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期[工作坊演講紀要]《巨浪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新書座談會：清華大學場次側記
39期[工作坊演講紀要]《巨浪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新書座談會：清華大學場次側記
演講日期：2025年10月29日
發佈日期：2025年12月3日
主講人：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梁啟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客座助研究員）
與談人：林祐聖（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古明君（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
撰稿人：鄒凱業（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本次座談邀請《巨浪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以下簡稱《巨浪後》）的編者吳介民、梁啟智，談論這本最新發行的書，並邀請林祐聖、古明君兩位教授擔任與談人。吳介民主要談論香港在《國安法》實施後公民社會的劇烈重組，以及在宏觀地緣政治框架中如何理解中國的「帝國方略」與香港危機。梁啟智則以社區報等在地案例，分析香港社群在高壓環境下維繫社會連結與延續抵抗的方式。演講最後，兩位講者邀請與會者一同反思香港研究的定位與未來展望。
《巨浪後》的寫作背景
在演講開場，吳介民提到台灣學界與公民團體關注香港局勢並持續互動逾十年，這份關切建立在深厚情感與共同價值理念之上。香港在過去十餘年間歷經「驚天駭浪」的轉折，自2012年反國教行動與2014年雨傘運動以來，香港社會對民主化與撐起公民社會曾懷抱期許，然而，情勢隨後急轉直下，2019年因修訂《逃犯條例》以處理台灣命案而引發的反修例運動，迅速蔓延為受國際關注的群眾抗爭。《逃犯條例》可能被擴張適用，讓北京得以引渡香港人，激起港人對「送中」的強烈恐懼，與此同時，台灣正面臨中國銳實力與認知作戰的加壓，對於香港的群眾抗爭尤為敏感，間接影響了台灣社會。
北京當局與香港政府乘鎮壓之勢，在2020年推行《香港國安法》，2024年港府又依《基本法》第23條完成本地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形成所謂的雙重《國安法》，兩者共同構成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基礎，用意是防範、制止並懲治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以及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香港原本蓬勃且具高度動員力的公民社會自此遭到全面壓制，政治空間驟減，立法會幾乎難見有效的反對聲音。吳介民認為，今日香港的政治高壓與社會管控，甚至較台灣七、八〇年代戒嚴末期更為嚴峻，儘管2019至2020年間香港議題曾占據國際媒體焦點，近年關注度卻迅速退潮；香港人則在「出走」（被迫流亡或自願移民）與「留守」之間分化，社會彷彿進入「劫後餘生」的狀態。
為了使外界關注不致熄滅，中研院社會所於2023年3月成立香港主題研究小組，持續累積在地資料、建置研究庫，並連結全球關心香港的社群，盼為理解與記錄香港現況留下「火種」。
《巨浪後》的寫作主軸
吳介民提到本書以三條交錯的脈絡展開，包括：地緣政治與經濟、政治與公民社會以及一些專題的分析。首先，在地緣政治與經濟的長時段視角下，作者群以歷史與結構並置的方法，重新檢視香港在中國發展戰略中的位置：一方面追問香港對北京是否仍具關鍵價值，以及被理解為「新回歸」社會的治理心態；另一方面則指認《國安法》實施後，治理型態由「一國兩制」原初設計中的間接統治，變成更直接、可視且可計量的統治技術。
其次，作者群聚焦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的變遷。在雙重《國安法》的衝擊之下，過去高度動員且具有抗爭性的公民社會被強力壓縮，政黨與民間組織的公共空間迅速萎縮。作者群追索另一種生命力的流向：當公開的對抗被迫退場，行動便轉入隱蔽的角落與日常的縫隙。當「公民社會」這個傳統概念開始失去描述力，取而代之的是以「社群」（community）為核心的分析語彙，用以把握那些不張揚、卻持續翻攪的抵抗。
最後則收錄一些個案式的專題，為前面的理論鋪陳提供了質地與溫度。舉例而言，由在地媒體與社區報的興起，可以見到許多民眾以近身且溫和的筆法介入公共事務，從交通、都更、小店到歷史敘事與都市傳說，日常被政治化，而政治也滲入日常。同時，海外港人的網絡、獨立書店的萌生，以及從個人到組織層次的「撐持技術」，共同描畫出一幅高壓之下仍能呼吸的社會景觀。簡言之，書中所呈現的，不是單線度的衰退故事，而是一條在收縮與再生之間反覆擺盪的動態曲線：統治與反抗、秩序與縫隙、收編與再創，不斷地彼此塑形。
帝國方略與香港困境
吳介民最後提及第二章〈中國帝國方略下的香港危機〉的主要思路，文中以「帝國方略」作為分析框架，將香港置入中國長時段的權力重組之中，進一步以「中國難題」命名當前的結構性困境，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執政者正處於「中華帝國的重建」進程，意在回到清代康雍乾盛世所擴張的疆域尺度。中國在此帝國規模下推動現代化，將香港與台灣視為有待「收復」的失土。為了描繪這種時間性的治理邏輯，吳介民提出「帝國行事曆」概念1 ：政權為了領土復歸設定了一系列僵化且難以更改的「大限」與時間表；也正因為被納入這套行事曆中，香港數十年來陷於政策高度僵化的窘境。在一國兩制的規劃下，香港的九七大限可說是被納入帝國行事曆的證據。
在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歷史追求上，若能同時完成台灣的「收復」並對南海取得實質控制，便可召喚出近似「新十全老人」的自我敘事，此一象徵性的里程碑構成強大的政治誘惑。從操作層面來看，北京當局長年採雙軌並進：一方面以領土回歸與擴張為路徑，試圖以實質手段將邊陲重新納入帝國秩序；另一方面走全球主義路線，試圖在收復之前或收復過程中，把香港、台灣等地納為現代化的樞紐與資產。香港經濟在此脈絡下於數十年間被深度吸納，其社會性質與結構肌理也隨之重組。然而，隨著專制集權邏輯的內卷化，以及美中對抗的外部牽制，全球主義路線屢遭挫折，政策遂從過往的經濟吸納轉向更直接、帶有脅迫性的控制——軍事威懾與衝突準備被推上檯面，銳實力與認知作戰密集投射。香港在經歷反修例運動與《國安法》頒布之後，中國原先的間接統治已轉為直接統治，實質完成「二次收復」。
儘管如此，吳介民強調仍須關注被壓迫社會的能動性。結構力量固然雄厚，但社會若能維持意志與團結，便能在縫隙中延展抵抗與再造的可能；反之，若集體意志鬆弛、社會連結斷裂，個體與社群便容易被帝國結構之輪碾壓。台灣公民社會強大的動員力與對中國的抵抗力，正是能動性如何對抗結構壓力的關鍵案例，得以重新思考香港危機所揭示的更大區域政治與歷史動態。
縮小尺度：香港社區報
梁啟智探討國安法時代下香港社區報的興起與轉變，他認為面對香港巨變，只用「香港沒有了」或「香港已死」這種二元思維來討論是不足夠的，可以借鏡地理學的「縮放尺度」來理解當今的香港。「看大尺度」就如同吳介民的研究，用全球和地緣政治的宏大尺度來理解香港；「縮小尺度」則意味著除了關注法律或管制的宏觀變化，也要看社群、團體或個人等更小的尺度。
梁啟智從「地方」這個小尺度切入，觀察到 2019 年以後香港出現大量的社區報。2019 至 2021 年間，至少新創辦了 42 份社區報，這個現象打破了國安法後「一切歸於沉寂」的想像，顯示仍有許多人持續以其他方式參與公共事務、維繫社會連結。這些社區報大多由在地人士自發組成，成員可能是在該區工作、就學或長期居住的居民，既非受雇於媒體機構，也不隸屬政府或特定組織，因此在財政與編務上具有相對高的獨立性。社區報多以一個具體區域作為想像共同體的範圍，大約是兩萬至六萬人口的社區，每期印製二千至四千份紙本，免費於街頭派發。具體來說，印刷與派送本身就是重要的政治實踐，將紙本帶回家中，更能穿透網路上的同溫層邊界，讓公眾議題可以被看見。
在內容設計上，這些社區報從居民的日常經驗出發，將看似瑣碎的生活問題政治化，用以培養地方認同感，同時維持對公共事務的敏感與關心。交通是最常出現的主題之一，例如爭取增設巴士路線、夜間公車或改善接駁安排等。其次是都市發展與公共工程監督，從反對填海造地到質疑大型開發計畫，這些過去多由民主派政黨在議會或媒體上主導的相關論述，在《國安法》實施後，社區報成為少數仍能以相對柔軟、貼地語言提出質疑的渠道。此外，環境與動物相關的報導表面上談論生態、流浪動物或地方自然景觀，實際上則指向城市擴張與空間破壞的長期結構問題。
社區報也經常透過鬼故事、地方歷史、老照片回顧等形式，召喚社區共同記憶，將人們對街區的情感重新編織為可被政治動員的地方認同。例如，反修例運動期間曾被歸類為「黃店」的商家，隨著2020 年後難以再公開使用「黃店」一詞，社區報以介紹「小店」故事的方式，隱諱地保留那條曾經串連起運動與日常生活的象徵光譜。至於版面上的廣告，表面上是地方商戶的商品宣傳，實際上是店家以刊登廣告之名，對社區報提供經濟支持，表明對刊物及其所代表的價值立場的認同。透過這些互相纏繞的內容與資源流動，社區報在高壓政局之下，成為將日常生活與政治連結起來的重要媒介。
社區參與的歷史脈絡與轉變
梁啟智進一步將社區報放回香港抗爭的歷史脈絡。香港的民主運動在社區層面向來不算強勢，殖民時期的港英政府透過「行政吸納」來管理和鈍化居民運動，例如以政府資助社工和社區服務為名，將可能激化為政治抗爭的能量導向技術性、服務性的地方工作。九七回歸之後，親北京的政治團體更有系統地經營樁腳與社區資源，長期壟斷區議會選舉，藉由舉辦老人旅遊、節慶活動、日常服務鞏固鐵票，讓居民感到「地方政治反正不會變」，對社區層面的參與逐漸喪失信心。
然而，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某種程度上改寫了這個結構。一方面，過去十多年累積的地方轉向，例如利東街抗爭（2003年）、保衛天星碼頭（2006年）、皇后碼頭（2007年）與反高鐵（2009年）等運動，已經讓公民社會關注人與土地、社區空間的連結；另一方面，2019 年的抗爭不再只集中在中環、金鐘等傳統示威場域，而是延伸到各個住宅區和日常生活場景，街坊在自家樓下築起路障、高呼口號，抵抗漸漸被理解為一種「保衛我的家」的行動。加上緊接而來的區議會選舉中，民主派在多個選區大勝，讓很多人第一次實際感受到地方層面並非完全無力，社區也可以撬動政治結構。在這樣的氛圍與時機下，社區報以爆發性的速度出現，成為承接、轉化這股地方能量的重要媒介。
國安法實施之後，這股力量遭遇巨大壓力許多社區報開始出現發行不穩定、停刊甚至消失的情況。然而，這更像是一種轉型而非終結。在高壓之下，不少原本投入社區報的團隊轉向地方書寫與獨立研究，出版關於社區歷史、街區文化或公共交通的專冊與報告，或者成立「地方交通關注團體」等以「非政治」面貌出場的組織，專注於公車路線、街道安全等議題。
梁啟智認為這些看似技術性、生活化的關注，顯示香港社會運動轉向一種蟄伏式的抵抗，是在風頭之後維繫人際網絡與公共感的方式。當「香港加油」這種凝聚大共同體的口號成為敏感語句，人們便以「我愛沙田，沙田加油」之類的在地化認同，繼續召喚情感、維持動員潛能。梁啟智最後總結指出，透過社區報這類小尺度的案例，可以看到即使在威權壓制日益加重的當下，香港社會仍然存在轉彎、繞路與試探的空間，海闊天空未必已然關閉，而是被迫以更細小、更隱晦的形式持續展開。
與談人評論
與談人林祐聖以閱讀《未竟的革命》與《巨浪後》的經驗出發，指出這兩本書不只讓一般讀者重新理解香港的歷史、政治與社會，也為關心社會運動與集體抗爭的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案例。對多數台灣人而言，過去對香港的印象可能停留在劉德華、周星馳等特定的影視明星，透過這些著作，可以更立體地思考「香港會變成什麼——中國香港，還是仍有別種可能？」
林祐聖進一步從三個面向回應。首先，他認為比起書中所提的「修整期」，「蟄伏」的概念更能捕捉社會運動在低潮時的狀態，就像昆蟲在寒冬中暫時隱匿，等待時機再度破土。蟄伏期既可能孕育新的成長，也可能因過度壓抑而導向凋亡，因此他把焦點放在香港民主運動如何在當前不友善的政治環境中保存理念、維繫網絡，避免能量被消耗殆盡。
林祐聖引用Verta Taylor（1989）所提出的「蟄伏結構」，強調具有特定組織形式、強烈象徵、文化營造、情感羈絆與技藝傳承，才能支撐一場運動在低潮期持續存在。2然而，Taylor的研究來自美國等民主國家，不免令人質疑這套理論是否能適用於高度威權化的香港？林祐聖指出，必須區分「本土」與「離散」兩種情境，本土的公民社會如今面臨收編、監控、封鎖甚至自我審查，反抗空間急速縮小；在海外的香港人雖享有自由，卻可能在異地文化、法律與生活安逸下逐漸淡化運動初衷。如何在兩種空間中構築有效的蟄伏結構，勢必是未來研究重要課題。
對於策略能力，林祐聖引用Marshall Ganz（2000）的觀點指出，弱勢團體若具備創意與強烈動機，往往能產生超越強者的力量，3就如渺小的大衛可以擊敗強大的巨人歌利亞。然而，當對手從民主政府變成威權政權，策略能力應如何調整？林祐聖認為在高度壓抑的情境下，直接對抗可能並非最佳策略。他以智利反獨裁運動為例，指出女性巧妙利用皮諾切特政權鼓吹的「傳統母親」角色，轉而動員與批判政權，因為獨裁者無法否認自己推動的價值。這說明在威權體制內，「順著其意識形態缺口、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一條現實可行的路。
林祐聖最後反思社會運動研究本身的倫理問題。有人擔憂威權政府會利用研究成果而強化鎮壓，但以香港為例，2019 年港府顯然缺乏處理社會運動的能力，即便已有大量研究成果，政府依然步步激化衝突。另一方面，運動者會閱讀研究，從中理解策略後果、調整行動方向。此外，社會運動研究者往往也是運動參與者，角色的重疊使研究中的立場問題、方法論界線更值得討論。他認為，從研究者的角色與倫理出發，反而能深化我們對運動如何在威權下生存與轉化的理解。
與談人古明君指出，《巨浪後》是一部具有時代意義的里程碑式作品，不僅因為記錄了國安法後香港的劇烈轉折，更因為有助於讀者從多重尺度理解正在變化的香港社會。首先，在「在地尺度」上，書中呈現香港在強烈壓制下展現出的社會韌性。國安法重創香港原本蓬勃的公民組織與自主結社空間，香港如同「大病初癒的病人」，但社會仍持續嘗試在縫隙中生存與抵抗，包括社區報、地方書寫及獨立書店，都提供了韌性的具體線索，顯示寒蟬效應與抵抗實踐在日常生活中並存。
在「港中關係」尺度上，過去談港中多著重於經濟融合，但本書說明國安法後，中國已從間接統治轉為直接治理，把中國境內成熟的社會控制模式全面套用至香港，並透過「分類管理」來壓縮或改造公民社會。這反映出中國的帝國治理邏輯：以恢復領土、強化國力與塑造領導人的歷史定位為目標。此治理模式不僅施加於新疆、西藏，也延伸至香港，並可能在未來作用於台灣與海外飛地。若以更長的歷史時間尺度觀察，其影響已超越經濟整合，涉及帝國治理如何全面重塑一個原本相對開放的社會。
在「全球地緣政治」尺度上，本書展現出香港在國際權力版圖中的位置改變。國際社會對香港的關注遠不及 1989 年天安門事件的規模，反映中國崛起後的國際現實。在金融地景上，香港仍是離岸金融中心，但角色已從協助中國資本走向全球，轉變為被俄羅斯、伊朗等遭制裁經濟體利用的節點。這種變化與美中關係緊張密切相關，香港成為全球民主與威權對抗的重要前線，而台灣所面臨的壓力更形迫切。
最後，古明君指出香港研究本身也面臨「本土—離散」之間的張力：流亡者、境外社群與留在本地者，在資訊、生活狀態與關注焦點上產生分歧；金融流動、帝國監控與國際政治則共同加速斷裂與不確定性。然而，正因香港處於這種多重張力與快速變動當中，凸顯了持續研究的重要性——香港不是單獨的香港，而是所有面臨威權擴張社會都應關注的關鍵案例。
綜合討論
一位與會者質疑目前香港研究與資料庫工作的侷限，他提到本身是多年的香港從政者以及香港研究學者，在台灣的中研院等場合，經常感到一種「圍爐感」：學界、名人的故事被看見，但大量為了生存而出走、沒有光環的普通香港人，卻在研究與公共討論中被淹沒。他擔心香港研究被困在象牙塔，只是再生產「可憐的香港」、「英雄式運動者」等既有圖像，並且忽略海外港人所遭遇的行政與政治不友善，以及他們日常而細碎的壓迫經驗。
另一方面他也強調，討論香港民主運動前，必須先承認「香港從來沒有真正民主」，因為區議會本質上只是諮詢機關，議員幾乎沒有實權，所謂「翻轉」極其有限。乃至對社區報的理解亦需去浪漫化，因為許多社區報與民主派政治有高度連結，接受支持者捐款、頻繁訪問民主派議員，卻較少呈現建制派聲音，某種程度近似「民主派黨報」，並不必然等於真正多元的地方公共論壇。
梁啟智回應，對香港研究侷限性的擔憂非常重要，尤其是如何避免研究再次落入僵化的「黑板印象」、只呈現菁英或單一敘事，而忽略本土與離散港人的多元經驗。他強調學界同樣關注此問題，也觀察到近兩三年香港研究的確正在改善，特別是在台灣與海外的研討場合，無論研究主題、方法或提問方向都變得更加多樣。他以離散研究為例說明，剛來台灣時，許多博士論文集中在「港人來台適應不良」等單一主題，但近年開始出現具有批判性、具反思與深入社群脈絡的研究，探討離散社群內部的矛盾或多樣行動經驗，這使他對香港研究未必走向單一敘事抱持樂觀態度。
吳介民則針對「圍爐」與香港研究的問題，指出從補選、雨傘運動到 2019 反送中，香港人口雖僅六七百萬，卻能連續動員百萬級抗爭，比例之高在世界上極為罕見。運動中青少年的前線角色，更讓他聯想到巴勒斯坦intifada revolution中青年反抗的畫面，這些都顯示香港社會的巨大能量與深刻創傷。無論運動是否成功，對整個社會的影響都極其深遠。他進一步表示，中研院成立香港研究小組的目的不僅是蒐集資料，更希望為受創的香港社群提供一個空間，在動盪與壓迫之後，協助香港人安頓情緒、保存記憶、建立新的歸屬感。台灣在此刻具有特殊的角色：既能提供相對安全的環境，也能聚集來自香港的知識分子、行動者與離散社群，共同重建香港研究與香港公共性的基礎。
另一位與會者針對吳介民以「帝國方略」分析香港提問：「帝國方略」本身就存在多種反敘事，如中華民國版本的道統論，各族群都有不同解讀，討論香港問題時不能只依循帝國的宏大敘事，而應「去結構化」地看見多中心現象，多中心、去大敘事的視角，或許更能理解今日香港的政治變化。
吳介民回應指出，「帝國方略」是一種大尺度的分析工具，在細節上必然較為模糊，這是研究取徑上的取捨。他肯定提問者提出的「去中心化」挑戰很重要，但若要去中心，前提是先理解「中心」與「結構」本身長什麼樣子；他以帝國視角所提供的，是一個可供後續研究者解構、補充與修正的分析框架。吳介民也進一步回應歷史問題，主張無論出於何種政治立場，都不應否認清帝國確實統治過台灣；如同滿洲治理新疆一樣，雖然過程中充滿叛亂與文化差異，仍屬統治的一部分。台灣至今仍未在國際法上被視為真正的獨立國家，因此不能以「台灣一直未被統治」的敘事來自我欺騙，而應該面對台灣曾在不同時期遭到不同政權治理的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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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吳介民說明這並非嚴格的科學概念，而是源自歷史觀察的歸納。
2Taylor, Verta. 1989. “Social Movement Continuity: The Women’s Movement in Abey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5): 761-775.
3Ganz, Marshall, 2000, “Resources and Resourcefulness: Strategic Capacity in the Unionization of California Agriculture, 1959-1966.”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4): 1003-1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