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期[前沿研究] 繞路而行,然後呢?——記錄五位新住民的移動故事
田野日期:2026年6至9月(民國115年6至9月)
訪談日期:6月19日、20日、26日、27日及8月9日。
田野地:屏東縣、台中市、新北市
撰稿人:張禕玲(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一、出發前的那條直線
動身去田野地之前,我心裡其實已畫出一條筆直的線,那就是——移動能力不足,社會排除就隨之而來。然而進入田野卻發現,我遇見的新住民並沒有照著這條線走:有人長期靠家人接送,卻活得相當融入;有人有駕照也有車,在社區裡卻幾乎隱形。 1這就是我把題目取作「繞路而行」的原因,因為我想知道,那些走不了直線的人,究竟從哪條岔路走進了社會。
出發前,我對這趟田野還有一個不太敢說出口的預期,我希望能在屏東遇見幾位「出不了門」的女性,讓她們的處境替我的假設作證。真正走了一趟才發現,這個預期本身就是一條直線。沒有人用「出不了門」來描述自己,她們談的多半是出門之後的事,比如說怎麼找路、怎麼考照、怎麼和人相處。這讓我意識到,我的提問很容易把她們放進「有問題的人」的位置,因此訪談時我盡量從「您平常最常去哪些地方」這類日常的問題問起,讓她們先說自己的生活,再慢慢靠近結構性的問題。
2026年6月到8月,我陸續訪談了五位新住民配偶,包含新北汐止的Mandy(馬來西亞)、屏東內埔的阿枝(印尼)、東港的文俐(中國江西)、台中南區的小庭(越南),以及屏東萬巒的鄧姐(中國寧夏)。她們來台的年數從十年到二十七年不等。我循著新住民學習中心、地方服務團體與託人介紹的線索去敲門,每場訪談半小時到兩小時之間,圍繞著研究計畫裡設計的四個情境題:看醫生、家長會、同鄉聚餐、去政府機關辦事。 2選擇屏東,是因為那裡是我心中「非雙北」的樣子,一個大眾運輸覆蓋率低,一輛機車或一部車幾乎就是生活的「基礎設施」。
二、五條路,五種走法
回頭檢視這五場訪談,我最先記住的不是答案,而是她們各自的動線和方式。
來自馬來西亞的Mandy走的是最像都市人的路。她住汐止、在科技業上班,公車、火車、捷運與步行串成半小時的通勤路,她雖然有汽機車駕照,但日常根本用不上。故鄉檳城只有公車,她剛來時搞不清楚該搭哪一路,一開始是同事帶她認路,後來靠 Google Maps 上手。她需要別人接送的時刻很具體,例如,連假出遊或是回夫家由配偶載,或是搭計程車。 3我在訪談後得知,她偏好叫台灣大車隊(透過超商機台)或 Uber;日常生活中也與同鄉往來。4當我問她『覺得自己目前已經融入台灣生活了嗎』時,在滿分10分的評估中,她給了自己8分。扣掉的兩分我想並非全然是因為交通的緣故,更多來自於語言與字體,由於她習慣用英文拼寫,不會用注音,在日常生活中有時候覺得相當吃力。
阿枝的路最短,也最篤定。來自印尼的她,在內埔開麵店,離家約十分鐘車程,她擁有汽機車駕照,但只有一台機車。她說:「有機車就很方便。」目前生活中並沒有因為交通不便而放棄過什麼,她經常騎車出去閒逛,也常去高雄。剛來時沒有人教她認路,她靠自己摸索,久了就熟悉了。需要看病時,輕症會自己去,重症則請朋友幫忙或直接打119。她給自己10分,說自己的感覺就是台灣人,回印尼反而不習慣。5
來自江西的文俐的路和制度靠得最近。她任職於東港的駕訓班,從事行政工作,經常需要到監理站,偶爾也會開車去台中、台南看女兒。她說駕訓班學員約有一半是新住民,在她的經驗裡,許多新住民最初只考取機車駕照,因此她常鼓勵學員進一步考取汽車駕照,甚至職業駕照,讓未來找工作與貼補生計有更多選擇。文俐剛到東港時,經由新住民服務中心、社區志工與考駕照而熟悉環境;後來在同鄉朋友介紹下,才到駕訓班工作。基於這些原因,她同樣自評10分。6
來自越南的小庭的路是拼起來的。她在台中的工廠當作業員,騎機車五、六分鐘到班,有機車駕照,日常由步行、機車、計程車與家人同事接送拼湊而成,比如說,看醫生的情境是走路或由配偶騎車,參與家長會也是走路或騎車,同鄉聚餐「很少,家庭比較重要」,去政府機關辦事由配偶搭載。我後來得知,她和Mandy一樣偏好叫台灣大車隊或Uber,身邊也有同鄉往來。她給自己6分,原因是除了交通之外,還有源自於兩個國家的教育觀念落差,帶來許多問題與遺憾。7
來自寧夏的鄧姐的路最孤單,也最倔強。她是萬巒的家庭主婦,每天早上去游泳,出門幾乎都自己開車,四個情境題的答案一致是自行開車,偶爾(不常)才叫車。她說剛來台灣時沒有人幫忙,因為「習慣一個人,獨立」。她自評7至8分,不過,她也表示如果家門口就有站牌,也許會更常搭公車;如果交通更便利,她想做和「美」有關的工作,例如美術館的工作人員。8
把五條路並排來看,地理的軌跡很清楚,屏東的三位幾乎都以機車或汽車為主,汐止的Mandy靠大眾運輸與叫車,台中的小庭則在步行、機車與各種接送之間切換移動。這當然只是五個人的生活片段,但透過訪談紀錄,我也能感受到「基礎設施」在她們日常裡的重量。
三、駕照之後,路還沒開完
完成五個人的訪談,我第一個停下來想的是,原來「有駕照」並不等於「能用」。五個人都持有駕照,若以持照衡量,她們的移動能力幾乎一樣,日子卻過得很不同。持照對應的是 Kaufmann 所說的技能,至於有沒有車、有沒有路(可及性),以及能不能自己決定怎麼用(挪用),是另外一回事。小庭有機車也有駕照,但去市場與政府機關常由配偶載她,真正決定誰載誰的,似乎是家庭內的分工與慣性,而不是會不會騎車。Mandy平日不需要駕駛,只有連假與回夫家這類跨區、家庭性的移動才需要配偶接送,可見移動的需求結構同樣決定能力何時被動用。鄧姐有車有照,活動範圍卻圍繞著游泳的地點,她對工作的想像(美術館)明顯超出現有半徑,這讓我想起,能移動不等於能得到相應的回報。 9不過,當鄧姐談到遇到交通不便的狀況時,她說最後是兩害相權取其輕,並把「不去」視為一種自我鍛鍊。這句話讓我猶豫,我在想,我是不是太快把「活動範圍小」詮釋成「被限制」?因為對她而言,那似乎也是一種選擇。換句話說,我原本用「能否自己騎乘」來測量運具自主,測到的多半是能力,而不是她們在哪些情境真的自己使用。
第二個讓我意外的,是「非正式網絡」和我想像的不太一樣。我的研究計畫裡所設想的是同鄉互助與 LINE 群組叫車。田野中,Mandy 與小庭都有頻繁的同鄉往來,文俐則是靠同鄉朋友介紹才進了駕訓班,這條連結帶來的是工作,而不是載送。至於叫車,她們用的是大車隊、超商機台與 Uber,鄧姐偶爾也會叫車,但不是透過 LINE 群組。除了同鄉,我還看到家庭(尤其是配偶)、同事、替小庭叫計程車的管理員,以及區公所承辦人員、服務中心與志工。這與陳燕禎所說的「同鄉為互助核心、配偶為守門人」大致相合,但也提醒我,同鄉網絡的功能未必是「載人」,如果沒有把交通性的網絡和一般性的同鄉網絡分開,調節變項會混進與移動無關的資源。10 另外,叫車這個付費替代方案相當普遍,它既不是人際網絡,也不是自己的能力,卻實際承擔了部分移動需求,而且可得性因地而異,例如文俐就說東港比較難叫到Uber。情境題也在這裡顯出用處,阿枝的「就醫」有清楚的分岔,輕症自己去,重症找朋友或打119,意味著當事態超出個人與朋友的能力時,由正式系統接手;Mandy 去政府機關則是前一天先用 Google Maps 查好路線,數位工具替代了人。這些都說明非正式網絡只是補償策略的其中一環,量表中需要把家人、同事鄰里、同鄉、機構人員與付費替代分開測量。11
第三,我發現融入的評分和交通之間,隔著一段距離。能夠自主移動的人給出8到10分,比較依賴他人的則是6分,表面上與假設相容,但是她們在解釋分數時,幾乎沒有人先講交通。阿枝說的是健保、便利、薪資與語言,文俐是學校、家人、社區與職業,小庭指出教育觀念,Mandy 的缺憾在語言與字體。五個人中只有 Mandy 把交通列為幫助融入的因素。我的推測是,交通問題被解決後退進了背景,成為理所當然的條件,導致主觀自評題低估它的作用。舉例來說,針對反事實提問,例如「如果交通更方便」,Mandy想去平常不會去的健身房或菜市場、省下早起的時間,小庭想找離家更遠、薪水更高的工作,鄧姐想做美術館的工作。這些被壓縮的活動範圍,在現在的行為指標裡是看不見的。12 此外,融入的內涵也不只有交通,語言、家庭觀念與職業各占一席,這是我日後必須放進共變量的功課。13
第四是制度與類目的鬆動。我的研究計畫中假設中國籍配偶因駕照不得直接換照而處於不利,但鄧姐說她換照只考了筆試,雖然考了兩次才過,仍然順利取得汽車駕照;阿枝覺得台灣的路考比較難;小庭則使用駕照翻譯證明。制度障礙在她們身上更像一道「程序」而不是「禁令」。 14更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受訪者最後都過了這一關,沒有考過或放棄的人,正好不在我的樣本裡。 15至於類目內部也不一致:鄧姐與文俐同為中國籍,一個寧夏、一個江西,原鄉的考照經驗各不相同;Mandy、阿枝與小庭同屬東南亞籍,檳城的公車、島嶼間的轉乘與越南的泥土路,是截然不同的比較基準。這個基準左右了評價,阿枝、小庭與 Mandy 都覺得台灣的交通相對方便,鄧姐則認為家鄉的公車更便利、車票更便宜。簡單來說,「基礎設施」的主觀評價不只取決於住在哪裡,也取決於比較的基準。
四、轉彎處的自我修正
這趟田野讓我看見研究樣本與方法需要修正的地方。首先,樣本偏向高移動能力、高融入自評、來台已久的人。本研究以『移動能力』與『社會融入(8分為界)』兩軸交叉建構出四種啟發性的理念型,並以『網絡動員』作為解釋機制。然而在這次的五位受訪者中,並未出現『低移動、低融入』的消耗型,也找不到『低移動、卻靠家庭外網絡維持高融入』的典型樞紐型;自評6分的小庭雖然生活動線高度仰賴配偶接送,最接近消耗型底下的『單一家庭依賴』,卻同時能騎車、步行並叫車,並不符合低移動能力的設定。雙北樣本只有 Mandy 一人,她的情況與屏東受訪者形成對照,但是一個個案撐不起地區比較,只能算是研究假設之一的初步線索:在大眾運輸充足的地方,移動能力不必以駕照的形式出現。16 因此在類型化上,我暫時不急著把五個人塞進四個格子,同屬『高移動、高融入』的阿枝、鄧姐與文俐,表面上看起來都偏向網絡極少的『自主型』,但三人的網絡厚度其實不同(例如文俐具備駕訓班的制度與同鄉網絡,更接近『並行型』),至於鄧姐的『習慣獨立』是主動選擇還是被迫孤立,目前還無法判斷。
其次是紀錄的深度。多數紀錄是「還好」、「很友善」這類短句,缺少脈絡與情緒,只有鄧姐與小庭這兩場較長的訪談有足夠的敘事。鄧姐那場近兩小時的訪談也讓我體會到,當我少問一點、多等一下,她會自己把話題帶到原鄉的考照文化與人情,那是訪綱裡沒有的題目。這提醒了我往後訪談時,應更有耐心地善用「可以多說一點當時的情況嗎?」。另外,文俐既是駕訓班職員又是服務中心志工,她對制度與融入的說法,可能帶著向外說明的色彩,分析時應同時考慮自評和社會期許之間的關係。17
以上的問題促使我對研究設計做以下修正。包括:移動能力量表要把「持照」、「能力」與「情境別實際使用」分開,並加入「想去卻沒去的地方」。非正式網絡要拆成家人、同事與鄰里、同鄉、機構人員與付費替代,同鄉再分成「載送」與「就業、資訊」兩種功能,叫車題項以台灣大車隊(含超商機台)與 Uber 為主,LINE 群組只是其中一項。考照題要記錄通過次數與放棄經驗,並設法接觸尚未取得駕照的人。基礎設施評價題則加入與原鄉比較的參照題。接下來,我會優先補足來台較短、沒有駕照、較少使用機構資源的受訪者,增加雙北與越南、菲律賓籍的個案,並回訪部分受訪者的紀錄,再把這些修正帶進9、10月的問卷定稿與預試。
對一個以「繞路」為題的研究來說,這次田野最大的提醒也許是,繞路不只是受訪者的策略,也是研究者自己需要練習的方法。在看似直達的因果路徑旁,替岔路與意外留一點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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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incent Kaufmann (2002) Re-thinking mobilit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Mimi Shellerand John Urry (2006)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8(2): 207-226。Kaufmann 將移動能力(motility)理解為個體取得並運用移動機會的潛能,包含可及性、技能與挪用三個面向。
2 為保護受訪者,本文以訪談時受訪者提供之稱呼行文,居住地僅標示至鄉鎮市區層級。
3 訪談紀錄,Mandy,2026年6月19日(晚間,約半小時)。
4 文中同鄉往來、台灣大車隊(超商機台叫車)與 Uber 的使用情形,是研究者在訪談後補充,現有的摘記式紀錄中沒有記載,只記錄了初期協助者為同事,另記有「Uber 比台灣其他縣市便宜」。這些補充將回補進正式紀錄,並請受訪者確認同鄉協助的具體形式。
5 訪談紀錄,阿枝,2026年6月20日(午後,約半小時)。
6 訪談紀錄,文俐,2026年6月26日(午後,約一小時)。其中「汽機車駕照都有,自己只有機車」與四個情境題均答「開車」的紀錄並不一致,有待回訪釐清其日常主要運具。
7 訪談紀錄,小庭,2026年6月27日(午後,約一個半小時)。針對第9題「平常外出是否依賴他人接送」,紀錄中是「沒有,都是計程車」,與情境題中配偶、同事接送的記載並不完全一致,亦待回訪確認。
8 訪談紀錄,鄧姐,2026年8月9日(上午,約兩小時)。
9 龔宜君(2015),〈內捲化的跨國移動:來台印尼爪哇女性移工的道德經濟學〉。《台灣社會學》 29: 1–47。龔文指出移動並不必然帶來向上流動,本文借用的僅是「能移動不等於得到相應回報」,並不意味鄧姐的處境與內捲化的移工經驗相同。
10 陳燕禎(2008),〈台灣新移民的文化認同、社會適應與社會網絡〉。《國家與社會》4: 43–99。該文以桃園的東南亞籍新移民為對象,指出同鄉往往是互助核心,而配偶是能否對外連結的守門人。
11 唐文慧、王宏仁(2011a)。〈結構限制下的能動性施展:台越跨國婚姻受暴婦女的動態父權協商〉。《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2: 123–170。
12 Katrin L ättman, Lars E. Olssonand Margareta Friman (2016) Development and feasibility of a new measure of perceived accessibility. Social Inclusion, 4(3), 36–45.本文「主觀安全感」面向,即參考此一感知可及性量表之精神設計。
13 Alastair Ager and Alison Strang (2008) Understanding integr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21(2): 166–191.
14 本文對換照規定的描述,僅依受訪者自述與研究計畫之既有表述(中國駕照不得「直接」換照),尚未核對監理機關或現行法規。
15 此處涉及倖存者偏誤(survivorship bias):已通過考照者較可能同意受訪,也較可能經由機構與滾雪球管道接觸到,而缺少未通過或放棄者樣本,可能使制度性障礙的強度被低估。
16 林宗弘、李俊穎、許耿銘(2021),〈移動的階級不平等:臺灣民眾的交通弱勢與交通事故風險初探〉。《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 48: 113–166。該研究對象為本地民眾,本次田野可視為將交通不平等問題延伸至婚姻移民的初步嘗試。
17 當受訪位置兼具「當事人」與「服務提供者」的雙重性,可能會影響其對融入與制度的描述方式,分析時宜併同其職務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