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期[工作坊演講紀要] 中國研究的困境與未來：關於專業領域與方法論的一些初步反省
演講日期：2025年12月18日
發佈日期：2026年3月6日
演講人：吳國光（美國史丹佛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中心高級研究員）
撰稿人：紀曉勵（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在台灣的中國研究迫切需要一個知識體系，吳國光老師在演講一開始提出三個問題讓大家思考：一、為什麼要研究中國社會政治問題？二、研究中國問題的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三、如何試圖克服挑戰？這三個問題對應到中國研究面臨的三大挑戰，亦即難以接近研究對象、假訊息（disinformation）與社會科學理論層面的挑戰。

第一個挑戰：難以接近研究對象
        首先是田野調查的挑戰，中國研究學者面臨的危險與日俱增。據統計，日本近年間有二十多位學者在中國境內被拘捕，到中國做田野調查難以展開，導致日本學生更不願意做中國相關的議題。加上政治監控緊縮，即使接觸到訪談對象，受訪者也可能有各種顧忌和自我審查，使其很難講出實情。另外，兩岸一般性的學術交流也逐漸大幅減少，讓研究者更難接近中國。

第二個挑戰：假訊息
        研究者即使能夠接近研究對象，能夠多大程度地獲知真相？這對中國研究者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即使真的到了中國境內，也可能看不到真相，因為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也不見得了解自己所身處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對於社會學家而言，接近研究對象照理來說可以更接近真相，然而中國有特殊難點——在中國現行體制、訊息與傳播機制下，有很嚴重的假訊息。中國的論述會被政治意識形態所左右，在單一訊息主導的情況下，假訊息特別嚴重。中國政權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透過「論說」來塑造權力合法性，比如中國對兩岸關係有自己一整套的論述，且不斷地在加強與宣傳。中國民眾也受此論說方式影響，在鏡頭前後的表達方式不同，面對鏡頭像似官員在說話，跟私下的樣貌大不相同；而在台灣比較不會有這種現象，人們說話的方式不會因為有鏡頭而改變。
        有些人會以《人民日報》中的論述為例，自以為了解中國，然而《人民日報》是討論對象而非討論工具。吳國光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後曾擔任《人民日報》評論員，負責撰寫社論，十分了解《人民日報》的本質。吳國光回憶當時的中國人民每週六下午都要做政治學習，閱讀《人民日報》社論，《人民日報》是中國共產黨面向大眾的資訊傳播媒介。人們在面對假資訊時，最重要的是要有思考能力，尤其是批判性思維，因為若是帶著審視觀點去看《人民日報》，會發現內容言之無物。此外，在中國與高層交談不見得可以得到真實資訊，民眾又很容易被主流輿論所引導，不一定能講出真話，因此更增加了解中國現實的困難。
        吳國光分享自己在中國的親身經歷，從教育、報紙和文件上看到的，都和現實有巨大的不同。例如，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官方說林彪叛逃到蘇聯，在此之前吳國光曾聽到林彪出事的消息，但報紙上仍有林彪的報導，因此認為那只不過是謠言，然而幾天之後就看到相關消息刊登出來。媒體報導與現實不同是很荒謬的，卻是真實發生的狀況。吳國光上大學時加入人民公社，了解到中國的統計數字缺乏真實性與準確性，舉例來說，農民不知道要申報多少肥料，而記錄的人也不了解，於是隨意申報一個數字，甚至直接由記錄的人決定，當時中共政權的邏輯就是這樣。中國19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都知道一套應付上級、應付外來人的方法，這種機制在中國一直存在，不過即使身在其中可能也不了解。

第三個挑戰：社會科學理論層面的挑戰
        西方體系裡中國研究的理論非常落後，吳國光認為理論的斷層約是十五到二十年之間，也就是已經問世的理論，中國研究要等到十五至二十年後才有人運用，這是時間上的落後。更大的落後是，中國研究沒有對其他領域貢獻理論成果。反之，民主政體的歷史很短，僅幾百年，然而對民主政體的研究遠遠多於非民主政體，這是因為民主政體更為開放，研究成果能夠用於治理。民主就是解決權力來源，那麼，非民主政權的權力來源是什麼？習近平權力來源是什麼？使用韋伯（Marx Weber）的傳統、卡里斯瑪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來解釋好像合理，不過吳國光認為此種理念型的分析有所缺陷，有領袖魅力且合法鞏固政權才屬於卡里斯瑪，習近平具有領袖魅力嗎？好像也不是這回事，至於以傳統型權威或法理型權威來解釋，分析上也不準確。而中國研究很大的問題是面臨非民主政體與社會，社會學就是要學習理論方法，理論不足、知識積累不足，巨大的大樹上做小的工作容易，而沒有前人深厚的奠基將使研究者面臨巨大的困惑，這是吳國光認為做中國研究最大的困難。
        中國研究在社會科學理論層面的困境主要有三：首先，民主政體研究學者會有道德的優越感，然而這對於研究並無助益，認為民主政體和非民主政體不能做比較或者將限制中國研究是不對的，像是中國共產黨也在乎民意的，只是方式不同，將民主政體和非民主政體做比較與分析會是一個突破。其次，是對西方主流社會科學理論的挑戰，後冷戰時代以來社會科學理論慣用線性思維，而這不能解釋1990年以來中國的發展。最後，若是認為東亞文明傳統與歐美文明不同，深層文化邏輯不同，將會落入中國特殊論，若被這個迷惑，將無法突破中國研究的困境。

未來：我們該如何面對？
        中國研究宏觀框架仍未建立出來，在量化方面，數字資料本身有問題，很多數字也找不到，加上上述提到的種種困境，導致研究者只能有什麼材料做什麼研究。那麼，未來我們該如何克服量化方法的弊端？吳國光認為，台灣在中國研究方面知識密度高，應對這些挑戰有特定的優勢，而歷史研究是很好的調查方向。若能系統性地整理台灣過去的匪情研究，回過頭看當時哪些判斷是正確的，以及為什麽正確，可能可以彌補資料取得艱難的困境。
        問題意識是做研究的第一位，人的生命有限，學術研究適合我們想問題，想清楚哪個問題應該探索，才去做研究，而現在中國研究的困境是故事很有趣，但沒有理論。解決方法有三：第一，確立問題意識；第二，做歷史研究；第三，運用比較方法，不要陷入中國特殊論，而是要放在一般的框架下去理解中國，在此前提下看到不同的點才有特殊性，民主政體和非民主政體可以做比較，不會像拿蘋果和梨子做比較。研究者應該多讀書，多涉略理論，如果只讀一家理論，將難以跳脫該學派；眼光放高一點，做的研究也會更好。吳國光最後提醒，華人應該自己來做中國研究，在沒有語言隔閡之下，將能更深入研究中國，形成一個以華裔學者為主的學術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