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期[工作坊演講紀要]從「改變中國」的幻滅到獨立紀錄的可能——我所經歷的新聞業變遷
演講日期：2024年10月22日
發佈日期：2025年11月5日
講者：江雪（中國獨立媒體人、《長安十日》作者）
紀錄：鄭頤（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演講開場，江雪即拋出一個大哉問——「獨立」一詞在當代中國新聞業的意涵究竟是什麼？「獨立記者」相對過去和新聞業、國家治理的關係，已然超出「獨立於體制」的指稱。江雪回首自己從1998至2024年身處新聞行業的20餘年，認為中國的媒體發展、新聞業和中國公民運動／公民社會關係的變動歷史，與她作為記者的經歷正好可以相互對映，由此開展本次的講題。透過江雪對自身經歷與感受的梳理，我們得以窺見中國新聞業如何在國家與社會的變動關係之間尋得立足之地，與公民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連，並為現下的獨立記者及報導處境開闢可能的道路。

一、談一段思想起：公共領域的啟蒙與自由意識高漲的黃金年代
        在後毛澤東時代，西方的新聞專業主義（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在中國萌芽，如調查報導、客觀陳述、以公共利益為報導依歸等；同時間社會正處於專制體制下短暫的「政治寬鬆期」，公民社會隨之興起、公民意識增長。其時中國泛自由派記者的思想底色是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的思想和東歐的轉型經驗，以及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撰寫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公共領域形成過程的重要性，對泛自由派記者而言既是生長出報導的沃土，亦是支撐個體在專制縫隙中追求新聞理想的根。爾後這段有如黃金年代的政治寬鬆期稍縱即逝，新聞專業主義與公民社會遭受全面性的摧殘而被迫蟄伏，化作一段被傾覆的歷史；但對於如今去國飄零，卻仍堅持記者職志的江雪而言，是一部依然倔強而不甘心放棄的生命史。
        江雪出生於1970年代的中國西北小城。回望第一次感知到「政治」存在的少年時代，她提及八九學運如何深入到城鄉與偏遠角落的每個人心裡，當時她正在上高中，家中訂有《美術》雜誌，刊載了許多發生在北京的當代美術思潮和新銳的思想訊息。1989年那一刻發生之際，較為早慧的同學引領同儕去學校貼了第一張大字報，江雪時至今日都清晰地記得內容：「打倒官僚、懲治腐敗，聲援靜坐學生。」
        江雪日後採訪大饑荒時代（1960年前後）辦地下雜誌《星火》的前輩們，發現當時的先行者就是聽《美國之音》，而她自己「在八九年的時候，獲取信息還是聽《美國之音》，到今天中國人⋯⋯就真的是你會覺得非常有意思。」現今有很多的獨立媒體百花齊放（如：《不明白播客》），江雪認為podcast這樣傳遞思想和資訊的方式，就像過往橫越了數個世代的廣播電台，是一個「讓聲音穿越高牆的過程」。
        江雪憶起八九學運的一件趣事：當時她受到全班同學的委託，要將大家共同捐出的十四塊五毛錢寄到天安門邊上去，到了郵局要填寫地址時，只寫了「天安門廣場靜坐學生收」，卻沒有受到任何的阻礙。郵局的工作人員都非常友善，電視上也經常能看到學生的各種畫面，周遭的人個個關心事態發展。所有的同學、郵局工作人員都相信靜坐學生能夠收到支持的心意，那是一個共同對此深信不疑的社會氛圍，並留存在同代人的心底。江雪提到：「如果說做新聞，總是要有一點理想主義的話，那我心頭這個理想主義的種子，其實就來源於1989年。所以總是非常地感激，台灣和香港對於這些記憶的留存，是突破千山萬水的，是跨越邊境、跨越地域、跨越人心的，這樣的紀念更為珍貴。」

二、與中國媒體環境和公民社會交織與共的記者生涯
        江雪的記者生涯起自1998年，她將自己之所以能夠成為記者，歸諸於1995年這個重要的年份。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是中國女權運動發展的一個重要起點，對於整個公民社會和江雪皆有重要意涵。另一方面，九零年代初中國意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因應世貿「深化市場改革」的要求，鄧小平進行南方視察，連帶發生媒體的市場化改革。
        1995年之前，所有中國媒體都是黨媒，尤其八九學運之後整個中國媒體沉寂於一個肅殺的狀態中。然而，九五年後出現的市場化媒體雖然仍受黨管制，但功能開始逐步發生變化——媒體起初只是黨的喉舌，透過政府撥款營運、沒有民間訂閱的金流，此時社會各個方面開始鬆動，於是一些地方媒體應運而生（如《河南日報》、《天津日報》），作為黨報的下屬依然得盡喉舌的作用，但可以進入市場取得金錢資本以支持黨報營運。《華西都市報》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第一份都市報，爾後迅速發展起來。這些媒體不再是黨的政策、領導講話的傳聲筒，而開始播報市民關心的議題。江雪認為這些相對自由媒體的出現，為公民社會的發軔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1996年江雪大學畢業後，正巧趕上各省地方報萌芽的勢頭而開始了記者生涯。談及當記者的初衷，江雪大學期間專修法律，由於當時私人的律師事務所不興盛，因此大部分同學畢業後都進入體制（如：法院、檢察院）工作。她沒有選擇和同儕類似的道路，除了自己喜歡寫文章，另一方面是因為希望能從事與公共事務有關的工作，但當時的司法系統名聲極糟，所以沒有踏上法律的道路而選擇去到新聞現場。
        2000年前後互聯網¹出現，連帶湧現網路上的公民寫作。江雪說自己也是被互聯網啟蒙的：「在那個時候，慢慢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記者，所做的事情是跟這個時代、跟這國家同頻共振的，可以實現參與公共事務的理想。」互聯網創造的線上討論空間、各省都市報的發行，為媒體對公共議題的關切，以及新聞專業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奠定基礎。江雪談及2003年《南方都市報》刊登由陳峰、王雷合作完成的〈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長篇報導，是一份克制個人情感並清晰呈現事實的優秀調查報導，因此成為同輩新聞從業人員真正開始學習新聞專業主義的標誌性起點。該報導刊登後，各大媒體紛紛轉載，使得「孫志剛事件」成為社會關注焦點，最後促使政府部門深入調查、廢除《收容遣送制度》並建制相關救助規範。另一則是「聶樹斌冤案」，在媒體曝光後歷經十多年，直至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才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聶樹斌無罪。
        江雪對當時媒體環境和社會氛圍的描繪是，雖然記者散落在各省或各城市，但同道之間有一個鬆散的「新聞共同體」，每當事件發生時，經常在地方上相會，有時會住在同一間賓館，並且分享資源和消息。當時的媒體是在一個有禁令的背景下進行報導，加上市場化必須自籌資金的壓力，彼此間在報導上會有所競爭、搶獨家等，最終就能把一些事情呈現出來。此外，新聞報導也進一步引發法學界和民間各方的聲音。例如「孫志剛事件」時有三位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向國務院提交意見，最終促使《收容遣送制度》廢除的過程。江雪指出：「對民間來說有一種鼓舞，大家覺得作為媒體或公民社會的這種努力，原來是有可能改變制度的。雖然後來有人會說當時的中國公民社會是一個幻象，但身處其中的時候，你會覺得自己是能夠有所作為的。」

三、「黃金年代」？泛自由派媒體引領社會議程的2000—2010
        江雪認為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媒體，基本上是掌握在泛自由派的讀書人的手裡。媒體一度起到了引領社會議程、聚焦公民權利、鼓吹法治和市場的作用。網路空間的討論熱絡，泛自由派媒體和公民社會寄望於體制漸進改良，各大學增設新聞系、新聞專業主義成為熱詞；時評寫手遍佈全國，當政府做得好一點，媒體和民間就鼓掌吆喝、借題發揮埋入自由啟蒙的思想；公民社會湧動著熱潮，許多人從中獲得啟蒙；波蘭共產時代的著名異議知識分子，《通往公民社會》一書的作者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2010年至北京與知識分子進行交流；人權律師起到衝撞體制的作用；北京的三味書屋和萬聖書園、廣州的學而優書店、上海季風書店等發展為公共空間；知識分子的寫作、時評和公共論述在各處發酵⋯⋯。當時的思想底色映照哈伯馬斯書裡的主要論點：民主不僅僅是自由公正的選舉，還需要輿論形成的過程。江雪說：「我們那時也相信，一切自由討論，終究會轉向政治問題。」
        除了市場化的媒體，官媒也加入新聞專業主義、促進公共討論的合唱。例如2003年《中央電視台》評選的八位「風雲記者」中，有七人為調查記者。² 許多社會新聞發展成深度報導，關注公共利益議題的記者亦會獲得諸如社會公眾服務獎、調查報導獎等獎項。此外，各省幾乎都有一份強勢媒體，在報導地方新聞的同時，也與全國互動。江雪回憶當時的媒體之間可以互相分享很多的報導內容，使單一議題成為全國性話題，將關心議題的各個公民納入其中。她形容這個過程是「同行之間的互相精進，也是公民社會的一個連結」。
        縱使當時被公認為「黃金時代」，各個龍頭媒體都有深度報導部門，評論版創造了公民寫作的場域，但審查與控制時時懸在頭頂。江雪提到：「水晶燈上的巨蟒，隨時可以吞噬一切，因為根本的東西（意指體制）並沒有改變。」舉凡2004年《南方都市報》遭整肅，廣州執法部門以經濟犯罪之名逮捕總經理喻華峰、編輯程益中等四人，後被判刑入獄；2008年記者朱文娜撰寫的〈遼寧西豐：一場官商較量〉報導，因涉及遼寧省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而被跨省至北京的公安拘傳；調查記者劉虎於2013至2014年被關300餘天；四名採訪黑龍江伊春市空難的記者被警方強行扣押等。2011年溫州動車追撞事故發生後一週，相關的評論版、報導及微博內容，都被嚴厲禁止或撤刊。
        2013年的《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³更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微博在本世紀初作為一個公共場域，原本還有很多人可以去發聲、支持聲援，但習近平上台之後，開始加強管控意識形態領域，許多字詞（如：司法獨立、權貴資產階級、憲政、公民社會）被劃為敏感詞。江雪認為自此是新聞自由、普世價值、公民社會、公民權利的斷崖式崩塌時刻。

四、流金歲月一去不復返：媒體人不再與體制搏鬥的2014—2020
        相較2008年汶川地震時，體制的第一反應雖然也是下達禁令，但所有的媒體都趕去災難現場；到了2014年數百位老人命喪長江的沉船事故、2015年天津港爆炸時，管控已全面加強、幾乎沒有深度報導，媒體也不再突破禁令。2016年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主持「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時提出，「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201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死於獄中；2018年從憲法中刪去「（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李大同致北京市人大代表的公開反對信在社群媒體廣泛傳播；乃至2019年12月爆發新冠疫情後，體制訓誡吹哨者李文亮醫生。江雪說：「過往的黃金年代，媒體還可以跟體制做一點博弈或搏鬥；但近十年大家都放棄了⋯⋯那個蟒蛇始終在注視著、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就真的有一種幻滅感。」
        江雪提及自己進入機構媒體時，正逢媒體人可以大展身手的階段。2015年前後，同道中人紛紛入獄，她突然意識到沒有辦法在機構媒體待下去了，因此選擇成為一個獨立記者。原先還曾跟幾個朋友討論，是否能組建一個完全獨立於資本和國家權力的平台，依託於社會與受眾的支持，做真正的獨立報導；但眾人研判會因為相關的互聯網、募捐法規及採訪權受中宣部管控而無法成立。由於當時微信公眾號還在發展階段，審查觸手尚未伸入，因此江雪決定以「雪坊公眾號」的形式作獨立記者，同時透過端傳媒發布報導。

五、Covid-19之下另闢自由之徑／境
        疫情期間，江雪於2021年底到2022年初住在西安，寫下封控場景的《長安十日》，並發布在微信公眾號、百度百家號等自媒體平台，媒體好友宋石男亦在自己的公眾號同步發布。儘管數日後即因「內容違規」而被多個平台下架，但已引發眾多熱議，並引來警察穿著防護衣上門關切。
        再後來就是眾所周知的白紙抗議。江雪認為白紙抗議是人們出自本能對極權的反抗，這種反抗是有價值的，戳破了當局可以使所有人服從的神話。針對外界對中國人民是否習慣了極權統治的評論，江雪表示：「能夠看到的輿論是被製造出來的，中國人自己內心的聲音，你現在是沒有辦法真正的感受到的。所以到了海外，對我來說只是換了一個地方，繼續做白紙的採訪報導，也還是始終希望做一個『正常的人』。」
        體制要人民系統性地遺忘歷史、抹殺記憶，但公民之中曾經有過李文亮、黃雪琴、張展、許志永、丁家喜、許章潤這樣的勇氣之人，嘗試為自由開疆闢土。江雪在演講最後引用了李怡自傳中的一句話：「成敗皆非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恆。」進而補充道：「這樣的反抗似乎有點太過柔弱，但是我相信這種柔弱的力量，最終能夠成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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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台灣普遍稱之為網際網路。
²八位風雲記者分別為披露北京計程車業壟斷黑幕的《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王克勤，追蹤山西臨汾特大礦難瞞報事件的《中央電視台》記者曲長纓，喬裝暗訪揭露廣州市長洲戒毒所強賣戒毒女為娼案的《羊城晚報》記者趙世龍，披露龍膽瀉肝丸導致尿毒症的《新華社》記者朱玉，報導「夫妻看黃碟，民警上門查」事件的《華商報》記者江雪，率先採訪報導孫志剛事件真相的《南方都市報》記者陳峰，採訪巴格達戰爭場面的《中央電視台》記者冀惠彥，連續3天6次進入隔離區近距離採訪通報SARS患者的《中央電視台》記者柴靜。（資料來源：新華社，2003年11月11日）
³《南方周末》報社部分內部人員，在微博上指證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親自操刀」修改新年獻詞「造成嚴重事實錯誤的重大出版事故」並嚴正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