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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期 [研討會紀要] 「台灣、香港、烏克蘭——帝國夾縫、民主挑戰與抵抗韌性」研討會

「台灣、香港、烏克蘭——帝國夾縫、民主挑戰與抵抗韌性」研討會

研討會日期:2022年5月20日
舉辦單位:中研院社會所中國效應研究小組、經濟民主連合     
主持人:汪宏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陳祖為(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訪問學人)     
講   者: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賴怡忠(台灣智庫諮詢委員)、宋承恩(經濟民主連合智庫主權與外交國防組召集人) 、
             吳叡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徐裕軒(外貿協會駐烏克蘭辦事處主任)  、賴中強(經濟民主連合智庫召集人)  。   
撰稿:李佳諭(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校稿:邱冠瑜(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場次一  場次二

本研討會旨在透過比較台灣、香港與烏克蘭三地的歷史經驗,分析其各自在帝國夾縫中所處的地緣政治境況,以及分別遭遇的民主挑戰與面對帝國侵略的抵抗韌性。


場次一:帝國夾縫與地緣政治
 

帝國夾縫中的烏克蘭局勢
        研討會的第一場次「帝國夾縫與地緣政治」,由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擔任第一位引言者。吳介民首先點出,近幾年發生在台灣、香港與烏克蘭的衝突,包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香港反送中運動,都將對於全球格局上重要的國際關係產生影響。接著,吳介民講解目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背景 。「 俄烏衝突」,實際上是多年以來兩國之間的危機政治事件不斷催化而成的結果。烏克蘭自蘇聯解體,成為主權獨立國家以來,境內的認同分歧與語言爭議,加上俄羅斯的威脅,使其不斷經歷內部政局的擺盪。
        1989年,烏克蘭政府立法將烏克蘭語訂為唯一國家語言,並在2017年立定新教育法強調烏克蘭語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近幾年烏克蘭也將其主要經貿依賴對象從俄羅斯轉向歐盟與中國,並表明希望加入北約組織的意願。一連串舉措引起俄羅斯政府的強烈不滿,俄羅斯總統普丁更公開批評烏克蘭於境內打壓俄語、進行去俄化以及北約東擴。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以「去軍事化、去納粹」的理由入侵烏克蘭。
        吳介民指出,烏克蘭國內一直以來在區域上都有族群、宗教、政治立場、語言上的差異,偏東邊的地區在各個立場上都較為親俄。隨著時間的更迭,特別是經歷了廣場運動及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的事件後,已經能在調查報告中看見這樣的差異有慢慢減少的趨勢,不過仍然有所區別。在國民認同結構的調查中,雖然亦有區域上的差異,但整體來看,認同烏克蘭民族的比例一向很高。在最近的調查中,認同俄羅斯的全國比例也已經掉到5個百分點,雙重認同的比例也非常低(這一點跟台灣很不一樣)。在加入歐盟與加入北約的意願調查中,也依區域不同有顯著的差異,西部與中部通常表現出較南部與東部更高的支持度。
        最後,吳介民透過比較烏克蘭與台灣局勢,提出幾點分析 :語言及相關政策,雖然將對國民認同產生影響,兩者卻不能完全等同。吳介民強調「國民認同的形塑對於國家的抵抗韌性至關重要,其中又與外部威脅、內部抗爭(對抗)與地緣政治十分相關」,在討論這些議題時,更應納入各方面的思考。

烏克蘭情勢下的台灣安全反思
        在第二部分,宋承恩則分析:在俄烏爆發戰爭之後,聯合國於會議中再次肯認烏克蘭的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性,說明烏克蘭在國際上是被普遍承認的國家,這點和台灣的情況有所差異。俄羅斯雖然試圖否定烏克蘭的國家地位,但連其盟友中國也公開承認烏克蘭有其領土完整性,2022年4月27日透過國台辦表示「 中國與烏克蘭問題有本質上的區別」。並強調台灣問題屬中國內政的一部份,不允許任何外部勢力干涉。宋承恩認為中國在俄烏議題上面臨兩難,當面對領土完整性問題時,其將自己的立場向烏克蘭靠攏,而台灣就像是受俄羅斯扶持得以獨立的敦內茨克與盧甘斯克;當談論到使用武力的議題時,中國又試圖透過合理化俄羅斯使用武力入侵烏克蘭,以突破自己出兵台灣所受的限制。因為使用武力受國際法限制,除非是為自我防衛、或獲聯合國安理會授權才得以使用,否則一律禁止。
        俄烏戰爭以後,台灣的領土主權歸屬與國家地位/資格/條件之問題就變得至關重要。在領土主權問題上,台灣的民選政府雖宣稱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但長期以來,台灣內部用語一直存在分歧。有時是「中華民國—中國」,有時又變成「台灣—中國」或「中華民國台灣—中國」。
        美國的立場自1950年代後,就一直保留拒斥中國領有台灣的空間,1954年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裡 ,更明言中華民國領土應指台灣與澎湖。2020年11月12號,前任美國國務卿麥克.龐培歐更公開表明「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宋承恩認為,近幾年來美國對於台灣的立場越來越清晰,但一直以來,美國都秉持自己定義兩岸關係的原則,以保留最大行動空間。立陶宛、歐盟與其他國家,也漸漸捨棄「一中原則」,台灣的自我宣稱在領土主權歸屬問題中似乎不再重要,關鍵在於國際的認定。
        關於法理國家資格(de jure statehood)的問題,1987年在美國法律學會的對外會編中,提到台灣雖然具有國家認定的四要素,卻從來不宣稱自己是有別於中國的國家,因此無法認定其法理國家資格。Crowfrod在其影響力極大的著作《The Creation of State》中,也提到台灣無法被認定為國家的理由是因為其拒絕宣稱自己為一個國家,並不拒絕被稱為中國,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樣宣稱「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宋承恩進一步提醒,「中華民國」於國際上的歷史記憶,是帶有「Free China」,甚至「 Another China」之意涵 。因此於國際上承認中華民國的地位的同時,也必須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當地位。當聯合國、美國、中共都在否定「中華民國—中國」的合法性時,只有台灣     依舊不願意對「中華民國—中國」之聯繫進行切割,甚至無法保證政府能一貫秉持台灣並非中(華民)國的立場,將會為自身法理國家資格帶來危機。

台灣、香港、烏克蘭——地緣政治
        在「帝國夾縫與地緣政治」的場次討論中,台灣智庫諮詢委員賴怡忠透過地緣政治的角度分析台灣、香港、烏克蘭之情勢。他指出,目前台海爆發危機的可能性非常高,時間也可能更加靠前,這樣的變化與近年來香港與烏克蘭的國際情勢變化有相當大的     關係。自川普上任後,美中關係漸漸趨於對抗,而歐洲則是從反送中事件過後才開始對中國的態度產生變化。國際開始認識到中國本身對於國際體系以及自身的角色認知已經不同,並且在美中關係間逐漸向美國靠攏。相對來說,國際間對於俄羅斯的態度一向較為和緩,甚至在川普任內亦有美國將聯俄抗中的猜想,因此直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大部分的歐洲國家都沒有料到會有俄烏戰爭的可能。
        2022年2月4號,中俄所發表的共同聲明,開始讓國際將兩國視為同盟關係。在這份聲明中,中國與俄羅斯於歐盟、北約擴張等議題上表達了一致的立場,同時,也對於西方民主體制的想像及國家的治理體系上的哲學提出根本的反對態度。賴怡忠分析,至此,中俄與西方國家的對立關係已經成為意識形態價值上的對抗,於地緣關係上,也呈現歐亞大陸國家與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上的海權國家之海陸勢力對抗局勢。
        台灣在這樣的情勢下,成為中俄軸心對於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在印太戰略中的關鍵對抗點,台海衝突的可能性也正在提高。賴怡忠認為,中國可能效仿俄羅斯在俄烏戰爭中的手段,採用核武威脅防止其他國家給予援助。另外,中國的經濟規模遠高於俄羅斯,也可能讓其對於發動戰爭更有信心。最後,由於中國內部自有一套對於台灣治理正當性的論述,將會使得其在武力入侵台灣的可能性上更加無法預測。
        賴怡忠總結,以地緣戰略的角度分析,目前國際間二元的對立與摩擦漸增,新的經濟體系正逐漸走向區塊化、對立化的情形。台灣的經濟位置將會決定日後若爆發台海戰爭時的處境,俄烏戰爭提供了台灣對於現代戰爭新形態的資訊。在資訊發達的時代,戰爭的型態已經產生很大的不同,訊息戰變成需要加強注意與控制的一部份。最後,賴怡忠提醒,俄烏戰爭中烏克蘭的迎戰態度,將是未來其在和平談判上佔據有利位置的關鍵因素。身處帝國夾縫之間,台灣也必須選擇自己未來在面對戰爭相關問題的立場。

問答:帝國夾縫中的現在與未來?
現場記者提問:面對日前的俄烏戰爭,許多人抱持懷疑美國立場的態度,有一說猜測美國可能採取與中國聯手制衡、說服俄羅斯的手段,因此將減少對台的協助與資源,以拉攏中國。另一說則認為,美國未出手協防烏克蘭,是因為其希望透過俄烏戰爭削弱俄羅斯的國力,因此未來面對台海衝突,美國也會為求打擊中國而選擇不協助台灣。

吳介民回覆,以他的研究觀點來看,會將這樣的推測視為中國資訊戰與認知作戰的一部份。他分析,台灣置於中美的帝國夾縫之中,對帝國(包括美國、中國等國家)可以有健康的、平衡的質疑;但對於依附性的、銳實力般的陰謀論,則需要抱持更多的警覺性。賴怡忠也補充,聯中制俄的情形不可能出現,從目前中國對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態度便可以發現,雙方合作的機率遠大於互相對抗。另外,在俄羅斯開戰以前,美國曾多次詢問中國看法,而中國卻拒絕這個與美國建立關係的機會。綜觀而言,即使美國需要招攬共同對抗俄羅斯勢力的盟友,也不會選擇與中國聯手。對於協防烏克蘭問題,賴怡忠認為,雖然美國並未提供軍事上的直接協助,但於情資與電子領域中,美國所提供的幫助是烏克蘭能牽制、判斷戰情的關鍵。

中研院社會所所長陳志柔提問:對於台灣的領土主權歸屬與法理國家資格矛盾,是否有應對的方式?

宋承恩回答,首先必須做出國家定位的決斷,並且對台灣的國家定位採取理論性的建設來處理其衍伸的問題,而這個理論基礎必須是台灣人民的共識。他認為,也必須對過去的國家進行切割,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安撫中共政權的作法已經不再可行。台灣需要把中華民國定位為一個非法的、無法統治台灣的政權,向國際論述,台灣已經做出要捨棄中(華民)國的決斷,並且以一個新生國家的基礎面對各種議題。

        參與研討會的東吳大學畢業生,則對於俄羅斯與中國民主化的可能提出了好奇,詢問引言人是否有透過民主化中國與俄羅斯來化解戰爭的可能性。賴怡忠回應,以美國的角度而言,伊拉克、阿富汗的經驗使其對於介入其他國家的民主化不抱興趣,因此在新冷戰的情勢下,美國只會抱持外部對抗的態度,不會將心力放在進行內部改變的領域。
        中研院國際處處長孟子青詢問,面對隨時可能爆發的戰爭,台灣還有多少時間準備?吳介民直言,用多少時間來準備都不夠,但必須馬上開始進行。根據他帶領的中國效應小組調查資料,大部分的人民都認為中國不會在短時間(五年內)之內攻打台灣。他也為此表達了擔憂,並認為政府應該為中國可能入侵台灣,負責做好抵抗的準備。對於台灣與烏克蘭的人民國家認同問題,吳介民表示,比起烏克蘭,台灣人似乎有更多「機會主義式」空間,持雙重身分立場的比例也更高。但不能只從數據判斷台灣人的認同,更應該關注分歧結構的問題。在烏克蘭的案例中,隨著認同烏克蘭的比例越來越高,尤其在俄國併吞克里米亞之後,烏克蘭政府開始採取逐步脫離對俄經濟依賴的政策行動。因此,他認為台灣也應關注認同變化的時間性問題,以規劃日後的方向。宋承恩也認同應盡早準備中國犯台戰爭,他認為烏克蘭能夠在戰爭中與俄羅斯勢均力敵,與其長期以來的準備並將俄羅斯視為敵國的立場十分相關,他更指出,台灣應該要發展出自己的一套立場,將自身與中國區分開來,並且需要更培養人民的防衛意識,未來面對戰爭時,才能夠站穩腳跟,也更有可能爭取各國的協助。賴怡忠最後也分析,台灣亦需要重新檢視台灣內部的體制是否有能力應付戰爭。
        在研討會的現場,主持人汪宏倫邀請來自烏克蘭的現場與會者分享意見。烏克蘭的與會者表示:烏克蘭國內將2月的軍事衝突定義為「全面入侵」,而非開戰,是因為他們認為自2014年俄烏戰爭就已經開始。雖然政府希望能夠以和平、對話的方式解決兩國衝突,但依然對於全面爆發軍事衝突有心理準備。多年以來,烏克蘭都在進行軍事上的相關演練,以致面臨到武力侵略時,人民與政府都不會太過慌亂  。

 

場次二:民主挑戰與抵抗韌性

帝國夾縫中的抵抗韌性
        在第二場次中,吳叡人分享其長期在帝國夾縫的研究領域中所觀察到的地緣社會抵抗韌性,並提出一個初步的分析架構。他將抵抗韌性定義為邊陲社會長期抵抗政權、強國,或是被鎮壓過後維繫抵抗能量的能力,吳叡人認為,要分析這樣的抵抗能力,首先需要關注帝國夾縫中的邊陲社會之基本特徵,接著,必須觀察其中的抵抗韌性的要素,最後要討論的則是抵抗的代價與限度。
       帝國夾縫中的邊陲社會長期以來都是強權競爭的焦點,台灣、香港、烏克蘭也都面臨這樣的狀況。三地在抵抗上共享了一些基本特徵:其一,都處於複數的地緣政治中心的夾縫當中。第二,三者都被帝國視為勢力範圍內的一部份。三,台灣、香港、烏克蘭都具有帝國夾縫中不穩定的因素,擺盪在帝國的控制與邊陲的反抗 ,造成結構性的緊張狀況。而邊陲國家嘗試與其他國際產生關係時,也都會造成內部與外部的分裂。第四,導致邊陲性衝突的因素都是階段性的,而抵抗韌性也往往是積累以後的結果。第五,三者 因為歷史過程,內部社會都具一定的分裂情勢,因此給了地緣政治中外來力量可介入的社會基礎。
        而關於抵抗韌性的要素,吳叡人從個人研究經驗提出幾點。他先強調社會自我組織與動員的能力,例如跨階層、跨年齡、跨部門、跨區域的動員至關重要,並且必須是以國家認同為主要因素的社會動員,才會具有抵抗韌性的強度。接著,群眾能否從抗議中發展出政治要求,也是是否能抵抗韌性的要素之一,社會也需要凝聚國際的支援,或是利用社會力量尋求幫助,才會使抵抗成為可能。

抵抗的傳統:烏克蘭歷史、國族與認同
        徐裕軒從縱觀的角度觀察,認為烏克蘭內部的分裂與其歷史淵源有很大關聯。由於不同地區的所面臨的歷史地緣關係不同,也會培養出不同的史觀。而真正屬於烏克蘭的史觀,則要透過獨立以後政府不斷思考、摸索,才得以成型。他認為,從大國的敘事來理解國際關係,便很容易將烏克蘭的政治問題理解成簡單的帝國邊緣認同分歧。但要真正理解烏克蘭內部的認同,單靠表面的現象觀察遠遠不足,必須要從其地域、領土、種族、語言、文化等概念出發,並了解在這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不同民族,才能夠真正了解烏克蘭的構成。
        接著,徐裕軒從國族認同的理論出發,藉以Miroslav Hroch的理論說明其具有一定的階段性模式可供觀察,第一階段會先從歷史傳統挖掘,文化的組織動員為第二階段,在最後的第三階段,則會出現大規模的政治動員、政黨組建,進而推動國家的建立。在烏克蘭的案例中,也具有這樣的階段性特徵。
        而烏克蘭的抵抗傳統則可追溯到19世紀初期,Taras Shevchenko與Nicolai Gogol的抵抗精神深深影響烏克蘭人民,二戰期間保護多名猶太人的西烏克蘭主教Andrey sheptytsky直至今日也依舊是烏克蘭的重要精神人物。到了20世紀,Mykola Khvylovy、Ivan Dziuba、Vasyl Stus與Oleksandr Dovzhenko、Sergei Paradjanov幾位烏克蘭民族英雄,也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他們的立場,更成為烏克蘭重要的抵抗精神象徵。而在當代的烏克蘭,也有許多人民透過藝術、文學等方式傳達抵抗威權的聲音。例如作家Andrey Kurkov就透過文字對許多社會現象表達反對,著名書籍烏克蘭田野性調查的作者Oksana Zabuzhko也透過融合女體和國體的方式,對現有的社會壓迫做出反擊。其他烏克蘭人民,也透過電影、文學、音樂等媒介,表達自己的意見並起身對抗強權。
        徐裕軒總結,抵抗俄羅斯是烏克蘭一個長久以來的決定,從歷史的角度觀察,已經有好幾代的烏克蘭人被迫生活在俄羅斯的威脅之下,在這樣的壓迫中,他們已然形成強韌且悠久的反抗精神。因此面對目前的戰爭,起身對抗俄羅斯,是烏克蘭人民必然選擇的道路。

台灣、烏克蘭——民主挑戰與困境
        賴中強則以目前台灣與烏克蘭將面臨的民主挑戰及困境,做為此研討會的結尾。他指出,台灣與烏克蘭民主化的時間都不長,並且也都面對舊文化、政權的影響,同時兩國民主化的進程也相當接近。但比其烏克蘭,台灣民主化初期對於舊威權的妥協是非常明顯而嚴重的。面對帝國的主權聲索方面,兩國也有相似的困境,均受到強權國家以民族主義為號召,侵犯境內的領土主權歸屬。並且,兩國中都存在族群政治與國家認同的分歧,以及國際經貿結盟對象的分歧,兩國中出現反對國際經貿結盟運動的時間點也非常巧合的類似。軍人、公務員與政黨忠誠的危機,也是存在於台灣與烏克蘭的民主挑戰之一,特別是在台灣的境況中,面對中國威脅的機會主義心態,將會造成無法準備、抵抗戰爭的主因。賴中強也坦言,這是台灣身處帝國夾縫之中,面對的最大困境,並認為台灣必須階段性的與中華民國切割,並且以新生國家的立場重新判斷政治問題。
        透過比較兩國的狀況,賴中強認為,台灣必須開始準備一套國族論述,否則即便與烏克蘭在許多歷史組成上十分相似,也難以複製其在抵抗韌性及民主號召中取得的成功。他建議,看待台灣新生國家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民主化以前,中華民國殖民台灣的第一階段;以及台灣民主體制借用中華民國的名號與制度逐漸形成的第二階段;而現在準備進入的最後一階段中,則需要透過制度安排、自我宣稱等方式,在一系列政治過程中與中華民國進行切割。不僅需要選出「台灣」而非「中華民國」的總統,也需要重新定位公務員與軍人的效忠對象。台灣目前最需要的是能夠堅守其民主價值,以抵抗威權入侵的立場,而非使內部混亂,使機會主義有機可乘的模糊、抽象意識形態。

提問與討論:抵抗的邊界?
        在這場會議中,來自經濟民主連合的參與者向大家分享民眾及結的重要性,並認為民間力量不管在香港、烏克蘭或是在台灣,都成為抵抗威權重要的力量。現場的何記者也對以上的引言做出提問,他好奇,在整體國際關係漸漸走向二元對立的情況下,各國都開始需要對自己的立場做出表態,而位處帝國夾縫的小國還會有與之談判、避嫌空間存在嗎?另外,關於賴中強提出的切割中華民國問題,記者以美方的角度出發,認為其不可能支持台灣新生國的論述,那麼應該如何突破這樣的困境?
        參與研討會的台北大學社工系學生,也順著此脈絡提出他的問題,他認為重新定位國族問題的舉動,將會引起軍方以及軍公教的反彈,那麼是否有重整目前的中華民國立場,以達到同樣效果的可能性?
         面對避嫌說,吳叡人認為是在野黨的一種選舉語言,於結構面無法積極的解決任何國際問題,即使在野黨執政,也無法一直維持雙邊避嫌的立場。因為兩強的結構性衝突是帝國所決定的,在帝國夾縫之中,更無法逃避在其中選擇其立場的問題。賴中強則對美國是否支持改國號問題做出回應,他認為,我們無法預測美國未來的態度,但是至少對於重新定義中華民國國民的範圍、國防法中所定義之軍人效忠的中國對象,以及立法要求公務員在與中共交流時必須申報等修改上,美國並不會,也沒有理由反對。因此,賴中強認為,台灣新生國家化的進程,可以先從這些工作面向開始進行調整。
        最後,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提問,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理由宣稱中,有提及在烏克蘭國內進行的語言政策是一種對俄語的壓迫以及「去俄化」的行動。而在烏克蘭全境中,是否也因語言問題造成社會矛盾?徐裕軒透過自身觀察嘗試破除一些外部對烏克蘭的迷思,首先他指出波蘭與烏克蘭的緊密度在某些方面並不亞於俄羅斯與烏克蘭的緊密度。並且,在過往的研究中經常以東西分歧的面相討論其語言、宗教、認同等社會問題。但在徐裕軒的觀察中,自2015年後這些分歧便逐年減少。他更分享在烏克蘭的語言問題中,其實大多數人所習慣使用的是一種複數語種混合而成的語言,也不如既往研究中烏克蘭語與俄語二元對立的狀況,並且在烏克蘭人的認同中,也具有像國內華人認同一樣的非對立歸屬存在。所以在看待烏克蘭問題下,也需要更大程度的將烏克蘭的獨特性納入。


結語
        在本場研討會中,從不同的角度理解台灣、香港、烏克蘭所處的環境,這三個地方作為帝國夾縫中的弱小民族(社會),如何應對其面臨的外部威脅以及內部分歧。透過比較其中的不同之處,也可以發現歷史結構對於內部社會組成的影響,以及其在形成抵抗韌性時所擔任的角色。研討會中,也有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被提出,映射出與會者們對於國際情勢的關心,同時也顯露出台灣人民對未來的迷茫與擔憂。
        在研討會的最後,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提醒,香港反送中運動即將邁入第三週年,雖然在這次研討會中,香港所占的篇幅並不特別多,但卻是整場會議隱藏的文本。藉此,他提出一個疑問:「 What about the resistance after occupation?(佔領之後,還有抵抗的能量嗎?)」他認為,香港的抵抗韌性尚未消失,甚至才正要開始。而同樣身處帝國夾縫中的台灣,如何去看待、面對、選擇這樣的抵抗韌性,是本場研討會所留給所有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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