張，台積電外移至美國設廠不能單純視為「掏空」，因為儘管不免有潛在的憂慮，但是進入核心國家的行列、深度參與未來巨大的 AI 市場，都是具有積極意涵的發展方向。進一步來看，半導體供應鏈自 1980 年代產生高度相互依賴以來，全球生產分工的各個環節形成地域集中性，甚至技術鎖喉點，例如荷蘭廠商掌握微影（或稱光刻）設備，或是日商的光阻劑市占率遙遙領先等。每一環節的關鍵技術分散於不同國家的企業中、難以彼此替代，導致供應鏈固有脆弱性，因此在面對戰爭等外部衝擊的斷鏈風險時，更有賴民主國家的合作保護。然而，矽盾存在與否並非共識，主要是因為台灣特殊的、「受挑戰」的主權地位，以及不易預測的獨裁者意圖。吳介民提醒，矽盾存在且有效的肯定論、否定論，以及反作用論（例如：矽盾刺激中國加速兼併意圖、促使美國重視疏散產能）等三種立場，仍是相互競爭中的論述。
 

透視半導體產業與當代戰略
        呂正欽教授曾任職於經濟部工業局，現職為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副秘書長、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兼任教授，主講〈半導體產業現況趨勢與競合布局〉。呂正欽首先指出，貿易戰、區域戰爭和美國關稅政策等外在環境變化，快速改變了半導體產業的穩定性，以及對於穩定的預期。2022 至 2023 年間整體產能略有過剩，近兩年則回到較穩定的供需；考慮到高效能運算、電動車等新興服務和產品市場的前景，若無重大事件導致衝擊則半導體市場仍會呈現相對穩健的成長。呂正欽在演講中以豐富的資料與圖表，呈現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的產值分布（例如，最廣義的上下游總產值已超過 1 兆美元），比較各國廠商在多元的產品分工、供應鏈順序和市占率的表現（例如，美國在總值方面以 40% 占比領先，台灣以17% 次之）。
        呂正欽接著劃分供應鏈的各領域，指出在整合元件製造商（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er, IDM）、無廠製造商（Fabless Company）部分，以數間龍頭企業為首維持了尖端設計的領導地位，整體集中於美國。晶圓代工廠（Foundry）則以台積電為代表，台灣占了全球 69% 的量能，除此之外，在 IC 封裝測試的表現也相當亮眼。進一步考慮許多美商構成的設備領域、以日商為首的材料供應，以及南韓企業如三星作為記憶體製造主力等，凸顯了半導體產業高度複雜、競爭且各有專精的分工體系，而中國正在多項領域中快速追趕。
呂正欽認為，近年科技發展從「數位轉型」到「智慧化」的中長期過程，不斷強化半導體晶片、設備與材料作為關鍵產品的需求。這些需求同時來自消費性電子產品，也涉及人工智慧，以及各項應用於新興科技產品、商業及軍事等方面的雲端高速運算。在高階晶片製造與 3D 封裝方面，台灣仍在先進製程占有壟斷地位，但也持續面臨三星等公司的挑戰；另一方面，成熟製程正面臨逐步被中國完全侵蝕的風險。此外，記憶體是台灣廠商較難分享的市場。整體而言，台灣很難在各領域獲得全面且長足的進展，但憑藉先進製程的巨大優勢，未來在供應鏈的地位仍能樂觀預期，並享有可觀的利潤。更重要的是，台灣高科技廠商向全球投資的趨勢，並不意味取代國內的生產量能，業界預估至 2030 年依然有 80% 保留於本土。
        呂正欽最後強調與產業發展相對應的國家制度建構。顯見的變化是，多個工業國家已將半導體列為國家核心戰略產業，具體措施諸如美國的《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歐盟的《歐洲晶片法案》（European Chips Act）、南韓的「K–半導體戰略」（K–반도체 전략）計畫，或是中國在《中國製造 2025》及其他政策規劃中所包括的半導體發展目標。日本政府亦參與競逐，例如鉅資挹注新創晶圓代工廠 Rapidus，該企業與 IBM 合作，試圖快速切入 2 奈米先進製程。這些核心戰略致力於扶植或鞏固廠商在供應鏈中的地位，同時涉及保護供應鏈本身面對不穩定性的韌性。
        那麼，台灣當局如何設計制度呢？面對多元、高度的競爭局勢，呂正欽認為可以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與他國建立合作及互惠的架構，以深化競爭實力和全球布局。舉例而言，COVID-19 疫情期間車用晶片短缺以及中方的崛起，美、台、日、韓在 2022 年著手晶片四方聯盟（Chip 4）的組織，由美方執掌設計與設備、日方供應材料、南韓負責記憶體，台灣則提供先進製程。未來的合作建議，可以從設備、材料的即時試驗與上下游整合著手，利用製程這一強項向外國投資者招商進駐。總地來說，台灣的優勢在於先進製程，以及因此帶動的材料與設備市場，日後如何與美國、日本等盟友加強協作、擴大雙邊投資，並延伸到全球的民主合作供應鏈，都值得展望。
 

將社會溝通帶回來：科技產業、公民社會與公共治理
        本次工作坊最後一場演講，由呂家華主講〈民主深化，社會溝通到公共治理的希望與挑戰：面對南科相關能源等設施與各方互動之階段性工作整理〉，以南部科學園區附屬能源設施的爭議過程為例，提出高科技產業與在地社會鑲嵌的反思，以及台灣社會如何面對科技產業擴張及經濟轉型潛在的衝擊，社會團體和社區居民又如何參與變遷。
        2023 年台南地方政府找上呂家華，告知燃氣電廠的工程計畫，並於同年 9 月催生台南社大社會溝通小組。之後歷時半年以上的田野調查與準備工作，促成 2024 年 4 月 13 日「從能源規劃配置，到南科區域治理與發展想像」公民論壇，廣泛邀集當地居民、社區發展協會、經濟部、台南市政府及民意代表等匯聚一堂。        呂家華認為，現行環評會議、公聽會等正式活動面對的限制在於各方代表被預設的立場，「該說哪些話」、「該扮演何種角色」受限於固定的期待和腳本，加上政府內部也欠缺與外部社會團體有效溝通的平台，導致具體的協調過程無法落實。社會溝通小組試圖克服這些難題，除了正式活動之外，也展開非正式的拜訪、地方田調、舉辦座談及共學空間，透過行動者親身串連起原先相互隔閡、往來稀疏的部門，建立能讓彼此的需求充分表達的審議機會。
        呂家華透過不少過程經驗，說明在地社會不同立場的相互接觸與演變。南科興建的案例尤其充分體現演講主題中的「挑戰與希望」。受到社會既定認知所框架，產業擴張和打造附屬設施的外溢影響評估，並不完全中立。具體而言，科技產業、科學園區等帶來的環境成本未必較能源設施少，但由於資訊不對稱、對於空汙的刻板印象等種種因素，地方居民通常較能接納高科技企業進駐，排斥相關的能源附屬設施，即使後者在客觀標準上是清淨程度更高的燃氣廠。同時，專家與技術官僚欠缺發聲的誘因，以致流通的偏誤資訊難以被修正。於是，不同利益、理念和認知的難以平衡，成為公共治理的棘手挑戰。呂家華指出，落實社會溝通有助於調和互相對立的觀點，透過建立專業人士與地方行動者之間的聯繫、參與式的規劃建議和情境模擬，以及行動者親身共學研究的實踐，得以超越傳統的、由公部門主導且欠缺審議內涵的議程。
        公民社會在發展爭議中如何共學與溝通，經常在聚焦於產業與國家建設的視角下被忽視。呂家華認為，我們可以追求另一種公共治理，不是以零和賽局來想像何謂發展，而是透過參與、互動來凝聚共識，並得出較平衡的解方。此外，國家機構、企業集團及社會團體的不同視角固然有差異，但非毫無交集，理解彼此的需求和難處將是重要的第一步。未來，社會溝通小組將推廣到竹科社區發展之中，期盼各地對於科技與產業進步的目標能夠兼容公民社會的聲音。
 

綜合討論
        演講之後的綜合討論階段，講者釐清並補充了值得留意的面向。鄧建邦提到，南向移動在「新南向」趨勢更早之前就發生了，在新的地緣風險浮現、中國製造成本推升的背景下，台商僅是進一步、更大規模地轉移至南方設廠。在比新南向政策更長的時間觀察下，其實不難發現從中國遷出的台幹甚至陸幹作為有經驗的人力資源，對於在新據點快速建立工廠管理上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潘美玲則補充，科技式經濟民族主義已逐漸回歸國家政策主流，尤其是產業發展如何配合不斷上升的國家安全需求。國內是否具有充沛的製造能力，以及能否避免前一世代全球化供應下的潛在風險，不論對於後進經濟體的追趕過程，或是先進經濟體的戰略重構來說，都至關重要。
        與會者的提問中，討論較充分的大致可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個問題層面，長期而言，台灣社會面對半導體產業的崛起，未來產業與社會的關係如何想像與協調。例如：半導體產業的進步有極限嗎？如何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理解新竹科技園區所謂的「不可取代性」？舉凡人才、勞動體制、企業組織模式等因素，究竟如何創造發展優勢？呂正欽回應指出，目前很難看清這一波科技革命的終點，台積電的技術核心留在本土，難以直接移植或複製，並且從人力資源的角度主張，台灣工程師的技能、工作文化以及任務執行的紀律性，塑造了有別於其他國家的基礎。吳介民則從產業／企業史的經驗立論，指出每一發展領域、商品與組織都難免面臨典範轉移或技術趕超，不可能永遠發展下去；但是在可見的短期未來中，台積電為首的半導體產業仍未達到其成熟期。在下一個十年間若非重大失誤或衝擊，其成長曲線將是樂觀的。台灣本土科技產業生態系統的規模，以及長期凝聚的協作網絡，已經奠定了作為生產重鎮的優勢和極高的取代門檻。
        另一討論是南科案例中，公民社會面對基礎設施爭議時究竟關心哪些問題？呂家華表明，南科社會溝通經驗中的議題設定其實不僅是政府、企業與社會之間的差異，社會內部的多元團體、異質參與者，總是帶來許多差異的問題意識。例如對於農地生產的在地實踐，有時並不吻合官方的定義或規範，經常成為土地轉型利用中的爭議點；又如都市計劃人士從學科與專業社群的角度所提出方案與作法，經常有別於其他社會群體的關懷。
        第二個問答層面則攸關貿易與地緣政治變遷下中國的決策。與會者提問，台商隨著生產類別、供應鏈位置的不同，從而具有很高的多樣性，而且與中國脫鉤的進程有快慢、深淺差異，那麼，什麼因素造成如是分流？吳介民肯定這一觀察，指出台商脫離中國市場的動力在不同時期、不同廠商類型之間確實分化。成本上升雖然是基本且共通的壓力，但台資廠商的應對策略，也受中國政府各階段的產業政策目標所左右。換句話說，當中國在各領域價值鏈攀爬、依序發動生產本土化的過程中，目標領域的台資廠商可能就變成需要排除的競爭對手，因而失去原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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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¹ 王振寰在《追趕的極限：台灣的經濟轉型與創新》（2010）一書中以「追趕的極限」一詞，指出台灣過去依靠快速跟隨所建立的產業創新模式，已經達到成長的天花板。這種模式的特點是，企業不是自己從頭創新，而是利用全球產業模組化的機會，切入全球價值鏈的中段，加上政府政策與公共研發單位的協助，透過社會網絡與產業聚落的力量強化競爭力。然而，這種「追趕」策略儘管過去很有效，卻受到社會結構與產業制度的限制，難以推進到更高階的自主創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