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研究的歷史轉向：一個跨界研究者的微觀視角

演講日期：2022年10月12日
發佈日期：2023年5月1日
講者：尤怡文 （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紀錄人：廖人慧（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中國研究工作坊本次邀請浙江大學社會學系的尤怡文老師，與我們分享在中國大陸教書、研究的經歷，如何影響她從比較政治經濟學研究，轉入中國研究領域。

起點：從台灣研究到比較歷史社會學研究

台灣社會運動是尤怡文的研究起點，是對當下社會衝突的關懷與探問。然而，在對於勞工運動轉型—百萬廢票運動的研究過程中，她開始意識到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的矛盾──過多的關心將使研究者難以看清事實，於是她揮別當代社會研究，遁入比較歷史社會學（Comparative historical sociology）。原本，她以為這只是為了更好地了解當下的台灣，但沒有想到的是，從此開啟了一段曲折的研究旅程，並不由自主地踏入了中國研究。

第一波轉向

2010前後，中國興起「民國範兒」，影響所及，連帶對民國時期的學術研究亦出現史觀的翻轉。在一場兩岸學術會議上，金融史學者盛讚宋子文，稱其深入研究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所藏之宋子文檔案後發現，宋子文不但沒有貪污，相反是一「大公無私、清廉專業」的財經專家，這對受教於後威權時期、早早擺脫國民黨教科書史觀、並得以閱讀大量左派歷史著作的尤怡文而言，是極大的震撼，激發起她探尋真相的「學術福爾摩斯」之心。利用近史所檔案館所藏的民國時期公司登記卷，她試圖由董監股東名單中勾勒出「傳說中」孔宋集團的企業網絡圖像，不料，這一嘗試打開了另一個更巨大的畫卷：近代中國國家建構與資本主義形成。這不僅只是一個「財經官僚尋租」的故事，它還展示了國民黨如何透過中央官僚、地方政府、銀行家、企業家組建的全國性企業網絡，將其影響力滲透至地方，將fragmented state串連成一個鬆散的全國性企業集團。最終，這個企業集團成為shadow state，俘獲了國家。此研究發現雖然解決了尤怡文起初的困惑，卻進一步衍生出另外一個疑問。
在報告此研究（China Inc.: The Business Group fo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Network）時，常聽到大陸學者反饋，當下的狀況與民國時期有很大的雷同，這促使她繼續追問，為何兩個不相連的時代，存在如此相似性？這背後是否存在一以貫之的邏輯？一如Paul Pierson之言「Time serve as the dimension that links together quite separate social processes in highly consequential ways.」 於是，她開始將目光轉向當代中國，嘗試由public/corporate finance，分析從近代中國至當代（1860-2021）幾波「國進民退、民進國退」的變遷邏輯。

第二波轉向

2016年轉入浙江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是尤怡文整個研究歷程中「第二波轉向」的重要節點。

1.　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碰撞
時值趙鼎新著作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出版，帶動了中國大陸學界的高度討論，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邀集歷史學者和社科學者，舉辦了一場跨學科新書座談會。在會上，歷史學者認為社會科學研究對中國歷史的分析過於宏大抽象，有脫離史實之嫌；而社科研究者則認為，為能更好了解/預測人類社會的變遷路徑，抽象化理論與比較研究仍有其必要──雖然如同超廣角鏡頭，在拉寬視野後無可避免地在影像邊緣出現變形。會上誰都沒有說服誰，但會後茶水間的閒聊，卻種下了跨學科合作的種子。
一開始，尤怡文訴說了當時辦理入職手續時，被要求出具「行政介紹信」所遭遇的難題，專研歷代的歷史學者們為表安慰，紛紛介紹了各朝官員遷轉時更為繁冗的介紹信制度，於是一個日常生活吐槽，意外引出一場對中國歷朝官僚介紹信制度動態變遷的精彩討論。

2. 歷史社會學研究方法：從靜態分析到動態分析
隨後，尤怡文參與了由上海大學的學術期刊《社會》所舉辦的討論會，研討曹正漢的論文〈中國的集權與分權：風險論與歷史證據〉，會後並被要求針對與談內容撰文。於是，原只打算做為「圍觀者」的她「被迫」深入地檢視中國大陸這一波歷史轉向的文獻脈絡。在文獻檢閱過程中，她發現不少文獻，雖加入歷史題材，卻是更接近於結構功能主義式的靜態分析，理論先行，而後組合歷史片斷解釋之，有點像是蒙太奇的敘事手法，以一連串跨時空的分割鏡頭創造故事。這讓她想到Michael Mann於其經典之作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當中之言：回答國家興起的原因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比較方法，像是韋伯，試圖通過比較各國制度等因素的異同，找出造成殊異的要素，例如宗教。然而事實是，存在的差異要素不只一個，我們難以通過靜態比較，釐清是哪種因素或哪幾種因素結合在一起，造成中國和歐洲的根本差別，因為我們無法變換這些要素組合進行實驗。是以，有必要轉向第二種方法，即細緻的歷史敘述，通過確定「接著發生了什麼事？?」來看看是否是感覺到了一種模式，或一種過程，或一系列的偶然事件。（Mann 1986: 684-685）
在批判之餘，尤怡文按循Mann所倡議之研究方法，回到歷史長河中，按時序細細研讀歷朝政治史、財政史、社會史，試者從動態過程中，「感覺」帝制中國政權治亂變遷的模式，並進一步分析威權統治的韌性及限制。然而，經此研究過程，她意識到做為一個社科研究者對帝制中國進行長時段動態分析的局限性，繼而回想起2016年浙大高研院茶水間的那場有意思的閒聊，短短幾分鐘談笑間，便得以一窺歷朝制度變遷過程。於是，她著手聯繫茶水間之會的史學家們，以浙大高研院做為平台，共同發起一場實驗性的跨學科/朝代讀書會。為補足歷史學科過份精細化帶來的長時段通貫研究缺失，以及社會科學宏大理論先行所產生的歷史距離感，該讀書會邀請了社科研究者及各朝斷代史學者，透過為期兩週的共同閱讀與討論，依序了解秦漢至民國時期各朝官僚選任考課制度，嘗試從中摸索出制度變遷的路徑，並通過跨學科對話，追尋多元視角的制度史。讀書會出乎意料地成功，無論對於史學家或社科研究者，都是一場知識的洗禮，於是連續五年，每年擇一主題持續討論，期間更邀請法國史學者加入，進行中西比較。

結語：一個不由自主的中國研究者回望台灣

在2022年之前，即便經歷了兩次研究轉向，開始以中國為題探索其歷史演化過程，尤怡文仍未意識到自己已然成為一個「中國研究者」。於她而言，中國仍只是比較研究脈絡下的案例。直至切身經歷了上海封城及各種疫情管控之後，在2022讀書會以基層治理做為討論主題時，她才真正驚覺自己已然成了「中國研究者」。因為，她不再只是從理論視角發問，而是打心底想探問，究竟是什麼樣的制度環境造就了疫情管控下，基層人員與社會大眾之間的諸般衝突？ 一如當年對台灣社會衝突的困惑與關心，促使她走上台灣研究之路。
但這並不是尤怡文研究之路的終站，在時隔三年管控，終於回到台灣之後，她發現自己帶著中國研究的視角重新「發現」台灣。在鄉公所等待辦理戶籍時，驚奇地發現以前從未曾注意過的鄉公所職能：祭祀公業管理，恰恰與一個月前歷朝基層治理讀書會中的討論內容遙相呼應，而這項職能已然消失於經歷土地國有化後的中國。於是，她的「學術福爾摩斯之心」再度被激發，帶著新視角深入探究台灣基層治理的歷史脈絡。

最後，尤怡文透過自身研究歷程轉向的經歷，鼓勵年輕研究者勇敢追逐疑惑帶來的未知領域，並大力擁抱隨之而來的研究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