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生田野參訪]中國農村的出路？從化樂明村和綠芽基金會
[師生田野參訪]中國農村的出路？從化樂明村和綠芽基金會
記錄人：林冠嘉（清大社會所中國研究學程碩士生）
（本文刊載於《當代中國研究通訊》27期，當期其他內容可至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線上閱讀：/index.php）
編按：清大社會所中國研究學程的師生，每年都會有例行性的師生田野參訪，一方面讓同學對未來可能的田野地有初步的了解，另一方面在師長的帶領下，學習訪談、調查等未來進入田野必不可少的技能。
乘著小巴，駛過一彎又一彎的山路，經過了幾十分鐘的顛簸，我們終於抵達為群山所環繞的樂明村。當小巴在村委會前的廣場停了下來，迎接我們的是廣東省綠芽鄉村婦女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綠芽基金會）[1]的工作人員花花[2]。在參訪的兩天裡，我們將隨著在此駐點的綠芽基金會，一起考察、理解當代中國農村的各種挑戰，以及在困境之中，NGO如何與農民一同為農村的發展開闢出可能的新道路。
樂明村
樂明村位於廣州市從化區，是一座有著數百年歷史的古老村落。雖然在行政區域上受到廣州市管轄，但是從市區乘車到達樂明村卻要數個小時，實際上是個地處偏遠的農村。留在村子裡的村民大多務農為主，作物以砂糖橘與稻米為大宗，其中砂糖橘是村裡重要的經濟作物，也是村民們賺取現金的主要手段；稻米則是村裡的農戶自用的糧食。而村裡年輕人則大多前往廣東省的佛岡縣、新豐縣，以及隸屬廣州市、位於市郊的從化區，或是位於廣州市區的南沙區、黃埔區打工，並且以汽車維修或是製造業為主要就業選擇。村子裡除了少數因為修路而前來暫住的工人，基本上呈現人口外流的情形。樂明村的處境，或許或多或少與中國的其他農村有著相似之處。過去樂明村的村民並沒有太多的公共參與或社區意識，人們整體而言對於村裡的事情並不關心：
「一些問題出現，村民他們不會去關心，不會去解決的，他就覺得不關自己的事情。另外的話，他們沒有一個公共事務的參與，就是他們就覺得，這是很個體的行為，他們就覺得這些事情都是跟他無關的」（花花，2016）
同樣作為廣東人，在村中駐點的綠芽鄉村婦女發展基金會工作者花花向我們說出他初到村莊時，所觀察到的現象。正因為如此，過去樂明村裡的環境相當髒亂，遍地都是各式各樣的廢棄物；此外，人們缺乏公共參與的結果，也導致整體社區裡的氛圍低落，人們在閒暇時刻，除了打牌之外沒有其他的活動；而儘管村民們長期住在村裡，但是對於村子的認同感卻很薄弱，並不認為自己的家鄉有什麼獨特或可愛之處，對於自己的農民身份也沒有自信。這些情形又反過來加劇了村子裡低靡的氣氛，使社區的動能日益低下。
綠芽基金會
因此，為了改善樂明村的處境，因緣際會來到村中駐點的綠芽基金會，決定從改善經濟條件、喚醒社區意識與改變社區風氣等地方著手。綠芽鄉村婦女發展基金會，是一個以婦女與兒童發展為主要關懷對象的NGO組織，並透過文化生活、能力建設、改善衛生等方式，以期扶助婦女與兒童的發展。在改善樂明村的社區意識方面，綠芽基金會多次在村子裡舉辦環保宣導與淨村的活動，希望除了具體改善村子裡的垃圾問題，也能帶頭提醒村民們關心自己村莊的環境整潔：
「我們這邊開展的社區活動，主要就是社區環保嘉年華，我們這邊譬如就是有一些，還有就是垃圾不落地的活動，就是村民們一起出來撿垃圾，去清理溪流。」（花花，2016）
此外，綠芽也在村子附近開闢了三條自然教育徑，並且將基金會駐點的三、四樓閒置空間改建為住房，提供來訪的遊客住宿。除了藉此提醒村民生態保育的重要之外，也希望將樂明村的幽美風光作為接待城裡遊客的旅遊賣點，同時增加村裡的可能收入來源。而在一次次的活動之後，綠芽的工作人員們發現，村民們對於環境保護的意識也慢慢地開始提高了：
「他們可能就覺得撿垃圾很普通的事情，或者是我為什麼要去撿垃圾，但是經過一年多的時間，村民就發現：誒，我參加活動了，我知道為什麼垃圾這麼多，我知道為什麼要做這個活動，我知道了這個活動對於我自己的生活、生產改變了什麼。」（花花，2016）
而綠芽的計畫對於樂明村民環保意識的提高與環境整潔的改善，在村民看來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們在停留於樂明村的當晚，也利用機會拜訪了一些村裡的居民。出身於樂明村、目前在村子裡擔任村醫的峰叔[3]，向我們提起過去幾年來他所看到故鄉的變化：
「（綠芽）做的最成功的，就是農村農民的環保意識增強了！以前啊，哪裡有這麼乾淨這路，沒有的，那個狗屎啊！豬屎啊！牛糞啊！那個垃圾，這一堆，那一堆，完全沒有人管的，綠芽來之後，好像我有一個晚上，我被一個小女孩說了……我就剛剛抽完菸，那菸盒空了嘛！我就隨手扔了，扔在地上，那個小女孩走過來說，峰叔，不要亂扔垃圾啦，花姐（花花）就會罵啊！唉呀！我覺得有點慚愧啊！」（峰叔，2016）
婦女撐起半邊天
而當綠芽在農村推行各類社區活動時，綠芽的組織者們發現：性別不平等也是阻礙農村發展的重要負面因素。花花說道：「在鄉村裡面，其實很多基本就是男權，就是老公說了算，或者是很多觀念都限制著他們的發展。」因此，綠芽也決定將婦女培力與農村振興結合起來。花花表示：「我們會發現在農村裡面，其實婦女他是一個主力，譬如就是：我們會發現有一些農村婦女他特別有能力，或是有想法，願意去學習、去改變的。」對此，綠芽基金會透過「鄉伴計畫」，[4]希望能夠培育與挖掘農村的婦女骨幹，協助這些婦女自我培力，並通過婦女自身，去發現村莊與社區的問題，進而自己動手去解決當地的困境。
而在樂明村最能說明綠芽工作成果的，可以說是「源味廚房」了。源味廚房的原址，本來是一間與村裡其他房屋無二致的破舊泥磚房，而起初，改建這座泥磚房的點子也沒有受到社區阿姨的認同，但最終在綠芽與社區阿姨的的協作下，這棟泥房成了村子裡接待客人的餐廳。
「其實整個改造的過程中我們會看到，廚房阿姨們他們會覺得，誒應該這裡怎麼去改造，他們會有自己的想法……，他們一開始就覺得沒有必要去改造的，為什麼他們會有改造的想法，就是……慢慢客人多了之後，沒有一個很優質的環境給到客人，其實他們自己也覺得不好。」（花花，2016）
現在，「源味廚房」成了參與的農村婦女們另一項重要的收入，也令他們原本久居農村、缺乏目標的日子，增添了生活的重心。
而除了讓農村的婦女們多了一個可以投注心思的地方，綠芽的這些計畫，也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參與婦女們的想法。婦女們開始思考與認同社區參與和環境保護的理念，有些婦女也如綠芽所期待的那般，更深的投入到社區事務中，在推動村子的進步上挑起大樑。其中，花花告訴我們，源味廚房的林阿姨便是很好的例子：林阿姨過去也曾經像村子裡的其他年輕人一樣，十幾歲時便離鄉到城裡去打工，但就在他回到故鄉、接觸了綠芽的培育計畫之後，林阿姨投入了當地推廣生態種植的行伍中：
「她自己(指林阿姨)就很認同就是過度使用化肥農藥，對自己的身體就是影響很大……其實她的願望，就是她只是希望自己可以在村裡過得好，並且是留一份健康的土地給到子女。」（花花，2016）
除此之外，綠芽對於這些鄉村婦女的培力，也一點一點的在日常生活中，改變了婦女們的地位。婦女們漸漸放下過去「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束縛，開始主動為自己，也為社區事務發聲；而伴隨婦女積極性提升的同時，也帶動了農村裡男性角色的變動，性別分工變得更加平等了：
「前幾天開會的時候，就是開完會之後就有兩個家庭，就夫妻在鬧矛盾。那個主要就是關於自治組織的一個運作的問題，然後那個老公就覺得妳不參與就沒有問題啊，妳為什麼要參與進來這麼麻煩？然後那個阿姨就說：我為什麼不參與？這是我自己的事情啊，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她也覺得：……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就要去爭取，我就要去討論，對就是會有這個變化。另外的話就是你也會看到廚房阿姨，她們現在...有時候她們會很忙，就是會忙得沒有時間在家裡做飯啊，或者是帶小孩，然後這個過程中她們老公會幫忙，對就是這個過程中，就是他們地位會慢慢去提升。」（花花，2016）
與「國家」合作
至於綠芽為什麼會在這麼多的農村中，選中樂明村作為駐點呢？這與基金會成員在挑選村莊時，與樂明村村委合作的經驗有關：不僅僅是村委對於各式各樣社區議題的看法，與綠芽有志一同，甚至陪著綠芽的工作人員到村裡實地考察。
「這裡的村委書記，他非常就是開朗，他就是大概三十多歲，很年輕的，對，他很願意去接受這些新的事物，而且他...他是覺得就是我們從整個生態環保的角度去切入，是非常符合他整個村的一個實際的情況。」（花花，2016）
這樣愉快的共事經驗，也促成了綠芽與樂明村的合作。在過程中，村委不僅以低廉價格將樂明村一處廢棄小學校舍租給綠芽基金會，作為他們在村子裡的駐點；在社區的各種環保活動上，村委也都與綠芽基金會密切配合。
此外，綠芽基金會也與當地政府的扶貧政策有所關聯。廣州市黃埔區的荔聯街道是樂明村的「對口扶貧單位」，換言之，這個街道每年會捐助一定的金額給予樂明作為扶貧的款項。這種以富裕的地區「認養」貧困地區的扶貧政策，在今日的中國非常普遍，不僅最基層的地方行政區有這類安排，省級行政區之間也有富省認養窮省的扶貧計畫，然而這類的扶貧計劃卻存在很大的問題。在介紹村子的過程中，花花便向我們簡介了樂明村當地的扶貧狀況：儘管廣州市區派來的扶貧專員也常駐在村子裡，但這些經費往往已經有了特定的用途，大多用於硬體設施建設或者是補助集體經濟，或者由於核銷規定上的限制，導致實際上能運用的範圍相當有限。面對這樣的情形，綠芽在當地也扮演起了協助政府「精準扶貧」[5]的任務，透過村委或扶貧負責人反應基金會對於扶貧政策的建議和想法。
然而，儘管作為官方的村委與扶貧辦，在扶貧一事上與綠芽形成某種「合作」關係，但在部分事務上卻仍未能達到精準扶貧的目標，雙方也並不總是同調。當花花帶著我們在村中導覽時，路過一處小山凹，他隨即指向山凹中的幾間連棟水泥磚房，這些磚房雖然只有一層樓，但從四面牆均貼上完整磁磚，而不如村中多數房屋裸露紅磚或水泥的狀況來看，出資興建者應當有相對不俗的經濟條件。花花解釋道：「這幾間房就是政府興建來給村裡的獨居老人居住的，要住的話要向村委提出申請，到現在還沒有住滿……但是獨居老人在村中獨居，搬到這裡也還是獨居啊……。」
而除了與村委和地方的扶貧辦公室合作外，綠芽也曾經向政府單位申請過補助款。而由於目前中國大陸的NGO，若是希望從政府方面獲得補助，按照規定都需要在NGO內部成立「黨支部」。[6]這樣的政策，乍看之下彷彿是一種後極權政體[7]對於NGO組織的監控手段，我們也好奇這樣的措施會不會導致基金會在作為上有所顧忌，或是給他們的工作帶來更多障礙，然而對此，花花認為NGO內部存在黨組織，並不會對他們的工作造成影響。花花說：「七月一號的那天，我們就員工一起去觀看那個(黨慶活動)線上直播，這是我們最大的影響。其實我們自己還是很清晰我們自己的定位，我們就說當天不能發朋友圈！」這種與國家若即若離的關係，或許反映的是當代中國NGO組織，在中國的政治條件下所必須採取的生存策略。
樂明村的困境與展望
回到樂明村，儘管在綠芽基金會的悉心培育下，村莊裡的氛圍已經較以往活絡了不少，新開辦的民宿與源味餐廳也給村子帶來了新的收入與發展選項，當地仍然有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其中最為急迫，也與村民最切身相關，要屬於農業生產的部分了。過去，樂明村也曾經嘗試過各式各樣的經濟作物，如琵琶、荔枝等等，但由於自然條件的限制都失敗了，最終只有砂糖橘能穩定生產。但是克服了自然環境後，砂糖橘的栽種也並非一帆風順。除了病蟲害導致經濟作物砂糖橘的品質與產量均不高之外，銷售本身也成了一大問題：由於樂明村位處偏遠，先前許多外地來的批發商均想將運輸成本轉嫁給村民，而刻意壓低購入價格，這使樂明村的村民不願意再與外地的批發商合作，最終只能彼此合作，自行將砂糖橘載到城裡販售，才能獲得比較好的價錢。然而由於產量不高，因此終究沒有辦法給村民帶來太多收入。
對此，綠芽基金會也曾想透過扶植村裡的合作社，協助村民進行農產加工與銷售，除了減低交易中可能發生的中間商剝削，也期望能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價值。「良源物語合作社」於2016年2月成立了，村民們也推出了一些簡單農產品，如洛神花果醬和蜂蜜等等，然而整體而言，合作社的發展前景卻仍待觀察，最近甚至傳出合作社代表們有意解散合作社的消息。根據花花的說法，這樣的事件依舊要回到村民們的觀念上來解答：
「其實裡面的問題主要就是，你事實上他沒有一個很積極的行動，他就很消極，而且他就不願意去嘗試，沒有一個帶頭的作用……，然後當時要重選法人代表理事長，然後當時沒有人...就是很多人不願意去，也不是不願意，就是不表態，然後最後就有人說要把合作社註銷解散了。」（花花，2016）
儘管最後村民們並沒有對這件事情遽下決定，使爭議暫時告一段落，但這或許也反映了：在改變農村居民觀念，激勵其投入新型態的生產與社區活動上，仍然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此外，綠芽基金會也曾經多方實驗各式各樣的「創新」計畫，想要在兼顧農村生態的同時，改善當地的經濟狀況。跟著工作人員在村裡導覽的過程中，我們在一處田梗中，發現了一個佈告牌，上頭寫著先前綠芽在村中推廣「生態養殖基地」的計畫，希望藉著在稻田的田水中養殖小龍蝦與其他魚種，來作為村民的額外經濟收入。帶著好奇，我們趁著晚上拜訪村醫時，隨口詢問起這項計畫目前在村中推行的情況與他的看法：
「（參與計劃的村民）三戶人， 阿霖姐、對面那個惠文阿姨，還有那個柏駒叔，就這三個嘛！但是阿霖姐那個是已經失敗了……下雨沖大水嘛！在田裡，那水會漲嘛！那個蝦就會走嘛！對吧！牠還有一個技能，會鑽洞嘛！鑽洞比人，比人還厲害啊！一個洞的一個洞的，我那天跟阿霖姐老公啊阿回叔說你去看一下，他去餵小龍蝦，我說：餵？餵什麼啊？蝦都沒有一個了還餵！」（峰叔，2016）
而除了自然環境與物種習性的限制外，推廣生態養殖計畫對於農事的影響，也是峰叔認為此計畫無法獲得成果的原因：「以前我也提意見……說可不可以養那些稻田草魚啊？那個魚嘛，牠很清甜，很好吃，但養那些魚（田裡）不能打化肥，不能打農藥那麼那些，蝗蟲啊就去吃那稻穀……阿回叔那個……他是種了那個，又種田又養蝦，把那個稻穀割回來，好像是大概有幾分地吧！割下來那個稻穀一袋都沒有。」對於村民而言，無論這些理念再怎麼吸引人，但這一切的前提依然是照顧好自家的經濟。而樂明村民仰賴農事，且收入普遍不高這一現實，在可預見的未來，或許仍會是綠芽在從事社區改造過程中，所要面對的最重要課題。
當然，這些問題並不代表綠芽基金會與在樂明村的工作遭遇了重大挫折，而可能只是更多地反映了中國農村在轉型過程中，人們所需要經歷的調適與需要克服的困難。然而縱使樂明村的前程仍有許多不確定性存在，這座位於廣州市郊，有著秀麗風光的美麗山村，能夠從原本的黯淡寂靜，到今日卻能看到許許多多村民們爭相投入社區工作的行列中，我想這樣的轉變本身便暗示著綠芽，以及這類有志於此的NGO在中國各地工作的成果。也許假以時日，這些組織與村民，能夠為中國農村示範另一種可能。
[1] 其他相關資訊，可參考廣東省綠芽鄉村婦女發展基金會官方網站：http://www.ruralwomengd.org。
[2] 廣東省綠芽鄉村婦女發展基金會於樂明村駐點之工作人員，本文中以「花花」化名稱呼。
[3] 廣州市從化區樂明村當地之醫生，本文中以「峰叔」化名稱呼。
[4] 關於「鄉伴計畫」內容，可參考綠芽基金會官方網站介紹：http://www.ruralwomengd.org/xbjh。
[5] 「精準扶貧」概念，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3年在湖南省湘西一帶考察時首先提出的（相關新聞可參見：http://www.infzm.com/content/126029）。根據《關於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2014），精準扶貧旨在「透過國家制定統一的扶貧對象識別辦法，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已有工作基礎上，堅持扶貧開發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銜接，按照縣為單位、規模控制、分級負責、精准識別、動態管理的原則，對每個貧困村、貧困戶建檔立卡，建設全國扶貧信息網絡系統。專項扶貧措施要與貧困識別結果相銜接，深入分析致貧原因，逐村逐戶制定幫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實做到扶真貧、真扶貧，確保在規定時間內達到穩定脫貧目標。」全文可參見：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4/content_2580976.htm。
[6] 《關於改革社會組織管理制度促進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的意見》第九項之二：「推進社會組織黨的組織和工作有效覆蓋。按照應建盡建的原則，加大社會組織黨組織組建力度，實現黨的組織和工作全覆蓋。暫不具備組建條件的社會組織，可通過選派黨建工作指導員、聯絡員或建立工會、共青團組織等開展黨的工作，條件成熟時及時建立黨組織。新成立的社會組織，具備組建條件的應同步建立黨組織。經黨中央批准，全國性重要社會組織可以設立黨組。各有關部門要結合社會組織登記、檢查、評估以及日常監管等工作，督促推動社會組織及時成立黨組織和開展黨的工作。」全文可參見：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608/20160800001526.shtml。
[7] Juan José Linz與 Alfred Stepan在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一書中，指出後極權政體（Post-Totalitarian Regime）有以下幾種特點：官方依舊維繫一套指導的政治意識形態，但已喪失號召力，政權對於社會的動員也不再如以往徹底，社會中開始出現多元的聲音甚至反對派。
記錄人：林冠嘉（清大社會所中國研究學程碩士生）
（本文刊載於《當代中國研究通訊》27期，當期其他內容可至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線上閱讀：/index.php）
編按：清大社會所中國研究學程的師生，每年都會有例行性的師生田野參訪，一方面讓同學對未來可能的田野地有初步的了解，另一方面在師長的帶領下，學習訪談、調查等未來進入田野必不可少的技能。
乘著小巴，駛過一彎又一彎的山路，經過了幾十分鐘的顛簸，我們終於抵達為群山所環繞的樂明村。當小巴在村委會前的廣場停了下來，迎接我們的是廣東省綠芽鄉村婦女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綠芽基金會）[1]的工作人員花花[2]。在參訪的兩天裡，我們將隨著在此駐點的綠芽基金會，一起考察、理解當代中國農村的各種挑戰，以及在困境之中，NGO如何與農民一同為農村的發展開闢出可能的新道路。
樂明村
樂明村位於廣州市從化區，是一座有著數百年歷史的古老村落。雖然在行政區域上受到廣州市管轄，但是從市區乘車到達樂明村卻要數個小時，實際上是個地處偏遠的農村。留在村子裡的村民大多務農為主，作物以砂糖橘與稻米為大宗，其中砂糖橘是村裡重要的經濟作物，也是村民們賺取現金的主要手段；稻米則是村裡的農戶自用的糧食。而村裡年輕人則大多前往廣東省的佛岡縣、新豐縣，以及隸屬廣州市、位於市郊的從化區，或是位於廣州市區的南沙區、黃埔區打工，並且以汽車維修或是製造業為主要就業選擇。村子裡除了少數因為修路而前來暫住的工人，基本上呈現人口外流的情形。樂明村的處境，或許或多或少與中國的其他農村有著相似之處。過去樂明村的村民並沒有太多的公共參與或社區意識，人們整體而言對於村裡的事情並不關心：
「一些問題出現，村民他們不會去關心，不會去解決的，他就覺得不關自己的事情。另外的話，他們沒有一個公共事務的參與，就是他們就覺得，這是很個體的行為，他們就覺得這些事情都是跟他無關的」（花花，2016）
同樣作為廣東人，在村中駐點的綠芽鄉村婦女發展基金會工作者花花向我們說出他初到村莊時，所觀察到的現象。正因為如此，過去樂明村裡的環境相當髒亂，遍地都是各式各樣的廢棄物；此外，人們缺乏公共參與的結果，也導致整體社區裡的氛圍低落，人們在閒暇時刻，除了打牌之外沒有其他的活動；而儘管村民們長期住在村裡，但是對於村子的認同感卻很薄弱，並不認為自己的家鄉有什麼獨特或可愛之處，對於自己的農民身份也沒有自信。這些情形又反過來加劇了村子裡低靡的氣氛，使社區的動能日益低下。
綠芽基金會
因此，為了改善樂明村的處境，因緣際會來到村中駐點的綠芽基金會，決定從改善經濟條件、喚醒社區意識與改變社區風氣等地方著手。綠芽鄉村婦女發展基金會，是一個以婦女與兒童發展為主要關懷對象的NGO組織，並透過文化生活、能力建設、改善衛生等方式，以期扶助婦女與兒童的發展。在改善樂明村的社區意識方面，綠芽基金會多次在村子裡舉辦環保宣導與淨村的活動，希望除了具體改善村子裡的垃圾問題，也能帶頭提醒村民們關心自己村莊的環境整潔：
「我們這邊開展的社區活動，主要就是社區環保嘉年華，我們這邊譬如就是有一些，還有就是垃圾不落地的活動，就是村民們一起出來撿垃圾，去清理溪流。」（花花，2016）
此外，綠芽也在村子附近開闢了三條自然教育徑，並且將基金會駐點的三、四樓閒置空間改建為住房，提供來訪的遊客住宿。除了藉此提醒村民生態保育的重要之外，也希望將樂明村的幽美風光作為接待城裡遊客的旅遊賣點，同時增加村裡的可能收入來源。而在一次次的活動之後，綠芽的工作人員們發現，村民們對於環境保護的意識也慢慢地開始提高了：
「他們可能就覺得撿垃圾很普通的事情，或者是我為什麼要去撿垃圾，但是經過一年多的時間，村民就發現：誒，我參加活動了，我知道為什麼垃圾這麼多，我知道為什麼要做這個活動，我知道了這個活動對於我自己的生活、生產改變了什麼。」（花花，2016）
而綠芽的計畫對於樂明村民環保意識的提高與環境整潔的改善，在村民看來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們在停留於樂明村的當晚，也利用機會拜訪了一些村裡的居民。出身於樂明村、目前在村子裡擔任村醫的峰叔[3]，向我們提起過去幾年來他所看到故鄉的變化：
「（綠芽）做的最成功的，就是農村農民的環保意識增強了！以前啊，哪裡有這麼乾淨這路，沒有的，那個狗屎啊！豬屎啊！牛糞啊！那個垃圾，這一堆，那一堆，完全沒有人管的，綠芽來之後，好像我有一個晚上，我被一個小女孩說了……我就剛剛抽完菸，那菸盒空了嘛！我就隨手扔了，扔在地上，那個小女孩走過來說，峰叔，不要亂扔垃圾啦，花姐（花花）就會罵啊！唉呀！我覺得有點慚愧啊！」（峰叔，2016）
婦女撐起半邊天
而當綠芽在農村推行各類社區活動時，綠芽的組織者們發現：性別不平等也是阻礙農村發展的重要負面因素。花花說道：「在鄉村裡面，其實很多基本就是男權，就是老公說了算，或者是很多觀念都限制著他們的發展。」因此，綠芽也決定將婦女培力與農村振興結合起來。花花表示：「我們會發現在農村裡面，其實婦女他是一個主力，譬如就是：我們會發現有一些農村婦女他特別有能力，或是有想法，願意去學習、去改變的。」對此，綠芽基金會透過「鄉伴計畫」，[4]希望能夠培育與挖掘農村的婦女骨幹，協助這些婦女自我培力，並通過婦女自身，去發現村莊與社區的問題，進而自己動手去解決當地的困境。
而在樂明村最能說明綠芽工作成果的，可以說是「源味廚房」了。源味廚房的原址，本來是一間與村裡其他房屋無二致的破舊泥磚房，而起初，改建這座泥磚房的點子也沒有受到社區阿姨的認同，但最終在綠芽與社區阿姨的的協作下，這棟泥房成了村子裡接待客人的餐廳。
「其實整個改造的過程中我們會看到，廚房阿姨們他們會覺得，誒應該這裡怎麼去改造，他們會有自己的想法……，他們一開始就覺得沒有必要去改造的，為什麼他們會有改造的想法，就是……慢慢客人多了之後，沒有一個很優質的環境給到客人，其實他們自己也覺得不好。」（花花，2016）
現在，「源味廚房」成了參與的農村婦女們另一項重要的收入，也令他們原本久居農村、缺乏目標的日子，增添了生活的重心。
而除了讓農村的婦女們多了一個可以投注心思的地方，綠芽的這些計畫，也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參與婦女們的想法。婦女們開始思考與認同社區參與和環境保護的理念，有些婦女也如綠芽所期待的那般，更深的投入到社區事務中，在推動村子的進步上挑起大樑。其中，花花告訴我們，源味廚房的林阿姨便是很好的例子：林阿姨過去也曾經像村子裡的其他年輕人一樣，十幾歲時便離鄉到城裡去打工，但就在他回到故鄉、接觸了綠芽的培育計畫之後，林阿姨投入了當地推廣生態種植的行伍中：
「她自己(指林阿姨)就很認同就是過度使用化肥農藥，對自己的身體就是影響很大……其實她的願望，就是她只是希望自己可以在村裡過得好，並且是留一份健康的土地給到子女。」（花花，2016）
除此之外，綠芽對於這些鄉村婦女的培力，也一點一點的在日常生活中，改變了婦女們的地位。婦女們漸漸放下過去「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束縛，開始主動為自己，也為社區事務發聲；而伴隨婦女積極性提升的同時，也帶動了農村裡男性角色的變動，性別分工變得更加平等了：
「前幾天開會的時候，就是開完會之後就有兩個家庭，就夫妻在鬧矛盾。那個主要就是關於自治組織的一個運作的問題，然後那個老公就覺得妳不參與就沒有問題啊，妳為什麼要參與進來這麼麻煩？然後那個阿姨就說：我為什麼不參與？這是我自己的事情啊，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她也覺得：……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就要去爭取，我就要去討論，對就是會有這個變化。另外的話就是你也會看到廚房阿姨，她們現在...有時候她們會很忙，就是會忙得沒有時間在家裡做飯啊，或者是帶小孩，然後這個過程中她們老公會幫忙，對就是這個過程中，就是他們地位會慢慢去提升。」（花花，2016）
與「國家」合作
至於綠芽為什麼會在這麼多的農村中，選中樂明村作為駐點呢？這與基金會成員在挑選村莊時，與樂明村村委合作的經驗有關：不僅僅是村委對於各式各樣社區議題的看法，與綠芽有志一同，甚至陪著綠芽的工作人員到村裡實地考察。
「這裡的村委書記，他非常就是開朗，他就是大概三十多歲，很年輕的，對，他很願意去接受這些新的事物，而且他...他是覺得就是我們從整個生態環保的角度去切入，是非常符合他整個村的一個實際的情況。」（花花，2016）
這樣愉快的共事經驗，也促成了綠芽與樂明村的合作。在過程中，村委不僅以低廉價格將樂明村一處廢棄小學校舍租給綠芽基金會，作為他們在村子裡的駐點；在社區的各種環保活動上，村委也都與綠芽基金會密切配合。
此外，綠芽基金會也與當地政府的扶貧政策有所關聯。廣州市黃埔區的荔聯街道是樂明村的「對口扶貧單位」，換言之，這個街道每年會捐助一定的金額給予樂明作為扶貧的款項。這種以富裕的地區「認養」貧困地區的扶貧政策，在今日的中國非常普遍，不僅最基層的地方行政區有這類安排，省級行政區之間也有富省認養窮省的扶貧計畫，然而這類的扶貧計劃卻存在很大的問題。在介紹村子的過程中，花花便向我們簡介了樂明村當地的扶貧狀況：儘管廣州市區派來的扶貧專員也常駐在村子裡，但這些經費往往已經有了特定的用途，大多用於硬體設施建設或者是補助集體經濟，或者由於核銷規定上的限制，導致實際上能運用的範圍相當有限。面對這樣的情形，綠芽在當地也扮演起了協助政府「精準扶貧」[5]的任務，透過村委或扶貧負責人反應基金會對於扶貧政策的建議和想法。
然而，儘管作為官方的村委與扶貧辦，在扶貧一事上與綠芽形成某種「合作」關係，但在部分事務上卻仍未能達到精準扶貧的目標，雙方也並不總是同調。當花花帶著我們在村中導覽時，路過一處小山凹，他隨即指向山凹中的幾間連棟水泥磚房，這些磚房雖然只有一層樓，但從四面牆均貼上完整磁磚，而不如村中多數房屋裸露紅磚或水泥的狀況來看，出資興建者應當有相對不俗的經濟條件。花花解釋道：「這幾間房就是政府興建來給村裡的獨居老人居住的，要住的話要向村委提出申請，到現在還沒有住滿……但是獨居老人在村中獨居，搬到這裡也還是獨居啊……。」
而除了與村委和地方的扶貧辦公室合作外，綠芽也曾經向政府單位申請過補助款。而由於目前中國大陸的NGO，若是希望從政府方面獲得補助，按照規定都需要在NGO內部成立「黨支部」。[6]這樣的政策，乍看之下彷彿是一種後極權政體[7]對於NGO組織的監控手段，我們也好奇這樣的措施會不會導致基金會在作為上有所顧忌，或是給他們的工作帶來更多障礙，然而對此，花花認為NGO內部存在黨組織，並不會對他們的工作造成影響。花花說：「七月一號的那天，我們就員工一起去觀看那個(黨慶活動)線上直播，這是我們最大的影響。其實我們自己還是很清晰我們自己的定位，我們就說當天不能發朋友圈！」這種與國家若即若離的關係，或許反映的是當代中國NGO組織，在中國的政治條件下所必須採取的生存策略。
樂明村的困境與展望
回到樂明村，儘管在綠芽基金會的悉心培育下，村莊裡的氛圍已經較以往活絡了不少，新開辦的民宿與源味餐廳也給村子帶來了新的收入與發展選項，當地仍然有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其中最為急迫，也與村民最切身相關，要屬於農業生產的部分了。過去，樂明村也曾經嘗試過各式各樣的經濟作物，如琵琶、荔枝等等，但由於自然條件的限制都失敗了，最終只有砂糖橘能穩定生產。但是克服了自然環境後，砂糖橘的栽種也並非一帆風順。除了病蟲害導致經濟作物砂糖橘的品質與產量均不高之外，銷售本身也成了一大問題：由於樂明村位處偏遠，先前許多外地來的批發商均想將運輸成本轉嫁給村民，而刻意壓低購入價格，這使樂明村的村民不願意再與外地的批發商合作，最終只能彼此合作，自行將砂糖橘載到城裡販售，才能獲得比較好的價錢。然而由於產量不高，因此終究沒有辦法給村民帶來太多收入。
對此，綠芽基金會也曾想透過扶植村裡的合作社，協助村民進行農產加工與銷售，除了減低交易中可能發生的中間商剝削，也期望能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價值。「良源物語合作社」於2016年2月成立了，村民們也推出了一些簡單農產品，如洛神花果醬和蜂蜜等等，然而整體而言，合作社的發展前景卻仍待觀察，最近甚至傳出合作社代表們有意解散合作社的消息。根據花花的說法，這樣的事件依舊要回到村民們的觀念上來解答：
「其實裡面的問題主要就是，你事實上他沒有一個很積極的行動，他就很消極，而且他就不願意去嘗試，沒有一個帶頭的作用……，然後當時要重選法人代表理事長，然後當時沒有人...就是很多人不願意去，也不是不願意，就是不表態，然後最後就有人說要把合作社註銷解散了。」（花花，2016）
儘管最後村民們並沒有對這件事情遽下決定，使爭議暫時告一段落，但這或許也反映了：在改變農村居民觀念，激勵其投入新型態的生產與社區活動上，仍然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此外，綠芽基金會也曾經多方實驗各式各樣的「創新」計畫，想要在兼顧農村生態的同時，改善當地的經濟狀況。跟著工作人員在村裡導覽的過程中，我們在一處田梗中，發現了一個佈告牌，上頭寫著先前綠芽在村中推廣「生態養殖基地」的計畫，希望藉著在稻田的田水中養殖小龍蝦與其他魚種，來作為村民的額外經濟收入。帶著好奇，我們趁著晚上拜訪村醫時，隨口詢問起這項計畫目前在村中推行的情況與他的看法：
「（參與計劃的村民）三戶人， 阿霖姐、對面那個惠文阿姨，還有那個柏駒叔，就這三個嘛！但是阿霖姐那個是已經失敗了……下雨沖大水嘛！在田裡，那水會漲嘛！那個蝦就會走嘛！對吧！牠還有一個技能，會鑽洞嘛！鑽洞比人，比人還厲害啊！一個洞的一個洞的，我那天跟阿霖姐老公啊阿回叔說你去看一下，他去餵小龍蝦，我說：餵？餵什麼啊？蝦都沒有一個了還餵！」（峰叔，2016）
而除了自然環境與物種習性的限制外，推廣生態養殖計畫對於農事的影響，也是峰叔認為此計畫無法獲得成果的原因：「以前我也提意見……說可不可以養那些稻田草魚啊？那個魚嘛，牠很清甜，很好吃，但養那些魚（田裡）不能打化肥，不能打農藥那麼那些，蝗蟲啊就去吃那稻穀……阿回叔那個……他是種了那個，又種田又養蝦，把那個稻穀割回來，好像是大概有幾分地吧！割下來那個稻穀一袋都沒有。」對於村民而言，無論這些理念再怎麼吸引人，但這一切的前提依然是照顧好自家的經濟。而樂明村民仰賴農事，且收入普遍不高這一現實，在可預見的未來，或許仍會是綠芽在從事社區改造過程中，所要面對的最重要課題。
當然，這些問題並不代表綠芽基金會與在樂明村的工作遭遇了重大挫折，而可能只是更多地反映了中國農村在轉型過程中，人們所需要經歷的調適與需要克服的困難。然而縱使樂明村的前程仍有許多不確定性存在，這座位於廣州市郊，有著秀麗風光的美麗山村，能夠從原本的黯淡寂靜，到今日卻能看到許許多多村民們爭相投入社區工作的行列中，我想這樣的轉變本身便暗示著綠芽，以及這類有志於此的NGO在中國各地工作的成果。也許假以時日，這些組織與村民，能夠為中國農村示範另一種可能。
[1] 其他相關資訊，可參考廣東省綠芽鄉村婦女發展基金會官方網站：http://www.ruralwomengd.org。
[2] 廣東省綠芽鄉村婦女發展基金會於樂明村駐點之工作人員，本文中以「花花」化名稱呼。
[3] 廣州市從化區樂明村當地之醫生，本文中以「峰叔」化名稱呼。
[4] 關於「鄉伴計畫」內容，可參考綠芽基金會官方網站介紹：http://www.ruralwomengd.org/xbjh。
[5] 「精準扶貧」概念，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3年在湖南省湘西一帶考察時首先提出的（相關新聞可參見：http://www.infzm.com/content/126029）。根據《關於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2014），精準扶貧旨在「透過國家制定統一的扶貧對象識別辦法，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已有工作基礎上，堅持扶貧開發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銜接，按照縣為單位、規模控制、分級負責、精准識別、動態管理的原則，對每個貧困村、貧困戶建檔立卡，建設全國扶貧信息網絡系統。專項扶貧措施要與貧困識別結果相銜接，深入分析致貧原因，逐村逐戶制定幫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實做到扶真貧、真扶貧，確保在規定時間內達到穩定脫貧目標。」全文可參見：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4/content_2580976.htm。
[6] 《關於改革社會組織管理制度促進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的意見》第九項之二：「推進社會組織黨的組織和工作有效覆蓋。按照應建盡建的原則，加大社會組織黨組織組建力度，實現黨的組織和工作全覆蓋。暫不具備組建條件的社會組織，可通過選派黨建工作指導員、聯絡員或建立工會、共青團組織等開展黨的工作，條件成熟時及時建立黨組織。新成立的社會組織，具備組建條件的應同步建立黨組織。經黨中央批准，全國性重要社會組織可以設立黨組。各有關部門要結合社會組織登記、檢查、評估以及日常監管等工作，督促推動社會組織及時成立黨組織和開展黨的工作。」全文可參見：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608/20160800001526.shtml。
[7] Juan José Linz與 Alfred Stepan在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一書中，指出後極權政體（Post-Totalitarian Regime）有以下幾種特點：官方依舊維繫一套指導的政治意識形態，但已喪失號召力，政權對於社會的動員也不再如以往徹底，社會中開始出現多元的聲音甚至反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