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近半世紀以來，中國的經濟轉型與國際影響力日益重要，促使中國成為國際社會科學界發展最快速的區域研究學術領域之一，台灣學界也積極投入這個研究領域。除了傳統政治學界著重的兩岸關係或中共研究傳統，2003年5月1日，在中央研究院與國立清華大學合作下成立「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以下簡稱CfCC），成為臺灣研究型大學中第一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CfCC學術研究重心之一是中國的社會變遷與其影響，特別關注威權體制下國家與社會的互動。CfCC的核心團隊曾與國內許多學者合作，推動不少重要研究出版。例如，吳介民、蔡宏政、鄭祖邦合編專書《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2017，左岸文化出版），以及吳介民、黎安友合編《銳實力製造機：中國在台灣、香港、印太地區的影響力操作與中心邊陲拉鋸戰》（2022，左岸文化出版），這兩本書對中共在臺灣的銳實力研究提供了前瞻且精闢的分析。孔誥烽由劍橋大學出版的英文著作City on the Edge: HongKong under Chinese Rule，中譯本《邊際危城：資本、帝國與抵抗視野下的香港》也在2022年由左岸文化出版，本書詳述香港「時代革命」的前因後果，引起國際與港台迴響。
        當中國向世界開放的時期，臺灣學界的重要地位與研究成果被低估；反之在香港抗爭、COVID-19疫情與俄烏戰爭後，臺灣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與國際學術社群往來更加頻繁。例如由徐斯儉、Kellee S. Tsai（蔡欣怡）與張鈞智共同編輯的《威權演化論：中國如何治理？國家與社會如何維持動態關係？》（2023，左岸文化出版），就是在CfCC推動下，將美國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出版的英文本Evolutionary Governance in China: State-Society Relations under Authoritarianism，再翻譯、更新為中文本。本書可視為是二十年來CfCC階段性學術公共成果。

威權中共在社會變遷下的生存策略
        《威權演化論》對胡錦濤、溫家寶統治末期到習近平上臺初期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提供了全面性的觀察與分析，更對中國的演化式治理提出一套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創新分析架構。書中蔡欣怡主張應該以歷史制度論的演化角度觀察中共威權主義在社會變遷下的生存策略。接著徐斯儉與張鈞智進一步理論化國家與社會關係。他們將國家一方行動者與社會一方行動者的策略皆各分為強硬與溫和兩類，推論當國家溫和、社會強硬時，會造成該領域的制度變遷，表現為國家公共政策的吸納與讓步，從社會一方來看則是改革與進步；國家與社會雙方均採溫和策略時，該領域的改革動力次之；國家與社會雙方均強硬時，在該領域可能形成僵局；社會溫和、國家強硬的領域則少有制度變革。徐、張兩位作者分析125篇刊登在中國研究頂尖期刊發表、有關社會抗爭之質性個案研究與其政策後果的論文，證實國家溫和與社會積極動員有利於政策改革。從這個理論架構來看，從胡溫時期到習近平新時代的特徵，即是國家變得日益強硬且鎮壓社會。

社會領域與國家的拉鋸角力
        《威權演化論》的作者們以社區與公共服務、勞工、文化與性別等三個次領域的田野調查，分別測試了前述徐、張提出的理論框架。其中，筆者對2010年富士康工人跳樓自殺事件的後續研究指出，當時中共在短期內以中央控制的媒體CCTV4大肆報導的用意，在於借工人權益之名，推動廣東騰籠換鳥與產業西進；一待富士康配合政策後就壓制媒體消息。然而，中共此舉也促成工人權利意識覺醒，全國各地在隨後五年爆發更多工人抗爭，大約從2015年起，中共全面鎮壓民間勞工組織與維權律師，至於台商雖然配合政策部分遷移到內陸省分，卻有更多資本外逃離開中國。
        在宗教領域，古明君關於媽祖信仰的著作發現， 1980年代末，部分台灣媽祖廟宇至中國進香，到2000年宗教直航，這段期間中國媽祖信仰在兩岸關係改善的加持下，擺脫過往封建迷信污名，挑戰甚而突破官方的兩岸政策，獲得中共認可與肯定，稱媽祖為「海峽和平女神」。這個戲劇性的轉變，顯示對臺部門與漳州地方文化菁英的利益與合作。

中國威權演化的雙重逆轉
        2012年習近平首次上任國家主席時，全球對中國崛起的正面印象高於負面評價，威權韌性成為時髦的概念，然而，現實證明威權演化不見得朝向自由化發展。十年之後重新回顧中國的變化，可以發現與改革開放相反，中國在國際形象與國內治理出現鎖國與集權的「雙重逆轉」。
        2019年的香港抗爭就是「雙重逆轉」的轉折點。至今，中國在國際方面，回應美中貿易戰的戰狼外交與全球疫情的影響，乃至於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使中國從對外開放變得日益孤立；另一方面，中共的對臺政策也一改讓利邏輯，逐漸擴大威嚇性與假訊息為主的銳實力。在內政方面，習近平為延任第三屆中共總書記與國家主席，意圖減少政治反對風險而推動國進民退、以「共同富裕」之名打擊網路巨頭與房地產市場、以「清除低端人口」與疫情管制措施控制社會等，已經造成資金外逃與經濟衰退，戲劇性地導致各地民眾自行發動「白紙革命」來抵抗國家動態清零政策。
        近年來社會科學研究指出，相對於長期的集權統治，自由開放的廣納式制度有助於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科學社群的進步仰賴資訊的共享與思想的交流；然而從獨裁者的角度來看，鎖國集權可能更有利於降低政治生存的風險，卻扼殺了長期經濟創新與科學發展的制度動力。

台灣展現中國研究的優勢
        過去四十年來，全球的中國研究社群見證了從少數學者苦心經營、到全面蓬勃發展的學術鍍金時代；然而短短十年之間，在中國的田野研究工作竟然多數難以為繼，例如《威權演化論》書中提到環境、社區、勞工、宗教與女權議題，無一不敏感。在國際孤立與國內高壓下，學者進入中國田野調查或收集數據日益困難、與中國學者合作時對雙方的政治風險升高，使得中國研究的前景晦暗不明。全球的中國研究者被迫在方法上採用創新手段，例如運用網路觀察中國民情。
        不過這絕非中國研究的終結，對全球來說，中國已經是房間裡的大象，無人能忽視其存在與動向；對臺灣來說，中國的戰略影響力是需要隨時警惕的「吊燈裡的巨蟒」，有待學術與政策人才前仆後繼的研究與政策建議。《威權演化論》描寫中國國家與社會互動的精采篇章顯示，與中國在語言、文化的親近性，更讓臺灣有技術優勢，可以提供海外中國研究社群豐富的資訊。期待《威權演化論》一書有助於臺灣觀點的中國研究繼往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