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日期：2023年4月21日
發佈日期：2023年6月26日

講者：
張貴閔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洪瑩發 (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古明君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沈秀華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鄭志鵬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蔡東杰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紀錄：
李佳諭（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中國銳實力講座II》接續《中國銳實力講座I》的討論，張貴閔、洪瑩發、古明君、鄭志鵬與沈秀華教授繼續沿著基層一線、青年一帶的脈絡，從宗教、青年教育等面向針對中國銳實力的運作進行細緻的觀察，講座並邀請蔡東杰針對各講題評論並給予意見。

製造跨海峽宗教聚集事件——中國神像來台的政治社會考察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張貴閔指出，神像跨境移動事件本身蘊含多方面的爭議，首先，神像因為兩案互動情形而具有多重身分，對於信徒而言，神像是神明的象徵，具有不可忽視的神聖性，但對於中國而言，神像只是文物甚至是非法出入口的「匪貨」。其次，跟隨神像跨境移動的信徒們同時具有民代、台商或政府官員的雙重身分，因此造成可能成為統戰工具的疑慮。最後，神像跨境的宗教活動性質多變，有時混雜著小額貿易、走私、展覽、巡境、統戰等事件，在掌控上較為困難。
        中國神像來台灣的方式與意涵也具複雜性，從一開始的走私入境，到分靈、訂製等具有歷史文化意涵的模式，最後公開以文物或是祖廟神尊的身分來到台灣。在2013到2019年間，中國大部分的主要神尊都曾來過台灣，關聖帝君、玄天上帝與張天師更多次到訪。觀察參與神尊來台的組織與人物，會發現重複出現的機率很高，也有許多社團是為了該次活動而特別創建。張貴閔表示，這樣的跨海峽宗教聚集事件並不是「有機」的行程，本質上不但缺乏地方連結，同時有去鑲嵌化、人事集結暫時性、各類參與者詮釋開放性，以及事件軌跡效果不可預測等特質。因此中介組織的角色變得非常重要，中介組織可以是同祀神明的綜合性社團和宮廟，或是兩岸交流社團／一次性社團，這些組織透過代理與協商來鞏固自己的利益。
       以關公四度來台為例，在四次活動中，動員的宮廟範圍幾乎涵蓋台灣各縣市、80個鄉鎮市區及183個村里，結合陣頭、交通、吃住費用，神明出巡一天的花費將近一億元。從此案例中可以了解，神像來台的跨海峽宗教聚集事件，不僅參與者性質多樣、人數眾多，同時也有巨大的利益參與其中。
        張貴閔指出，跨海峽宗教聚集是需要搭載台灣廟際網絡的活動，在過程中會出現許多的代理人，也會因為性質衝突、類型差異等面臨不同的問題，於是必須透過節點層層動員，塑造成在地宗教傳統，進而吸引更多參與者並創造更大的利益。最後，神尊來台做為一種特赦的聚集事件，充滿不確定與脆弱性，未來若能有更多年輕人參與宮廟活動，可為其生態增添抗體。

COVID-19疫情期間與疫情後兩岸宗教交流模式的變化
        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洪瑩發長期觀察地方宗教與地方社會，他以近年兩岸宗教交流模式的變化為主題，討論疫情期間與疫情之後交流模式的變化，分析中共宗教活動的目標及手段。
         洪瑩發首先指出，在疫情爆發之前，跨海峽宗教交流是政治經濟叢結中的重要節點，中國統戰策略透過宗教網絡深入台灣社會並造成影響。2020年COVID-19病毒席捲全球後，人群移動與交流被阻斷，對於宗教信仰活動亦產生衝擊。在疫情之前，兩岸民間宗教的交流以籠絡與收編等手段為主，中國利用特定廟宇頭人或協會組織實施進香動員，並於交流中建立線上通訊軟體與社群網絡，用以傳遞各類不實訊息。同時不斷灌輸「兩岸一家親」等統戰基調，並且以落地接待安排參與祭典等「交朋友」的方式，實施統戰行為。
        當然其中也不乏涉及兩岸政治而將攏絡轉化為懲罰的案例。由於台灣信徒到中國的朝聖地點往往具有中共官方創造與壟斷的象徵資本，必須仰賴當地政府與台辦的協助才能抵達，因此中國政府的以對帶領進香團的頭人進行管控與施壓。例如2004年，礁溪協天廟主委吳朝煌參加「228牽手護台灣」活動後，欲帶領團體到東山關帝廟進香朝拜，就於金廈小三通途中受阻擋。
        疫情爆發後，兩岸實體交流完全暫停，於是改以指派「台灣代表」的方式，讓台灣各宗教團體與寺廟得以藉由代表意義繼續參與實體活動。另外，整體宗教交流活動也呈現大量線上化的情形。小型與部分的線上或視訊儀式成為重要交流管道，甚至在疫情稍歇時仍是宣傳的方式之一。例如，兩岸大型媽祖聯誼會與其他民間宗教組織和廟宇持續以網路與會的方式進行交流，內容涵蓋線上舉行活動、播放預先影片、雲端朝聖、共同直播等等。
        洪瑩發表示，疫情讓大型交流活動靜止、線上交流的活力大增，也讓更多的民間信仰脈絡逐漸浮現。至於在後疫情時代，將迎來頭角崢嶸、更多發展的態勢。例如，國民黨系統利用基金會或協會作為活動主辦單位，建立自己的網絡，許多政治人物也廣泛與宮廟建立關係，並舉辦或介入兩岸的宗教交流活動。
        2023年2月20日兩岸疫情和緩之際，台灣媽祖聯誼會會長一行人赴天津交流，成為疫情以來第一個媽祖訪問團，之後其他交流活動也熱烈展開，但虛實匯流後，是否回歸過往以人員往來的面對面模式為主，洪瑩發認為尚難以定論。他認為，疫情期間中國地方層級的各類統戰工作預算無處核銷，因此各領域在疫情趨緩後都急於開始動員，力邀台灣各類團體訪中，試圖快速達到統戰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例如，近期中共已積極盤點在台的宗教網絡與人脈，嘗試重新建立直接影響。
        洪瑩發最後指出，中共進行宗教交流的目的不限於影響宗教信仰和宗教團體，而是希望外溢出宗教領域，最終產生具有政治意涵的效果。疫情前後的宗教交流變化模式中，呈現各類手段混雜的情況，整體而言，是以軟硬兼施的綜合實力試圖影響台灣社會。洪瑩發認為，與其定義何謂統戰、何謂鋭實力、何謂認知作戰，不如思考在不同時空下中共對台工作的政治議程及目標，進而分析中共為了達成這些工作目標，在國際情勢劇烈變動的此刻，中共會做出怎樣的調整或變化？接著，又有哪些工具與手段可能為其所用？如此一來，台灣社會才能夠有所準備。

中共對台青工作的基礎建設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沈秀華以基礎建設（infrastucture）概念作為理解中共對台工作的切入點，指出既有文獻以「中國因素」、「軟實力」、「硬實力」或「銳實力」等概念來解釋中國的作用力，但這些概念容易讓人忽略作用力生產與鋪成的機制和過程。也就是說，中國政府對台灣或其他國家的各種作用力並非既定的，而是有系統性地形構而成。因此，她以基礎建設概念來探討中共對台灣年輕人工作的內部結構樣貌，並深入了解其中的機制、行動者、邏輯與關係。
        基礎建設指的是一種仲介與結構，能夠讓人、物、想法等在空間流動和互動，通常是以物理性的方式存在，與關係、意識形態、符號和文化相關，能夠做為一個社會對於生活型態的集體慾望，同時也影響著社會文化。另外，基礎建設的建立也依賴制度與組織，並且在完成建設後又會重新成為一套組織與制度，隱含著標準化與分類化的意涵。
        沈秀華研究中另一個關注的焦點是青年，青年作為國家未來的象徵，代表希望／夢想與新自由主義下的不確定和焦慮，同時，對於社會變遷與轉變也具指標性，這種特殊的社會未來性，令年輕族群成為各方力量爭取認同的目標。台青一代作為國族角力的前線社群，勢必成為多方力量積極想影響的目標，年輕人對未來的希望與不確定性，即成為中共見縫插針的作用點。過去已可見到中國政府不斷利用餵養一條龍式的青春生涯夢：交流、就學、實習、就業與創業，提供文化與社會資本的養成機會，吸引台青移動或遷移到中國，再進一步實現拉攏或吸收的目的。
        中共對台青的基礎建設，除了一中意識形態內的「築夢」、「追夢」、一中懲罰外，還包含在就學、就業與創業上給予各種紅利和特權。透過有系統的組織與網絡等建設，促使台青流動、遷移到中國，並擴散繁衍的網絡，以招納更多台青。技術性的基礎建設包括交通、溝通、行政驗證等物質與社會平台，以及直航、小三通等交通科技和各類空間、溝通科技。然而，以牟利為目的的商業性基礎建設之間彼此會強化、衝突甚至內捲，也造成學界對中國台青工作基礎建設的分析產生不同的面向。
        透過分析基礎建設、指認對台工作的不同結構面向，有助於釐清彼此關係與變動，但沈秀華提醒，雖然並非各項基礎建設都一樣重要，但缺少某些面向，卻會造成中共對台工作困難，無法推進的困境。基礎建設也可銜接並補充既有的「以商業模式作統戰」、「在地協力者」等，中共對台工作的組織與行動者的發現和概念。同時，基礎建設本身也是符號、文化，會對人和社會產生影響，這些作用力不只是政治與經濟過程，也是社會工程與文化／慣習過程。最後，基礎建設會強化中共對台作用力以拉攏為途徑的依賴，若此途徑效應有限，中國政府便可能採取依賴武力等其他路徑。因此，基礎建設一方面是施展權力的基礎與著力點，另一方面是可被指認的結構（中共如何對台青工作），提供了抵抗的可能性。

交換了什麼？初探台青接受中國「落地招待」的理由與結果
        落地招待是過去十年間，台灣民眾到中國進行教育文化交流的普遍現象，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鄭志鵬在「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前提下，分析台灣青年為何將落地招待這一類的福利視為理所當然，並且探討中國透過落地招待台灣人，究竟想得到什麼樣的價值？以及這種交換背後凸顯什麼台灣與中國互動深層的社會心理結構？
         落地招待作為中國政府對台灣民眾釋放政策紅利的一環，其中有一定的歷史演進痕跡。中國對台灣民眾釋放紅利，從一開始針對台商實行的一系列優惠政策，到開放陸客來台、簽署ECFA、可以學測成績申請中國高校，一直演變到2014到2019年的三中一青、一代一線政策，呈現出中國對台政策的轉向與重視，同時也能看到中國對台工作的許多成果。
         鄭志鵬在研究中透過建立新聞資料庫、深度與焦點團體訪談、個案研究等方式，了解落地招待的運作方式和其隱含的意義。研究發現，落地招待雖然有許多不同形式，但通常是民眾在組織化的情況下到中國後接受食宿、交通、參訪免費的特殊招待。例如，中華青年發展聯合會與鯤鵬會是組織青年到中國交流的重要組織，這幾年來籌辦或參與的落地招待活動多達上百個，顯示這類活動對於台灣青年而言具一定的吸引力。鄭志鵬訪問許多曾到中國接受落地招待的青年，發現參與此類活動的誘因大多是因為價格便宜，雖然能夠意識到落地招待是中國政府對台灣人的特殊待遇，卻很少感覺到不妥。鄭志鵬認為，此狀況可能與中介組織的存在有關，大幅降低青年們承擔付出交換價值的責任感。
         鄭志鵬提及，落地招待所付出的是台灣的主權國家意識逐漸模糊，讓台灣人忽略對等交流的必要性，進而淡化甚至隱藏台灣與中國的主權界線，讓所謂的「兩岸關係」以一種曖昧的狀態繼續存在。他也提醒，這種狀態很有可能危及台灣的民主體制，並且對中國釋放的紅利產生依賴，不僅台灣青年與產業的全球競爭力可能因此降低，也會造成機構間的擠兌效應。

評論——以小搏大的可能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蔡東杰的評論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針對方法與概念進行討論，第二部分則針對未來台灣的發展方向給予建議。蔡東杰認為，中國的銳實力本身即具有高度政治意涵，在進行相關社會學研究時需要注意其中跨領域的向度，例如應該納入政治研究與政策研究的概念。另外，也需要注意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之間的差異，若能在方法當中注意到跨領域的維度，能使研究更臻客觀。
        接著，蔡東杰以「施方」與「客方」的角度切入，提醒進行作用力研究時，除了施體與受體，也需要考慮其中的載體，雖然如此一來研究上的難度會大幅增加，卻能增添內容的完整性。舉例來說，在中國對台銳實力的研究中，除了確定目的，亦需要注意究竟有哪些政策文件、機構參與其中，這些載體又如何影響行動？釐清這些問題後，才能達到效率的最大化，才能理解如何使攻擊更精準，使防禦更有效，那麼以小搏大也變得可能。
        蔡東杰最後指出，可以透過「軟實力2.0」的概念來理解銳實力，銳實力結合軟實力的優勢，使其在因為科技發展而漸漸趨向資本化、自由化的社會中，能夠深入不同的社會當中。他建議台灣在攻擊與防禦間，可以活用本身的科技優勢，甚至從消極的客方，轉為積極的施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