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疆域：從社會學到人類學之路

演講日期：2022年12月13日
發佈日期：2023年8月29日
講者：高瑜 （雲南・大理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紀錄人：張語庭（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隨著時間推近，大理古城逐漸轉變，洋人街的興起帶來異國情調，人民路的崛起則帶入了藝文風氣。藝術家的到來為大理注入了創意及文化氣氛，但同時不可忽略的是商業及市場化力量的作用。在這個過程當中，外來新住民的遷移進駐是個關鍵性的影響因素，也驅使地景空間發生改變。

大理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研究員高瑜，生長於台灣，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求學時期，碩士論文關注的是台灣基督教的醫病趕鬼現象。畢業後，前往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從社會學轉向人類學專業，博士論文以雲南大理古城為田野地點，探討大理新移民現象，從此與雲南產生密不可分的緣分。

雲南很特殊，地處多國邊界，1960年代雲南土地劃界才正式確認下來。高瑜回憶稱，雲南老一輩沒有「橋」的概念，因為早期透過各式各樣的通道、馬幫移動，沒有固定邊界的概念，直到邊界畫出來後，當地人才逐漸有疆域邊界的概念。

《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國》是楊斌的博士論文（Between Winds and Clouds: The Making of Yunnan），在台灣翻譯出版，使雲南研究受到關注，從台灣紅回大陸後，整個雲南學界發生爭執，雲南史學家認為楊斌有政治不正確的嫌疑，雲南的歸屬時間有待商榷。不過，這次爭論經歷，讓所有人再次認識雲南。
 
中國社會學家費孝通（1910-2005）被中國社會學界和人類學界共享，甚至可以進一步說，在區域劃分裡被東南研究和西南研究共享。上溯到費孝通的老師吳文藻（1901-1985）的年代，強調的是燕京學派為主的社區研究，以功能論作為基調，看似有機和諧，但費孝通及其他魁閣學者，¹沒有忽略過社會現實面，包括他的《江村經濟》到《雲南三村》，關注的都是土地權流失、手工業發展、農民生活的變化。
 
從費孝通的脈絡一路思考下來， 何謂疆域？當我們思考地理上的位置，心理上的感受也值得探討。例如，對雲南德宏州的人來說，即便不走國際通道，透過各種小路都可以到達緬甸。雲南與緬甸、寮國和越南相鄰，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文化，包括大理佛教歷史，是個很有異域色彩的地方。
 
疆域看似有核心，卻也具有伸缩性，從地理上的位置到心理上的感受，是一個可進可退的範圍，也是不斷跨出的尺度，就如費孝通當年做的研究。相對於彼時的中原或今日的沿海，雲南一直是邊緣地带，卻是與多國地理交界的沃土。

「大漂族」的現象

位於西南邊陲的雲南，向來以觀光旅遊著稱，但近年來可以發現，當地已逐步產生一個特殊的情形：有不少外來人口搬遷到雲南的小城鎮或周邊的鄉村居住，尤其是從城市遷入的群體。這個新現象不同於學界以往所熟知的人口流動方向，不再是從農村流向都市、西部地區流向東部地帶，而呈現出相反的流向，亦即「大漂族」。大漂族從大城市來到小城鎮，尤其選擇大理作為定居地。大漂族的出現，代表一種新生活方式的選擇，簡單來說，當「北漂人」努力在大城市尋找機遇，「大漂人」則搬到鄉間尋找自我。

值得一提的是，大理也有不少外國人聚集，展現出一種跨國的長距離遷移，全球流動在大理出現，構成新的世界主義，正如文化人類學家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所說的，是一種新的族群景觀。

若進一步想像，這是一個從中心向邊陲遷移的意象，卻又翻轉了邊陲。不同的人群進入一個地理疆界上的西南邊陲小鎮，使得邊陲反而成為一個「去地域化」的區域。

清境農場與大理的連結
高瑜回憶道，雲南與清境農場的連結，需從2017年10月下旬說起。當年她回台灣參與年會，順道拜訪師長朋友。一名在雲南大學工作的學姐剛好也回台灣，邀請她一同前往南投的清境農場參加「火把節」，透過這場活動，高瑜打破了固有的既定印象。

在此之前，高瑜只知道清境農場有綿羊、風車、好吃的蜜蘋果和高麗菜，以及漂亮的民宿。這個行程讓她第一次知道高山上的清境有一群「雲南移民後代」，在每年的十月下旬會舉辦兩晚的火把節，是一個有趣的經驗。

清境農場的「火把節」，可以說是一種「文化嫁接」的轉換：在研究界定上，從文化再造的角度切入，指的是借由傳統的發明，將外來的文化元素予以嫁接到本地，進而與在地文化相結合。這種轉換可以闡述雲南移民後裔所歷經的認同轉變過程，現在在清境農場附近有許多雲南料理店，經過20年後大家已經逐漸接受。

清境農場的社區總體營造背景，雖然學界的評價好壞不一，不可否認的是的確發揮了某種作用力。身為一名長年旅居大理的台灣人，火把節對高瑜來說並不陌生，但是在一個海拔高度和大理一樣的台灣山上，參與了一場火把節，仍是一個異質經驗的體驗。熟悉的兩種元素——「社造」與「火把節」——加總在一起時，瞬間成為另一個陌生的場景。

 雲南咖啡豆

提到雲南，許多人會反射性地聯想到普洱茶，但其實當地政府努力推廣的是咖啡豆。2021年，雲南保山潞江壩新寨村舉辦咖啡活動，當天許多台商、官員聚在一起討論咖啡議題，當天高瑜詢問副鎮長，保山咖啡有什麼特色呢？聽到問題時，副鎮長思考片刻後尷尬地回答：「我們是中國最好的咖啡。」

仔細觀察之下，整場咖啡活動大家各說各話，沒有整合連結，感覺十分破碎。高瑜不經疑惑，為何一個強調地方特產的經濟作物，却提煉不出一個獨特的地方品牌？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潞江壩新寨回村的青年，租下大片山頭，開始種植新品種，用科學的方式確保每一顆咖啡豆都受到充分的照顧，可以看出年輕人的企圖心。

危機就是轉機，COVID-19疫情影響下，外國的咖啡豆無法入境，中國民眾開始關注在地咖啡，雲南咖啡豆因此得到巨大的機會。這幾年，雲南咖啡處於春秋戰國時代，各地區的咖啡業者不斷相互比較品質、種豆補助福利等；但是對外時，雲南咖啡又是一個整體，有內外邊境存在，合縱連橫的情況不斷上演。
 
值得一提的是，雲南老一輩的本地人不喝咖啡，雲南省的共識是將咖啡賣到全中國，而不僅限於地方產物。站在不同的行動者角度，不同的行動者之間，慢慢磨出來來形象。

脫貧——鄉村振興的再思考

談及鄉村振興時，中國以「蝶變」一詞來形容農村轉型、進入富裕小康的情境。亦即本來貧困的地方，人人都過上了好生活。其實，轉變的動能是時代的推擠，不可忽視制度與外力。2021年雲南省商務廳主打「精品咖啡」與「莊園模式」，試圖打造產業發展的標竿示範，但是否能成功還有待觀察。
 
以雲南保山來說，其實早年已有外來資本進入教導農民種植咖啡。保山咖啡主要的銷售對象是深圳的高端消費人口，具有品質保證，似乎已變成名品咖啡。

雲南怒江是中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八年前，高瑜曾跟著大理教區的神父前往怒江，當時怒江就是一個貧困的小城鎮，近幾年來，在中央政府支持下，怒江快速地華麗轉身，許多山上居民遷移到平地，山下新建小學，小孩重新進入標穩的教育體系。看似一切完美的景象，卻讓人不經心生困惑，這樣的扶貧現場，真的對人民好嗎？「異地搬遷」是一個矛盾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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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日戰爭期間，北方幾所大學遷到昆明後，曾被人們用來供奉魁星的古樓「魁閣」，便成為費孝通引領下的學者的工作場所。一小批優秀的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者在艱苦的年代，創造了傑出的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引自潘乃谷、王銘銘主編，《重歸「魁閣」》，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