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期 [二十週年演講] 中國對台經濟統戰的四分之一世紀：日本區域研究學者的觀點
演講日期：2023年4月21日
發佈日期：2023年5月25日
講者：川上桃子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亞洲經濟研究院、IDEJETRO地域研究中心次長)
紀錄：邱冠瑜（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川上桃子教授研究中國因素的起因，是2012到2013年到台灣做研究，當時吳介民提出「中國因素」的概念，加上反媒體壟斷事件讓她意識到中國利用經濟手段對台灣進行統戰漸趨嚴重。之後與吳介民合作將《吊燈裡的巨蟒》一書翻譯成日文版，1 引起許多日本讀者關注，於是便決定要寫一本有關中國對台經濟統戰的書。
川上桃子在演講的第一部分，對中國因素論(the China factor model)進行反思。她認為「中國因素」概念有三個貢獻：首先，吳介民等解釋了中國提供的經濟利益如何轉換為政治影響力（經濟―政治轉換機制），以及影響力跨國境的管道（越境機制），藉由這樣的解釋來了解中國政治影響力的滲透機制，如（Fong et al. 2021）等以台商作為主要行動者的重要性，強調中國因素的日常性和無所不在的影響力，並指出這種特性存在於作為滲透管道的商業網絡之中；以及「中國因素」此一概念提供台灣公共領域中的論述架構及認知架構，並創造出對中國影響力的「認知社群」。
然而，「中國因素」概念有三個限制：第一，對中國吸納失敗的原因分析稍顯不足，有必要分析「台灣社會的抵抗」以外的因素（特別是吸納策略的內在失敗因素）。第二，對中國影響力無意的(unintentional)滲透効果分析稍顯不足，有可能會導致對中國因素的過度評價。第三，現在中國因素的概念是以「胡錦濤―馬英九」政府時期的情況為前提的影響力模式，有必要釐清中國影響力機制長期變化的動態（dynamism）全貌。
關於「中國因素」概念的不足，台灣學者已針對中國對台滲透的實例進行了豐富的實證分析。本次演講中著眼於中國滲透的嘗試未果（失靈），並且分析過去三十年商業統戰手法的演變。例如，2016至2018年期間的「台青西進」現象，比起中國的吸納政策，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及創新創業風潮本身的「磁吸效應」，可能效果更大。川上桃子認為，有必要分析台灣內部協力者網絡的主體性，以及他們的機會主義（opportunism）。
演講的第二部分，討論中國三十年來的商業統戰。川上桃子指出，中國對台商業統戰的演變有兩個關鍵因素：中國經濟成長動態（dynamism）影響了對台統戰的手法，主要是吸納對象及地點，以及兩岸三黨的政治動態影響了吸納對象及合作夥伴的挑選。基於這些觀點，可將商業統戰的過程分成三個階段（如圖一到三）。
圖一：中國對台統戰三十年不同階段（川上桃子整理）
圖二：中國以商圍政戰略的發展（川上桃子整理）
圖三：中國對台統戰行動者及其行動機制（川上桃子整理）
演講的第三部分，討論中國對台商業統戰為何會失敗。川上桃子舉的第一個案例是媒體滲透，並將滲透途徑分為四種：一、在中國投資的台灣企業家進行媒體收購，並且介入言論報導的內容2；二、中國各級政府在台灣媒體進行「購買報導」3 ；三、電視台「頻道家族」的經營模式，造成娛樂節目能否順利賣給中國的考量凌駕於新聞言論的獨立性之上4；四、中國政府與媒體企業之間的直接交流之日常化。然而，傳統媒體的滲透對台灣社會的影響有限，由於協力者為了展現自己的貢獻而過度處理迎合，導致滲透被識破，加上台灣媒體言論空間本來就高度黨派化，要超越黨派的藩籬進行影響相當困難。
第二個案例是兩岸農作契作，例如台南學甲區虱目魚和中國契作的案例。5 契作的結果雖然讓虱目魚成功外銷，但市場反應不佳導致價格下滑。此外，學甲的民眾對中國的看法有改善，卻沒有反映在投票結果上。川上桃子分析失敗的原因是：一、中國提供的利益被合作網絡中的中間人（middlemen）從中剝削，加上恩庇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的不穩定性（短視近利）提高了中間人（middlemen）從中剝削的誘因（incentive）二、不具專業性之中間人的介入導致商業交易缺乏效率；三、中國無法監督在台灣的中間人及選民的投票；四、對於中國的吸納，台灣社會具有抵抗力，惠台政策的意圖被識破。
第三個案例是台青的吸納策略受挫。台灣青年在2014至2016年間普遍認同為台灣主體性而戰，導致2016至2018年對中國的威脅感降低。在這樣的環境下，2017至2018年期間，興起大學生及高學歷年輕族群的西進熱潮。直到2019年香港危機爆發，年輕人才又回到為台灣主體性而戰(如圖四)。川上桃子認為中國向台青提供了各種可攜性（portability）的資源，但他（她）們只把在中國獲得的創業、實習、工作等經歷，作為豐富履歷表的資源，最後還是離開中國回到台灣（圖五）。
圖四：台灣人的自我認同
圖五：台灣在中國議題上的變化
川上桃子在總結中指出，中國商業統戰未能成功的因素很多，除了台灣社會的抵抗力之外，還有代理人網絡失靈、對市場機制的輕視、中國提供的資源之可攜性（portability）等，手段本身的局限可能也是重要因素。此外，每當行使影響力失敗時，中國就會根據經濟成長與兩岸三黨的政治動態，推出新的統戰手法。2010年代後期以來，隨著美中貿易戰開打、COVID-19疫情及半導體供應鏈成為全球焦點，這樣的情況正在發生改變。由於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逐漸降低（圖六），加上美中對立、國際社會對台灣在半導體供應鏈中的choke point position的關注提升，都造成中國的經濟魅力大幅減退，三十年以來持續演進的商業統戰正面臨重要的轉捩點。
圖六：兩岸貿易度變化2001~2022
圖七：台灣對中國投資FDI總金額的比例199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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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川上桃子、吳介民編，2021，「中国ファクター」の政治社会学——台湾における中国の影響力の浸透，東京：白水社。
2 例如，蔡衍明的旺旺集團，將媒體事業視為本業的「互補資產」。
3 例如，「2012年福建省長訪台宣傳計畫」在台灣新聞台進行置入性行銷。
4 例如，「大話新聞」停播內幕。
5 2010年，國民黨的地方派系人士邀請時任國台辦副主任鄭立中訪問學甲鎮。2011年即透過國台辦的仲介，以上海水產公司作為買家，開始以固定價格收購虱目魚的契作，並優先考量低收入戶，某個時期約有三分之一的漁民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