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運動」專題引言

撰稿人：陶逸駿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中國在 COVID-19 防疫封控期間，各地都不乏群眾感到焦慮、抑鬱、不滿、憤怒。和防疫人員「大白」的衝突頻傳，嚴苛封控導致經濟停擺，也使勞資矛盾劇增。「潤學」（run，指跑路、移民國外）在中國經濟條件相對優勢的群體中，一向蔚為顯學，而當各國回歸正常生活、中共仍堅持反覆嚴控之際，「潤學」逐漸蔓延至更為廣泛的階層。相對之下，擁護黨國政策的「小粉紅」雖然氣弱幾分，但經由輿情宣傳的成熟機制加持，依舊具有龐大聲量。中國社會因而不時可見高度的張力，以及深刻的裂痕。
        這些張力、裂痕與各種高昂代價，一時尚不足以對政權構成壓力。嚴密的防疫封控，以「動態清零」、「全域靜默」等不同名義強韌持續。及至 2022 年下半年，儘管一名「孤勇者」在北京四通橋拉起橫幅，直指習近平，接著河南鄭州富士康員工大舉步行突破封控、避疫「逃亡」，然而，同時具備「政治性、組織性、跨域性、成規模」的集體抗議，並不在人們視野預期當中。畢竟自習近平掌權以來，中國在「習近平新時代」、「新型舉國體制」的內外強勢姿態下，民間社會的自主能動性已然極其微弱而消沉，以「萬馬齊喑」描述並不為過。2022 年 10 月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習近平幾無懸念地連任總書記。二十大報告中，再度宣稱「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儼然反覆確認體制對於防疫方針下諸種「異議」、「雜音」均不予考量、逕自輾壓。無論對於輿情或是疫情，中共似乎都有把握能做到牢牢掌控、密不透風。
        正因如此，當 2022 年 11 月下旬，「白紙運動」有如一陣疾風，倏然得以穿透之時，頗使海內外不少人耳目一新。這場運動仍然源自於防疫封控的直接情緒宣洩。烏魯木齊高層住宅樓火災，造成 10 人死亡，9 人受傷，並不是中國防疫手段首次導致不必要的傷亡。2022 年 9 月「貴州大巴隔離轉運意外造成 27 死」，已使眾人在震驚之際產生「我們都在大巴上」的隱喻聯想。但烏魯木齊火災的現場畫面，終究跨域引發了更為強烈的悲痛及共感，從西北內陸延燒到沿海省份大城。校園中的學生與城市街頭的白領高呼口號，有些甚至喊出了針對習近平、黨中央的政治性訴求，許多民眾帶著鮮花刻意「路過」。「白紙」的情況或許有所不同，雖然我們可能難以確知「解封」決策是否直接來自「白紙」，但可以想像的是，「白紙」充分反映了當時中國各地人民忍耐趨近臨界所濺射的不滿與壓力，成為政策上終於不得不有所回應的背景。

不滿浪潮的爆發與流散
        只不過，對於「白紙」發生的當下及其效應，較為深重的評估、期望和聲援，恐怕大多仍然來自境外，在中國內部始終未能形成具有力道的串聯和響應。這固然由於中共對於境內的訊息及行動，擁有極為高效的監控技術和機制，也採取了迅速且強力的隔絕與打壓。但在大規模且延續數月的追蹤抓捕以外，「白紙」所代表和倚仗的廣大不滿聲音，恐怕早在幾個場景當中遭到體制的分化。
        首先，幾乎在「白紙」發生的同時，北京清華、浙大等幾所重點大學的校內「學生工作」，包括「防疫座談」，相當程度就化解了學生的行動能量。從座談內容看來，問題與訴求大都相當溫和而務實，諸如「校內是否建方艙」、「學校如何提供保障」、「返鄉專車開到何時」等問題。這和海外所認知到的、南京傳媒學院及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的政治性口號，似乎有不小的落差。不可否認，許多學校和街頭都舉起了「白紙」，然而，或如吳強所言，「白紙本身即是一種克制，也是一種自我保護」。「白紙」本身作為一種無言嘲諷的抗議方式，缺乏更多積極完備的論述。至於各基層單位「秋後算帳」式的抓捕打壓，自然也有關鍵作用。
        此外，對於「白紙」背後廣大的一般群眾而言，不僅不易共享行動訊息，個人的不滿情緒也陸續被引往不同時機和場景當中宣洩或寄託。例如，2022 年 11 月 30 日，中共官方發布了前任最高領導人江澤民逝世的消息。許多曾在封控中感受不滿，對於「白紙」行動傾向同情或支持的人們，此刻將積累的痛苦和抑鬱，投射在對江澤民的悼念。江澤民在江蘇揚州的故居，迅速排起致意的人龍，擺滿了鮮花卡片，這自然有疫情下負面情緒的推波助瀾。幾天之後，中國的防疫封控忽然走向「躺平式」放開。儘管在極短的時期內「應陽盡陽」，出現了大量確診及死亡，反襯出過往「動態清零」在防疫能量上的虛耗，但此時一般群眾的想法不外是「經濟停滯、百業蕭條，再這樣封控下去也不是個辦法」，注意力大部分投注在獲取應急藥物、緩解症狀與照護家人之上。社會中流淌的不滿情緒，一旦流向對政治的想像和期望，往往在對於「體制內人物」的懷念與嘆惋當中消散大半。常見的依附對象除了江澤民，也包括了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李克強，甚至鬥爭中失勢、迄今身陷囹圄的薄熙來。「白紙」作為多年來僅見的成規模、政治性的抗議行動，或許有著廣大深厚的群眾基礎，但正因這個群眾基礎相當龐雜，成分極其分歧與模糊，對體制的直接控訴也相當容易受到侵蝕。在種種議程設置的消耗下，勉力存留的行動者，論述與形態往往局限且窄化，不易共同框構、對抗壓制。
        「白紙」至少突顯了：中國群眾對於中共體制絕非沒有不滿聲浪，即使在看似萬馬齊喑的時期，也不乏針鋒相對的抗議。除了對封控防疫政策的直接抗拒，在產業經濟停擺之下，工廠欠薪、討薪，村鎮銀行頻頻「爆雷」，都導致許多群體衝突，而養老社保福利縮減，更引發所謂「白髮運動」。這些行動在各地此起彼伏，潛藏能量，但迄今依然尚未串聯形成「政治性、組織性、跨域性、成規模」的集體抗議。就目前看來，無論在中國境內外，這些事件的效應和意義都難以企及「白紙」。

集體爆發的不滿與去向
        參照中國近年許多時事和輿情熱潮，群眾的不滿往往迅速被激起，又反覆消弭於無形。偶有集體行動，也迅速化解並隱沒，常如船過無痕。中共已臻純熟的輿情監測及管控技術，對此固然產生重要效果，不過，中國群眾本身各種不滿意見的走向，的確也常主動趨往、從而被吸納於體制資源、話語和議程當中，導致不滿能量大抵展現和分流至對體制更為「無害化」，甚至可資操作利用於強化官方論調的場域。COVID-19 疫情期間，類似例子不勝枚舉，包括李文亮、張文宏等人物，以及基層許多看似正直敢言的角色，都產生過類似作用。他們能夠讓群眾在信任與認同下寄託情緒，但從來不代表任何反抗黨國體制的意圖與行動。
        不滿意見對體制的「無害化」，銷蝕了集體抗議的群眾基礎，這在中國境內司空見慣，已是官方所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現實作用。然而，在中國境外或許也有類似的機制邏輯。例如，在海外華人的異議社群當中，各自立場背景極為分歧，公共討論品質也良莠不齊。這種眾聲喧嘩的局面，當然也是自由民主國家媒體輿論的日常現象，但若涉及中國時政議題，其中往往不難看見中國政權思維敘事的延伸和操演。這些有意或無意的導引，使得這些議論乃至於「反共」聲浪，得以被肢解、分化至「鞏固中共權威」的力量和場域當中。流亡美國且頻頻「爆料」中國政治內幕的富商郭文貴，或許是其中一個形象鮮明的角色。在這些表演中，灼目的體制性威勢成了裝神弄鬼的宮鬥劇碼。
        「白紙」無疑有其重要意義，但前景不容樂觀。我們需要了解「白紙」的實況和性質，也需要推想它爆發的力量基礎、逐步受困或消解的脈絡，以及演化的可能性。原因是「白紙」從聲浪來源、背景、面對的限制，乃至伸展的可能形態，在中國境內潛藏的抗議力量當中，通通都可能存在。而黨國對於抗議意見及行動的類似操作邏輯，在中國境外也能看見。
        為此，我們有必要針對「白紙運動」進行深入探討。通訊規劃的這個「白紙」專題將有數篇評論，分為兩次刊載，本期刊載兩篇。首先，關於白紙的「實況與性質」，吳強提供了〈中國的白紙革命和新流民階級的崛起：一個現場觀察的視角〉。這篇文章的原始版本刊載於《中國民主季刊》第二期（2023 年 3 月），本期通訊中作者略做增補，並基於台灣讀者的閱讀習慣稍加修訂。文中使用「新流民」概念，對於「白紙」在運動困境中的特殊性，有相當生動的闡發。其次，關於中國異議能量的「分歧與消解」，鄧愷寫就〈從「告別革命」到「白紙運動」：中國知識分子的歧路〉一文，從近三十年中國知識分子及意見領袖在時局中的立場變化，回顧背後的思想脈動。社會思潮在特定關鍵人物身上的混亂與困頓，某種程度有助於理解一般群眾的茫然與無力。吳強文中提及，「白紙」和 1990 年前後蘇東劇變的一大差距，在於「知識分子和異議分子的政治聲明」，這或許反映了「白紙」本身的階級特徵，而鄧愷的文章為這種「論述缺位」提供了從點到面的解釋。下一期通訊中，將探究中國社會抗議的整體現況，以及在「白紙」震聾發聵之後，中國境內外從「歧路」尋求「出路」的可能方向。

流散下的裂解與對立
        中國在「習近平定於一尊」、「新型舉國體制」的內外強勢姿態下，以鞏固政權著眼，嚴控政治、經濟、社會資源的需求和意圖日益急切。「體制內」職能規模持續擴張，也為體制自身帶來相當大的負擔。然而，這種狀態並不利於生產誘因及資本積累，使得體制陷入「吃老本」的困局。當仰賴體制、視「考公（務員）、入編（制）」等「進體制上岸」的生涯路徑為終極目標，而體制汲取的養分事實上又完全不足以滿足眾多渴望之際，「前方吃緊、後方緊吃」是必然走向，「體制內外」的處境差異難免日趨尖銳。「緊握編制身分」成為確保身家生計與既得利益的最高指導原則，而「體制外」則毫無保障可言，甚至在一次又一次的時事熱點當中，更加坐實「可割可棄」的「韭菜」及「可挖可採」的「人礦」之譏。
        這或許正是吳強以「流民化」所描述的背景。從「白紙」透視更廣闊的社會抗議場景，「一個新興且急劇擴大的新流民階級」逐漸成為主力。未來中國的社會動能，恐怕也將圍繞著這個「被體制拋離」，因而難以期望生活中最基本的權益及保障的群體。這些群體作為結構上「絕對的被剝削者」，抗議行動基本上出於自身低微的生存條件。他們在很長一段時期，彼此極難找到串聯基礎，但疫情之下，反映的處境已至走投無路，以至於間或展現出「階級」的行動意義，強化了「白紙」背後的眾聲鼓譟。然而，當這種「流民化行動」都難有可能性，就不免被推向更絕望無助的極端行為。自疫情解封以來，中國大量出現「隨機殺人」、「集體自殺」的事件，似乎正是現象一隅。
        中國內部的社會思潮與知識資源，目前缺乏條件對於這種趨勢提供回應、支援與助益。大量的中國知識分子在自覺多年徒勞後，轉向了對黨國威權「同情理解」的態度，從而在現況中找尋「偉大成就」、「治理績效」的影跡。本已流散邊緣的行動力量，自然無法從中獲得養分。而在「潤學」更加醒目的年代，境外觀點的關心及呼應，可能會化零為整地增加。然而，境外觀點彼此歧異對立，甚至水火不容，在許多熱點人事物諸如普京、烏俄戰爭、台灣、川普、美國兩黨政治，甚至 MeToo 運動等，都不時可見難以和解的立場。對「中國去向」之類的宏大議題，恐怕更是如此。抗議不滿由什麼組成？什麼樣的思維訓練與行動議程，可能是更可欲可行的方向？對中國境內外，這都是值得持續探究的問題。
        一場未能蔓延的運動、一次尚未成真的革命、一個森嚴強韌的結構、一些絕望無力的抗議、一條晦暗不明的出路。類似的叩問，其實遠遠不只出現在此刻的中國。「白紙」從結果看，也許尚不足以稱為一場「革命」。但作為一次「遍地開花」卻「匆匆一現」的社會運動，它不僅反映了疫情下的社會裂痕，更可能是「體制內」與「流民階級」對立關係公然展現的場景。這個場景置於中國近數十年，似乎自有「革命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