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期[香港研究走向全球國際研討會] 主題演講側記
去殖還是解殖？這是問題所在
Whose decolonization? That is the question.

演講日期：2025年12月04日
發佈日期：2025年12月29日
地點：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院
演講者：羅永生Law Wing-sang（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退休副教授）
撰稿人：鄒凱業（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本次演講的主題是對「去殖」（decolonization）與「解殖」（decolonial）這兩組概念的異同，進行批判性的分析。羅永生教授開場首先拋出一個疑問：如何看待「殖民地」並對此做出回饋。這究竟是什麼樣的一件事？當今學界如何理解這些概念，能夠提供一個重要的視角去延續——不僅是看待過去的香港，更是看未來我們如何看待香港人。羅永生近年來關注「共同體」的議題，認為無論如何將香港視為一個主體，最核心的工作都是建立「歷史的工作」，也就是說，要有一個可以「分享的」歷史，關於香港是如何走過來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歷。

中共對於「殖民」的概念變遷
        羅永生首先從現象出發，在2022年，香港教育局對送審的歷史教科書提出質疑，認為不能稱香港為「英國殖民地」，理由是香港強佔或租借而來是不合法的。¹羅永生不從合法與否來討論「殖民」一詞的定義，因為一個地方是否被稱為殖民地，不是由一個指令決定的。這背後反映出香港如何看待自己過去如此重要的歷史。
        羅永生進一步提到中共否定香港是殖民地，也有其歷史上的前科。在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後，隨即在「非殖民地化委員會」的殖民地名單中把香港剔除，目的就是要剝奪香港將來擁有自決權決定自己前途的權利。其後，中國官員在談論香港問題時，一直迴避「殖民地」及「殖民主義」等詞彙。例如，將香港前途稱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指稱收回香港是「恢復行使主權」，將重點放在「回歸祖國」。這些外交用詞除了技術與法律因素，也因為他們對香港原有的殖民制度和成就有過積極的態度。
        隨著香港快速發展，並對中國財政有莫大收益，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的李瑞環甚至將香港比喻為「老茶壺裡的茶垢」，不要隨便洗掉。大量中國官員曾到香港學習政府治理，因為這有利於中共的改革開放。然而，在1997年之後，香港面對連串危機與民間抗議，要求中共落實民主改革並信守不干預香港事務的承諾。中方面對巨大的社會改革壓力，無法處理之下，便開始推諉於「去殖民化」不足。特別是在2019年之後，中港官員、建制派、學者紛紛表態。有趣的是，這次討論的並非要將權利還給香港人，而是質疑：「既然英國統治時期沒有給香港民主，為什麼現在要向中央要求民主？」中共宣稱當今香港重視的價值只是「殖民餘孽」。
        在清除「殖民」的手段中，一開始大多數是在法律與象徵物上除去涉及英國主權的符號，換上中國新的一套，但在法律實質內容上，關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仍保留不變，也就是說，新政權沒有因為「去殖」而放權給人民，只是「彼可取而代之」——由中國代表重新佔領過去英國的位置。
        中國官方進一步將香港的「去殖」看作全球去殖浪潮的一部分，視為偉大的歷史任務。這新一輪論述要打破過去的言論禁忌，是一場全面且激烈的鬥爭。首先即針對公職人員的政治忠誠，要求法治體系拋棄「殖民心態」（即放棄司法獨立原則），要求市場體系配合政府命令，要求在體育與文化領域發展「中國」的體系，用這些手段打擊港獨意識。

全球去殖浪潮與香港特殊性
        羅永生接著深入剖析官方「去殖」論述的本質，指出其核心在於否定香港過往反抗殖民的歷史，透過將民主運動貼上「外國勢力」或「殖民心態」（Colonial Mindset）標籤而進行打壓，這與傳統反殖民運動基於反抗剝削、追求公義與自由的本質截然不同。在理論脈絡上，羅永生梳理了三種流派：首先是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傳統帝國主義分析，雖關注政治軍事圖謀與資本主義擴張，卻往往忽視了對古老帝國的探討。
        其次是以法農（Fanon）、薩伊德（Said）等學者為代表的流派，反思新興民族國家雖取得主權，卻仍陷入對歐洲帝國的依賴，法農更指出受殖者在殖民暴力下產生的自卑心理，導致被殖民者嚴重的認同危機。薩伊德則指出，在殖民主義所帶來的文化體系下，種族主義以東方主義的文化刻板印象再現。針對香港實況，歷史學家科大衛（David Faure）指出香港人的「奴性」（dependency）並非普遍存在，而是多見於依賴殖民政府委任以提升地位的華人菁英，隨著 1970 年代中產階級崛起，香港人的自主性已顯著增強。科大衛的觀察指出了某些華人的奴性，也有非西方的根源。歷史學家也指出中共革命雖然是打著反帝、反殖的口號，但在取得政權後對於少數民族的政策設計，帶有強烈的殖民主義色彩。羅永生為了釐清中共對於香港複雜的心態，參考了莫羅佐夫（Viatcheslav Morozov）對俄國的研究 ，²提到在帝國競爭中會產生「次等帝國」（subaltern empire）與「優等帝國」（triumphal empire）之間的差異，次等帝國會努力模仿優等帝國，產生可以「超英趕美」的幻覺，並對內加強殖民主義。而香港正處於大英帝國與現代中華帝國的夾縫中，成為了既是殖民也是移民的城市。
        羅永生爬梳歷史，指出英國當時採取的「分而治之」與「非政治化」手段，透過吸納華人菁英與容許地方文化發展，減少了正面衝突，是一種間接統治的殖民主義。羅永生也提到，香港人並非沒有反對過英國殖民政府，早在 1920 年代便有大規模反英罷工，但在內戰以及冷戰的時期，左派右派政治菁英互相爭執，沒有形成穩固的反殖民政府勢力。到了 1960 年代社會危機時期，本土意識萌芽，溫和派的年輕一代、英國左翼與少數華人菁英開始提出「民主自治」訴求，致力於技術性的制度改良。然而，當時更激進的「新左翼」或「托派」（Trotskyists）在反殖的同時亦批判中共，隨即遭到中共支持的「國粹派」有系統地抹黑與打壓。中共對反殖運動始終抱持「功利態度」，擔心民生改革會強化港人對英國秩序的認同而反對制度改良，例如：中國政府當時不支持香港的親中左派，爭取將中文當作正式官方語言的社會運動。這種變質的民族主義一方面高舉大義，另一方面卻反對民間向殖民政府爭取權利，呈現出「口頭反殖，實則與殖民者共存」的狀態。這種矛盾的集體心理，使得 1970 年代的政治改革運動難以凝聚主體性，香港人在 1980 年代中英談判中完全失語，只能在缺乏參與的情況下無奈接受「一國兩制」，保守派要求在未來回歸之後的不變，改革派則要求在未來推動全面普選。
        最後則是米尼奧羅（Walter Mignolo）等學者提出當代去殖民論（decolonial theory），該理論主張全面與西方的「現代性」（modernity）脫鉤，但在理論建構與政治實踐上卻引發爭議。針對此類去殖民論述，羅永生整理最主要的四種批評。第一，忽視了不同殖民經驗間的巨大差異，將複雜的統治模式化約為單一論述。第二，剝奪了受殖者的主動性，將其行為視為權力結構的產物，進而抹殺了在地人在歷史中的角色與選擇。第三，陷入了過度決定論，將殖民地的一切生活方式與社會特質都簡化為「殖民統治的結果」，從而否定了在地主體的自主選擇。第四，深陷二元對立的迷思，試圖將「外來」與「本土」徹底切斷，幻想能回復到未受殖民前的純粹文化狀態，但這在現實中往往僅是一種政治迷思。
        羅永生也提到，更危險的是這種去歐洲中心主義的理論正被非西方強權（如俄羅斯與中國）策略性地利用。這些政權藉由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以「反對歐洲中心主義」為藉口，藉此擺脫國際規範的約束。這種轉向繼而導致去殖民論述與極右翼思想結合，共同挑戰西方的現代性價值。這種政治反動的論述最終扼殺了社會追求改革的能動性，導致一種「非西方人不可能擁有現代性」的險惡結論。
        具體落實到香港現狀，「去殖民論述」已轉化為中共改造香港的政治工具。官方藉「去殖民」之名清算學術體系，將大學體系（如中大新聞系）貼上「冷戰產物」的標籤，為干預學術自由鋪路。同時，透過「文化回歸論」將香港形塑為被西方文化毒害的客體，否定香港人的文化主體性（subjectivity），主張唯有回歸「中國文化母體」並接受再教育，才能成為真正的中國人。弔詭的是，這種邏輯存在深刻的矛盾：官方一方面激進批判英國殖民，另一方面卻在行政邏輯上承襲殖民者的管制觀點，將其合理化為最適合管制香港人的模式。

小結
        羅永生最後總結指出，這幾年文化研究學界對後殖民研究產生興趣，因為它解構了「殖民主義」與「國族主義」的二元對立。後殖民思想讓我們以肯定態度看待香港文化的混雜性，強化香港人身分。然而，目前香港官方推動的「去殖化」浪潮，是在為改造香港的知識與教育體系鳴鑼開道，清算大學體系。他們甚至把英治晚年時期的「非殖民地化」（如增加華人職位）籠統稱為殖民主義的陰謀，是阻礙政權移轉的伎倆。羅永生認為，我們需要的不是「去除」（removal），而是「拆解」（decolonial/unpacking）；去除是把東西切掉，「拆解」則是將我們經歷過、留在生活方式中的複雜經驗拆解開來，重新進行選擇。這有助於我們產生自己的權利意識，由我們自己決定。
        「拆解」不是理論遊戲，而是運動的主體性。回顧香港過去的反抗為何有時不能成功？為何陷入政治無奈？我們需要檢討哪些因素構成了香港人的心態與制度遺產。建立真正的歷史共同體，不是教條式地反現代，而是在抗爭中發展共同的現代價值。

綜合討論
        來賓提問：「是否能進一步談論『歷史共同體』？以及這個概念對於香港以及香港研究的意義為何？」羅永生回應強調歷史的重要性，雖然香港過去幾十年間有各種反抗，但對很多人來說是片段、缺乏跨代溝通。我們生存的「念頭」很重要，但凝聚點不應只是每個人都經歷過的經驗，更需要一種「在地的歷史論述」。人們需要分享這些抗爭經驗，這就是共同體意識。
        主持人陳健民提問：「在2014年雨傘革命的時候，背後寫了四個大字——命運自主，到了2019年反送中運動，是一個去中心化、無大台的社會運動，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是否已在實踐這種『拆解』？」香港的社會運動中的這種自主意識，羅永生肯定是推進「拆解」的重要部分，但要變成「歷史主體」還有距離。口號與過去經歷之間仍有空白，導致不同世代間的差距有時比面對強權的壓力還要大，而這需要我們總結不同年代所經歷過、不同的殖民經驗並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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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BBC NEWS中文網，2022，〈香港「反送中」示威：學者研究審判數據稱司法制度被「武器化」〉。BBC NEWS中文網，6月15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61808011
² Morozov, V. 2013. “Subaltern Empire? Toward a Postcolonial Approach to Russian Foreign Policy.”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60(6): 1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