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期 [師生田野紀要] 回鄉的路徑與姿態:邱星崴如何擴展地方的可能
2021年台灣移地學習系列
回鄉的路徑與姿態:邱星崴如何擴展地方的可能
受訪者:邱星崴-「老寮Hostel」創辦人
時間:2021年11月20日 19:00-21:00
地點:苗栗縣南庄鄉南江街 50號
撰稿:楊剛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清華大學社會所移地學習第一天晚上,我們拜訪了社會所師生當晚留宿的老寮 Hostel 創辦人邱星崴。因為大學分組作業再次回到生長的南庄,邱星崴發現自己生長的故鄉充滿了砂石開採、農村消退、以及因竹科外溢效應而建成的山頂別墅區。從審議民主開始進入農村,他在 2011 年投入了社區營造的工作,並成立了「大南埔農村辦公室」,進行租休耕農地進行農耕、傳承在地的技藝、並成立自救會對抗土地徵收。2014 年邱星崴成立了「耕山農創」並開始經營老寮 Hostel,提供深度旅遊及背包住宿等服務,帶領人們深入了解農村。而 Valai 農創店更是他在老寮之後的嘗試,提供餐飲、特色農產與深度旅遊的農創服務,提供了一個了解農村的新方。並在「創業的先決條件是要讓產業永續」的意識上,積極推動地方產業的發展,並試圖從農業生產流程中發想出具創新、永續的運作機制。
鄉下的生活才是彩色的
「鄉下的生活才是彩色的」,邱星崴在回憶起自己在南庄農村由婆婆陪伴度過的童年,並想到中學時隨父母到台中明星學校就讀時說道。在城市中度過大部分的就學時光,大學時才因為審議民主的作業回到農村。邱星崴談到,在當時的社區營造學術典範之下,雖然有很多的論文可以讀、有很多學長姐的經驗可以參照。但是真正回到農村之後才發現,在理論的實踐之外,更需要的是真的要花五到六年的時間陪地方長輩喝茶、聊天,建立關係之後才會有可能可以建立感情這個「公民意識」的基礎。五六年來風雨不改地在長輩的客廳與村莊的大家談笑,邱星崴在南庄期間與地方長輩培養出了非常濃厚的感情,「感情真的好到幾乎是等於他的孫子」。這樣的關係卻在大埔事件發生後出現斷點,也讓邱星崴意識到自己畢業之後必須找到新的身份,才能繼續參與地方。
劉政鴻執政期間,「苗栗的特產不是桐花而是自救會」,大埔事件等強徵土地事件、以及卓蘭大安溪上游蓋光電場等不顧環境衝擊的浮濫開發計畫,都促使清大、新竹高中等院校的學生在苗栗發起了遍地開花的學生運動。在太陽能光電廠抗議時,當時國民黨候選人的助理,正好就是在抗議前兩週為邱星崴阿公的社群爭取到四百萬元農路經費的議員。正在進行田野研究不應該浮出水面、與當地的關係也使邱星崴不應該浮出水面,但他卻因為身為一個少數會講客語的年輕人,被學運同儕推舉到社運前沿。在下了遊行的戰車後,邱星崴必須面對的是村民、阿婆的不信任,以往歡迎他到家裡坐坐聊天建立關係的村莊的開心果,現在與村民一起沿街罵說他是叛徒、搗蛋鬼、或是被指是民進黨的間諜。在學期間時,邱星崴還可以使用學生身份讓「大家都會願意幫你一把」。在社運身份曝光、論文《南庄的鄉民、公民與國家》寫完之後,邱星崴必須找到一個新的身份,才能在這樣的斷裂之後,繼續參與在南庄鄉大南埔的地方事務中。
治理的灰色地帶
南庄鄉大南埔一直是一個「很國際化的地方」。作為一個因為樟腦貿易而興起的市鎮,南庄的崛起與十九世紀的國際經濟發展,以及當地的樟腦、林業、煤礦等產業史有密切的關係。但時至今日,過往的台三線貿易重鎮,早已變成普通的農村。而南庄的居民所追求的國際化,也脫離了部落和老屋的歷史,變為山頂上地中海戀戀希臘風民宿、和在山上蓋小木屋的「後花園」。作為對這種浪潮的反饋,邱星崴希望可以搬出真正的國際化:用老屋和南庄的老故事招待國際背包客、讓他們體驗南庄被隱藏的原本面貌。
在沒有故事的情況下,南庄「這種邊區就變成一個想像的載體」,可以有戀戀希臘風,當然也可以有陽澄湖的大閘蟹。呼應社會所師生當天下午的參訪行程,邱星崴提到前縣長劉政鴻引入大閘蟹的事蹟,大閘蟹其實是一個聯合國通報的危險生物。因為大閘蟹強大的繁殖力、以及與臺灣毛蟹雜交造成生物污染的可能性,都使當初在要引入台灣引發了爭議。邱星崴對於劉政鴻引入蟹苗、分配到他的系統、再透過縣府去補助養殖業者的作法感到很困惑。在詢問劉派大將之後,得到的答案竟然是「因為老闆喜歡吃」。原本以為會有更深層的意義,但其實就真的只是因為劉政鴻喜歡吃,「這就是權力的荒謬啊,我們想吃就可能吃吃湯頭,但他想吃會完全改變我們的生態」,邱星崴說。不過南庄是特殊也是不特殊的,山林邊區不只有苗栗,整個臺三線沿線的縣市都有豐富的煤礦、玉石等自然資源,而在仰賴國家或財團資本進入開發的情況下,也隨之形成了地方居民習慣且賴以為生的利益輸送系統。要牽動地方居民撼,動綿密的尋租結構,就是要靠同等綿密的人情網絡。
談回大埔事件的社運經驗,邱星崴談起 2018 縣市長選舉時被迫與劉派合作、從事政策與文宣主筆的經驗,以及他對於地方政治的理解。從水溝蓋到學校制服,地方派系看似可以炒作任何東西,一個最明顯的案例就是杜英。杜英是一種景觀樹,但因為木質優良,也會被用做香菇的植栽用段木。縣政府將杜英訂為行道樹的標準後,就可以炒作價格、漫天喊價,最後因為高漲的價格,排擠以原住民族為主要從業族群的香菇栽種。經營民宿之外,為了要撼動此種固著架構時,邱星崴也從事從政策倡議、政策撰寫、在社區報撰寫文章。更參與了日治時期歷史場景再造,到社區營造的多種工作。
其中一項即為偏鄉交通的規劃:南庄的九個村非常分散,從市區到邱星崴老家要 四十分鐘的車程,到山上的泰雅部落還要再一小時,單一鄉鎮內海拔落差 1000 公尺以上的車程,大約就要花台北到新竹的通勤時間。邱星崴意識到,公共議題的空間需要由生活資訊的互通牽起,而南庄的地理跨度使市民社會的基礎很難被鞏固。
邱星崴使用交通部偏鄉交通的政策(租賃車可行駛於全國道路的路權,以及沒有公車、計程車服務的地方可以使用白牌車來規劃運輸服務),與有私家車的市民合作、協調,以提供一個鬆散但可近用的交通服務,找到了偏鄉「最後一哩路」交通需求高、破碎、難以滿足等問題的解方。這樣的做法,與隔壁峨眉鄉透過與既有計程車公司合作的模式不同(最後因為使用人數太少,計程車公司認為入不敷出因此成效不彰),南庄利用自家私有車的連帶,讓大家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並且建立起可以自己維持和運營的組織。一次迴避了集中式管理並由外地單位聘僱外地司機卻無法回應地方需求、或是在地白牌車無法接觸既有人脈之外的交通需求的兩個難題。
創生,而非取代,更非亂生
南庄蓬勃的觀光是否對於邱星崴矢志的地方發展有所幫助?邱星崴表示,北埔擂茶、內灣野薑花、和南庄的桂花巷,都是社區營造最後變成社區觀光,吸引資本進入,最後反而對當地生活造成負面影響的案例。除了清晨五點多就呼嘯而過的重機群、垃圾,觀光所帶進的人流和金流也並沒有讓南庄更有資源可以維持它的原樣。雖然一年共可吸引兩百多萬人,但是南庄的人口卻一直在穩定的減少,在 2020 年更是跌破一萬人。鄰近新竹所帶動的副都心建設,也使當地的經濟萎縮,可以去大潤發、好市多買東西,自然讓巷口的雜貨店一間間倒閉。地方社造單位在對於商業化出現警醒之後也並沒有做出迅速的反應,也沒有面對或對抗在苗栗等「灰色地帶」經營砂石、瀝青等產業的政治權力、經濟權力的意志和規劃,使得社造最後留在社區報的層次,只剩下疲乏。
由於交通系統的更新,偏鄉到都會的距離在台灣「一日生活圈」的許諾下大幅壓縮;遊客並不一定要在偏鄉過夜,甚至可以中午起床、晚上十點前會到都市的家。而這樣的改變也使得農村的存在變成了一個發大財的機會、一個蓋戀戀希臘風民宿的地方、一個重複三外循環(外來商家、外來商品、外來客人)的處境。這也就是為何台灣的地方創生常出現的結果其實是地方取代,台灣仍保有偏鄉,但在沒有注意到地方獨特的物質與非物質遺產的情況下,由複製貼上的老街、和假農舍真別墅所進駐。「桂花巷」最早是居民養豬養雞的空間,在地方教師和長老教會改善髒亂和惡臭的動機下,動員地方居民行動的成功案例;但這樣的成功也因為受到政府注意、得到補助,也落入了利益分配的泥淖。
經濟的機會、公共的機會
對於這樣的政治環境會不會感到絕望?邱星崴表示它對於每次選舉結束後「苗栗人又沒通過智力測驗」的說法感到十分不以為然。他認為苗栗這種在意人情的地方在本質上不會是反民主的、也不是沒通過智力測驗,而是要先在經濟上得到自由。「如果是(反民主)的話,就不會在 1950 年代發生南庄事件這種白色恐怖的事件了」,地下黨在礦工、務農人口中發展,其實也就如同派系建立起的緊密連結一樣。雖然沒有幾個年輕人養大閘蟹,但是如果是做水電的、做營造的,就一定會與公所接洽、與派系政治做出緊密的連結,「跑不掉的啦」,「治理失靈才會有這麼多的公共資源都是用人情網絡去分配,變成先搶先贏誰跟誰好就可以拿得到,沒有一個集體的機制」,邱星崴說。
講到地方派系,研究者(以及參訪的清大社會所學生)對於派系確實可能會有先入為主的負面印象。但是派系的誕生是來自國民黨起初脆弱的外來政權,必須要對地方勢力讓步的結果。「如果沒有地方派系,台灣根本不會民主化」,邱星崴也提醒我們,不應把所有的經濟機會當成租金。居民確實要生活,確實就是因為物質基礎沒有改變,所以居民不會被一個年輕人的理想說服、不會偏離他們既有的模式。而老寮 Hostel 和 Valai 農創店就是一個新的體制、一個「用現實手段打破現實」的嘗試。當農村裡的生存只能倚賴由人情壓力牽起的利益分配體系、農會或國民黨,什麼都不做就期待他們改變,是不切實際的。
結論
邱星崴所進行的工作,除了可見的偏鄉交通、民宿和農創商店,或許更重要的是其底下所代表的建立基礎的意願:如何面對這些經歷過農村破產、技藝和生活模式被工業化和都市化取代的長輩?如何提供實際的解方給他們?如何提供一個國民黨之外的「歸隊」選項?這或許也是社會學的學徒在進入社會實踐中應當多注意的面向:「搞清楚地方的社會文化肌理」,然後誠實的、謙虛地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