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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34期 [二十週年演講] 香港抗議空間的銳變

演講日期:2023年4月22日
發佈日期:2023年6月2日

講者:陳健民(政治大學社會系訪問教授)
紀錄:邱冠瑜(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陳健民教授

        陳健民教授首先提到自己開始關注香港的抗議空間,是他曾經和社會運動者「長毛」聊到為什麼抗議者在社會運動期間會和警察發生衝突?就新聞播報的畫面呈現來看,抗議者的行動是暴力,但長毛告訴他,當時會和警察發生推擠,是因為警察把抗議的空間壓縮到非常不合理的範圍,為了要有效地傳達抗議,長毛與其他夥伴才會試圖推擠柵欄(圖一、二)。這段對話讓陳健民開始思考:為什麼 2014 年的學生認為他們有權收回公民廣場(to reclaim the civic plaza)? 

圖一:新聞報導畫面中抗議者和警察發生肢體衝突 圖二:新聞報導畫面中抗議者和警察發生肢體衝突
圖一、二:新聞報導畫面中抗議者和警察發生肢體衝突

        殖民地政府通常不會給予殖民地太多的公共空間,以避免被殖民者聚集發起社會運動來推翻殖民政權。陳健民以英國殖民時期的港督府(現禮賓府)為例,呈現民眾到行政長官官邸前抗議,但抗議的空間非常有限(圖三、圖四)。另外兩個案例是新華社和中聯辦前面的空間(圖五、圖六)。從上述幾個例子可以看出,香港的抗議公共空間從殖民時期到現在,一直都非常狹小。因為許多機關的公共空間不足,所以許多的抗議活動會在維多利亞公園(Victoria Park)舉辦, 例如,1971年的釣魚台抗議示威(圖七)、1973年的反腐敗遊行(圖八),以及1973年的反貪污抗議遊行(圖九)。

圖三(左) 1967年親華活動人士的抗議。    圖四(右) 2016年親民主活動人士的抗議。
圖三(左): 1967年親華活動人士的抗議。圖四(右): 2016年親民主活動人士的抗議。

圖五(左):新華社英國殖民時期的公共空間。 圖六(右):中聯辦前的小廣場種花種樹,並且將寬度從9公尺減到3公尺。
圖五(左):新華社英國殖民時期的公共空間。圖六(右):中聯辦前的小廣場種花種樹,並且將寬度從9公尺減到3公尺。

圖七:1971年的釣魚台抗議示威。 圖八:1973年反腐敗遊行。 圖九:1973年反貪污抗議遊行。
圖七(左):1971年的釣魚台抗議示威。圖八(中):973年反腐敗遊行。圖九(右):1973年反貪污抗議遊行。

       1990年代前的反抗言論大多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共產主義滲透、穩定與繁榮、守法社會是成功的支柱、協商民主和制度性上訪的管道、保護生計等。之後有兩個重要事件,成為抗爭空間擴大的轉折,其一是1989 年百萬人民走上街頭,譴責北京鎮壓親民主示威者的行動;其二是2003年7月1日五十萬人示威反對國安法(基本法第23條)。2003年之後,香港的社會運動開始逐年攀升(如圖十),在最高峰的2012年,平均每天有70幾場的遊行。此時也出現新的抗議言論,包括:公民社會、中產階級政治、80 後政治、青年激進主義、反對「中央價值觀」(發展主義)、保存集體記憶、公眾參與、公民不服從等,其中可以發現1997 年香港主權移交後官方言論的變化,例如國家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等。這些言論的變化引起新一代年輕人的討論,港府並曾在政府總部前特別設計空地(即俗稱的公民廣場),建立聆聽民眾意見的開放場地(圖十一),近年才以防疫理由而將空間重新設計(圖十二)。

圖十,香港2003~2012年抗議示威活動。 圖十一(中):政府總部東翼前地,民眾稱之為公民廣場。 圖十二(右),重新設計的公民廣場。
圖十(左):香港2003~2012年抗議示威活動。圖十一(中):政府總部東翼前地,民眾稱之為公民廣場。圖十二(右),重新設計的公民廣場。

        陳健民以2014年的雨傘運動說明新一代香港的抗議空間,空間為自治、平等與參與;社群主義的分享互助;環保與永續的概念;藝術的公共空間,如連儂牆(圖十三)。到了2019年,抗議的空間變得無所不在——Be Water,所有的生活空間與商業空間都變成抗議的空間。陳健民認為,人民經歷了政治覺醒後,原本被限制的空間就會開始瓦解,像水一樣流向各處(圖十四)。

圖十三:連儂牆        圖十四 香港在反送終運動後如水抗爭
圖十三:連儂牆。                            圖十四 香港在反送終運動後如水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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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分為東翼及西翼兩座,東翼前地是政府總部的正門,經常成為社運集會地,民眾稱為「公民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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