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台灣移地學習系列

中國因素下的社運從政──黃守達議員訪談
受訪者：黃守達議員
田野時間：2021年11月21日 14:00~17:00
田野地：黃守達議員服務處 
撰稿人：戴寬懷（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黃守達為台中市中西區的議員，過去為台大法律系的學生，曾經參與台大工會、太陽花學運，2014年4月21日於臺北地檢署應訊時，與魏揚、黃郁芬輪流宣讀「為民主不服從、為臺灣勇敢承擔」聲明。2015年轉任民進黨中央黨部青年發展部主任，2017年，轉入新潮流系立委黃國書團隊，準備投入台中市議員初選。2018年，獲民進黨提名參選並成為議員。

中國因素與台灣近十年的政治變遷有著密切關係，太陽花學運前後多場學運、社運也被視為是中國因素的反作用力引發的實際行動，藉由與黃守達的訪談，我們可以往前追溯從對抗中國滲透的社運經驗，到在地政治如何接合，其中青年世代政治行為者的心路歷程；從對威權的警醒到實際的投入政治守護民主，以及近年來在地服務的中國因素觀察。

從野草莓到太陽花，社運啟蒙的青年從政

我們這些人來說，我們的發展歷程很清楚，我們的社運啟蒙是野草莓嘛，野草莓就是一個不敢談中國因素的反中國因素運動，然後接下來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嘛，中國因素第一次浮上檯面，然後接下來2014年太陽花，中國因素成為主題。我覺得這個是很清楚、很清楚一件事情。

　　從訪談中，黃守達表明，有一套清楚的論述，促使他決定何時投入社會運動、政治工作，甚至是加入民進黨、加入新潮流。而這套論述就是起源於2008年馬英九上任，2010年推動ECFA，對於他來說，從2012年蔡英文落選開始，「整個鋪天蓋地過來，所以對我們這一群人來說，台灣就是要亡國了。」，而這樣的亡國感，促使他和一些進步派的朋友開始有意識地參與社會運動，這些參與社運的學生們也逐漸在其中凝聚進步派的認同。

    　直到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沒有拿到任何實質的成果，也沒有任何累積，這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挫敗，也撕裂了進步派。黃守達認為，「既然被撕裂了，以我們的能力、以我們的能量，沒辦法重新把它再聚集起來，所以我們就是要轉移新的戰場。所以那個時候，大家就開始有默契說我們要投入政治工作」，也因此並沒有所謂從社運工作到政治工作的情感撕裂；相反的，這種情感是一脈相承的，起源於中國對台灣的威脅，進而在社運之後，以政治工作的方式繼續。而在太陽花之後，剛好到畢業的時候，當時覺得2016年的總統大選會很關鍵，也認為太陽花之後的社會能量需要投射，因此選擇加入民進黨，「為了要做這件事情，你就必須要從這裡到那裡」。

在地紅色通路與資訊戰

   　 黃守達也與我們分享他在擔任中西區議員時所發現到的中國滲透，而在2018年參選議員時，就有透過Line群組轉傳的來自中國的攻擊訊息，可能是從宮廟、社團、鄰里間傳出來，但並不是透過一個正式的帳號或粉絲專頁發送，而是倚賴在地運作的網絡，透過其中的某些人轉傳出來。

　　而這個在地網絡的運作和成形，黃守達有一個假設，是由於2016年以前頻繁的兩岸互動、鄰里長帶團去中國接受落地接待，進而形成的中國在地滲透。而他有觀察到這些「紅色通路」的運作，在2020年總統大選的時候就被發揮到淋漓盡致，到現在陳柏惟的罷免、補選也都有跡象；而這樣的在地紅色通路又由於運作的人際關係和政治理念的親近性，與國民黨和地方勢力結合，形成中國因素的在地協力者。而黃守達觀察到，這種在地網絡一旦形成，就不一定需要聽從黨機器的命令，他已能自行運作，不停地不停地在攻擊人；而這樣的攻擊如果與國民黨的黨機器共同協作時就能發揮出很強大的效果。

　　最明顯的時候是在2018年的婚姻平權公投，即使挑起這個話題的人並非國民黨的，但仍然會被這個網絡所吸收，到處去轉傳。透過Line群組小規模封閉性的場域四處流傳時，大家會避免在這種小型的群組發表有爭議的話，造成群組內的紛爭；而候選人實際跑行程時，也同樣有類似的顧慮，因此進而使得無法有任何公共討論的出現，並有效的阻卻了公共討論的發生。原先公投、選舉的重要目的是促進公共討論，但在實務上往往是壓抑公共討論，才會更有利於部分地區的選戰。而在地紅色通路的資訊傳播，同樣也由於其流通的場域而難以產生有意義的公共對話。

　　而這樣的「紅色通路」是否可以被視為是一種資訊戰？黃守達抱持謹慎的態度，認為資訊戰本身有嚴格定義，背後假定說是一個有意識的團隊在投放訊息；但這種「紅色通路」與國民黨綿密的人際關係接合，形成一個在地協力的訊息網絡，很多訊息的來源可能是由於一些偏見、誤會，而不一定是來自於中國的攻擊訊息，因此也很難從一些雜錯的假訊息中判斷背後是否為一個有意識的團隊在進行攻擊。
    
　　但訊息是否來自於中國，到目前為止黃守達認為在經驗和直覺上是很簡單可以去判斷的，訊息中有中國式的用語，有些甚至直接是簡體字，很容易分辨其來源。同時也要注意的是，雖然可以分辨其中的差別，大家不一定會因為是中國的就排斥，這會產生的隱憂是在於，兩岸間的文化差異正在趨同，而未來某一天分辨不出來哪些是中國的攻擊訊息的時候，就是真的危險的時候。

空戰接地的選戰與產業復興

　　而「陸客團減量」作為中國因素在文化、宗教、社會的交互影響，¹也在台中的中西區產生影響，旅宿業損失相當慘重。也因此造成當地旅宿業結構的重整，某些低價團的產業影響慘重，但對於做高端的產業或商務客的旅遊業，反而凸顯其品質。這個現象可以進一步佐證「分租不均是以商業模式作統戰的內在矛盾」，²進而引發內爆的中國因素理論觀點，當地的旅遊觀光產業開始重整，轉向以國內旅遊為主，再加上後來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使得實際損失並沒有預估的那麼嚴重。

　　中西區位於台中的舊城區，推動文化觀光發展相當有潛力，而黃守達也在訪談中分享了舊城區推動古蹟活化的困難，原因在於當地老建築的產權複雜，難以解決。而這些產權複雜的危老建案，如同當地的紅色通路，有著複雜的人際網絡，並且與政治上的利益共同體相互結合，使其難以被單一理論概念描述，也無法簡單處理。因而推動舊城區產業活化的模式變成是以各種能做的活動、建設，投資下去做，並實際描述從林佳龍市長到盧秀燕市長的施政重心的轉移：林佳龍任期中各個部會串聯將活動辦在中西區，共同推動綠川、柳川觀光，以各種活動、建設推動中西區的文化觀光的模式不再。反之盧秀燕的施政重心在水湳、北屯。不同施政團隊的重點不一的情況下，也進而造成後來綠川、柳川變臭等施政效果影響。

 　　而在當地的選戰上，面對既有存在強大地方勢力、人際網路的國民黨及其參選者，面對逐漸壓抑公共討論、造成政治情感分化，該如何找到解方？黃守達分享他對於可能解方的想法，治本的解方在於新的人要取代舊的人，不只是新的政治人物，還包含新的選民、新的世代、新的族群取代舊的，像新竹由於竹科所帶來的一些外來人口，與在地斷裂的新移民更能參與公共討論。

而治標的方法，就是要讓自己成為一個人家願意聽我們講話的人。講直白或是殘酷一點，我要先透過討好你，讓你覺得我是一個好人，然後再開始去講一些，你乍聽之下可能聽起來不舒服或是不喜歡的話。透過某種交換，「我幫你做牛做馬，但你在價值選擇上是不是可以靠近我一點」來慢慢地改變當地選民，用一種「打壞行情」的作法取得與在地的連結，而他也觀察到許多民進黨的前輩是有意識的在做這件事情。而這種改變同樣會影響其對手，並逐漸造成時間、選民、機會、競選方式的改變，進而對抗當地依據既有人際關係的強大網絡和利益共同體。

         無論是選戰或是當地的文化觀光產業復興，從黃守達所描述的政治現場都可以看到複雜的既有人際網絡和利益共同體，而面對他的方式就是以一種樸實且誠懇的改變，與當地站在一起，用長期的、在地的共同在場，進而轉變競選、文化觀光的產業策略，逐漸從既有的利益共同體外找到新一代的政治價值。
而中國因素也已經深刻地滲入台灣各地，以紅色通路的方式，形成綿密的資訊流通網絡，進而影響地方政治生態。因中國因素帶來的「亡國感」而從社運到政治工作的青年，也必須持續面對在地既有的中國影響力，進而以在地的改變，產業的推動，持續守護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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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吳介民，2017，《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載於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主編，《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頁33，巨流出版。
²吳介民，《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頁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