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日期：2023年4月22日
發佈日期：2023年5月29日

講者：Kellee S. Tsai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兼講座教授)
紀錄：邱冠瑜（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本場次的演講主題是「中國黨國資本主義和國際反彈：從相互依賴到國安疑慮」，講者Kellee S. Tsai（蔡欣怡）教授近期研究中國的黨國資本主義在過去二十年，如何與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互動，研究團隊發現，中國的黨國資本主義正在改變全球的經濟。中國的經濟自由化雖然帶來與世界合作的機會，可是在過去的這段日子，中國企業在世界各地的活動造成了許多國家安全上的疑慮。除此之外，中國近幾年積極提升自身的區域影響力，造成其他國家國安兩難的邏輯：一國加強自身安全的努力會降低其他國家的安全，從而產生惡性循環、競爭和安全悖論(Jervis 1976; Glaser 1997)。¹因此，自由世界必須重新思考與中國的相互依存關係可能導致的安全困境，以及對戰後國際秩序的影響 (如圖一)。

圖一：主要論點示意圖  (Kellee S. Tsai投影片)

        2010 年代中期，中國政治經濟的模式有重大轉變，如圖二、圖三所示，分別有內外雙層因素導致改變。多重的壓力事件，引起中國政府極度的不安全感，並且意識到風險管理回應的重要性（perceived urgency for risk management responses）。中國政府自2014年開始強化國家安全，從基本的國土安全、政治安全、軍事安全，向外延伸到科技安全、社會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網路安全，最後擴張到生態安全、海外利益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深海安全、生物安全、太空安全、極地安全。其中經濟安全的強化，是建立在黨國資本主義的擴張之上。

圖二：中國國內的壓力事件  (Kellee S. Tsai投影片)

圖三：中國國外的壓力事件 (Kellee S. Tsai投影片)

        黨國資本主義的擴張，首先依靠立法部門的建立，並且針對中國國內企業加強管控，例如：201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19、20確立「經濟安全」和「金融穩定」為國家安全的支柱。202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第9、31條明定有關部門、行業組織、科研機構、企業和個人等共同參與數據安全保護工作，禁止國內實體向外國提供敏感數據。除了立法加強控制外，黨國資本主義也透過以下幾種方式控制企業：擴大非國有企業黨分部「金融國有化」(financialization of the state)（Naughton 2019），包括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購買國有部門以外的股份；國家購買私營科技和媒體公司 1%的特殊管理股份；超過1,700筆的政府產業引導基金投資於優先產業，如半導體。

        隨著政府對企業的管控加強，更進一步就是模糊國家和私營部門之間的界限(blurring boundarie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private sector)。Kellee S. Tsai表示，雖然沒有明確的數據足以說明中國國營企業介入私有企業的程度，²但可以觀察到國私企業混合(mixed-ownership enterprises)的趨勢自2013年開始明顯提升，到了今天已經很難分辨究竟是國有的還是私營的企業。私營企業相對國營企業有更多的功能，例如扶貧（如阿里巴巴用淘寶協助農產品銷售、建設農村），或是線上合約執行和爭議解決（on-line contract enforcement & dispute resolution，普林斯頓近期會出版研究），以及國內監控（domestic surveillance）（要求企業提供硬體設備的建置）。此外，共同富裕（common prosperity）也是模糊國私營企業的常見手段，理由可能是風險管理、反托拉斯、數據安全、資本無序擴張野蠻生長（disorderly expansion & barbaric growth of capital）。中國政府也拘留/逮捕了許多企業的負責人，³進而控制企業來達成政治目的，同時要求跨國公司必須表達對中國政府的政治忠誠才能繼續商業活動。中國經濟的國安化和黨國與企業之間模糊的界限，逐漸引起國際間的關注，因為中國的意圖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商業，還有更多附加的意圖，特別是透過企業來達成政治手段。美國參議員約翰·科寧（2018）曾說：「就美國公司與一家公司合作時存在的國家安全風險而言，中國國有企業和『私營』中國公司之間沒有真正的區別。」

        雖然中國的黨國資本主義在世界擴張的過程中開始引起反彈，但是許多國家迫於情勢免不了得和中國合作，並且推出各種反制措施，例如：加強審查來自中國的投資、⁴對大型中國企業祭出懲罰措施、⁵管理感知到的「中國威脅」的新政策。⁶一連串的措施影響到中國企業在海外的發展，先進工業化民主國家與中國脫鉤的壓力源於安全和政治（人權）問題，但與中國的經濟脫鉤工作對監管部門的實際影響不大（圖四），甚至有許多沒有被列入貿易管制的器材依舊持續銷往歐美。儘管監管問題存在一些爭議，但中國技術和投資市場在南半球依然強勁，如菲律賓、烏干達等國家。
        對於中國黨國資本主義藉由經濟、商業而侵蝕資本主義體系與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如何採取相對應的限制行動，但不陷入經濟與國安之間的兩難，依舊需要持續思考。“China Shock”一詞被用來形容中國在後冷戰時期對全世界造成的影響，Kellee S. Tsai認為，中國與世界的互動是一段漫長的過程，個別企業所扮演的角色更勝以往，這些企業所持有的雙重技術 (dual use technologies)，以及他們在政治上的行動，是我們必須持續關注的議題。

圖四：全世界的中國海康威視監視攝影機 (Kellee S. Tsai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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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curity dilemma logic: Efforts by one state to increase its security decreases security of other states, generating a spiral, competition, & security paradox (Jervis 1976; Glaser 1997)
2 講者以投影片指出，到 2017 年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央企轉為國私混合企業。
3 例如：安邦保險董事長兼總經理吳小暉、蘇州禾盛實控人張偉、大午農牧創辦人孫大午、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福信公司實控人楊宗義、海航集團董事長陳峰等。
4 例如：美國在川普時代阻止中國資本收購半導體；英國推出國家安全和基礎設施投資審查 (2017)；法國、德國和義大利發起了歐盟範圍內的討論（2018 年）；澳洲設立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 (FIRB) 審查（2018 年）；以及台灣、韓國限制中國收購。
5 例如：澳洲禁止華為參與 5G 建設；美國國防授權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2018)；歐盟執委會批准並執行5G網路安全工具箱 (2021)。
6 對中國境外投資的擬議限制，例如：美國司法部「中國行動計劃」（2018-2022年2月）；北約首度在公開聲明中指出中國為安全上重大威脅（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