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極權主義的制度基因

線上演講日期：2023年3月20日
發佈日期：2023年11月16日
講者：許成鋼 （史丹佛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紀錄人：王致凱（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編按：許成鋼教授近期常於公共媒體發表卓見，評析中國經濟現況、政策變化及科技發展，包括AI技術等熱門議題。然而，這些銳利觀點背後，有著對體制性質完整且嚴謹的理解架構，以及清晰平易的轉型經濟學學理基礎。在架構的理解、思索與完善過程中，至少早在十多年前，成鋼教授也已意識到中國經濟所面臨的結構性困境。如今這些識見顯得深刻而灼熱，直指「通貨緊縮、土地財政」的壓力核心。這樣的體制結構何以強韌？系列論述近期以「中國極權主義制度基因」為主軸，已經形成專書，深受各界期待。在專書行將出版、中國經濟重大新聞事件正層出不窮的此刻，我們邀請到成鋼教授來介紹這套架構，也為師生研究中國體制性質與經濟關係的思路進行點撥（文/陶逸駿）。

        許成鋼首先指出， 世界普遍不認識中共極權主義的性質與能力，從而在冷戰結束後對其放鬆警惕。但我們仍需注意到，「布爾什維克制」這個外來制度，為何得以在中國深深札根，並對中國極權制度有著強烈影響？透過這些基本問題，許成鋼剖析從毛澤東到習近平時期，中共極權制度的一貫邏輯，解釋當前習時期治理特徵的緣由，從而於問答階段指出當代中國的可能前景。

極權的制度基因：中國的極權制度演變
        許成鋼認為，中國的極權制度演變歷經了五個階段，分別是：1911年以前的「中華傳統帝制」，1949至1957年全盤繼承蘇聯布爾什維克制的「傳統極權制」，1957年大躍進後具有中國特色的「分權式極權制」，1990年後因改革開放致使體制鬆動而衍生的「分權式威權制」，2012年後隨著習近平上台而反撲的「復辟極權制」。許成鋼以「制度基因」作為分析概念，解釋上述制度的演變基礎，指出由於制度中對於博弈者的激勵機制是持續的，因此主要博弈者將在制度演變的過程中「再造」這些成分，而所謂的「制度基因」指的是演變過程中不斷重複產生的制度成分。

        許成鋼認為，作為布爾什維克制的發源地，俄國本身具有的制度條件，包含：權力被高度壟斷的沙俄帝制，具有救世主義及意識形態穿透社會組織的東正教制度，既存的祕密政治組織等。這是布爾什維克制得以在俄國產生的條件及制度基因。1949至1957年試圖全盤「蘇化」的中國共產黨，其所繼承的制度大部分來自俄共的布爾什維克制。許成鋼強調，由於彼時的中國具備比沙俄更為集權的中華帝制，以及清末民初的祕密幫會組織，因此雖然缺乏東正教的基礎，但其他中俄共有的制度基因，仍足以令極權制度於中國生根。及至1957年，毛澤東發起大躍進，則令中國從此不同於蘇聯體制。許成鋼認為，此時的中國共產黨繼承了中華傳統帝制，尤其是「郡縣制」的制度基因，中央大規模地向地方釋出行政權與經濟權，但同時大幅收緊黨對於人事權及意識型態的控制。這形成了所謂的「分權式極權制」三位一體治理結構制度基因，亦即：由上而下的官僚統治與地方分權的政法合一制度，土地與金融的國有制，黨中央控制人事與意識形態。

        許成鋼強調，這樣的制度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生根，乃是由於中華帝制當中，以郡縣官僚制、土地皇權制、科舉制作為制度基因發揮了作用。從反面言之，民主憲政主義對中國來說同樣是外來制度，之所以未能如布爾什維克制帶來深遠的影響，正是由於在傳統中國既有的制度基因中，缺乏近代人權與私有產權討論下的激勵基礎。在分權式的極權治理下，導致黨政不分，由黨控制各級官僚的人事與意識形態，至於經濟與行政事務則由地方全面向上負責並治理。

        從這個角度重新思考改革開放，許成鋼指出，「分權式極權制」下的地方分權，造成經濟體制的變化劇烈，但由於中央對人事與意識形態的強烈控制不變，因此其政治體制的變化有限。對於任何時期的中國共產黨而言，無論任何時期，維繫黨的領導與極權制度都是首要原則。唯獨在改革開放後，中國共產黨為了挽救極權制度，手段方從過去的武裝革命，轉為追求經濟發展。許成鋼強調，雖然經濟體制看似變動劇烈，但從根本而言，中國共產黨此時實仍奉行與毛澤東時期相同的制度邏輯。他指出，八九天安門事件鎮壓與九二南巡的鄧小平，堅持的是相同的原則，也就是堅持共產極權制。誠然，從1990年以後，制度鬆綁下，私企與公民社會組織得以發展，而「極權制」也逐漸朝向「威權制」演變。許成鋼強調，中共內部對於任何可能動搖「由黨領導一切的最高原則」的因素，終於抱持高度警惕。隨著極權制度的風險增加，其預防政治體制朝向憲政「和平演變」，以及出於撲滅任何「顏色革命」的統治必要，就逐漸超越了發展經濟的重要性。習近平本人的上位、習時期的各項做法，以及不斷引用毛澤東所強調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正顯示極權制度的反擊與復辟。

提問與回覆
        在問答階段，由本中心林宗弘主任與談。林宗弘提問：面對制度基因的限制，中國改革開放的崛起趨勢是否已經進入停滯與衰退的轉折點？而中國未來是否可能重返改革開放與推動民主？以及，中國極權制度下的科技與軍力，尤其是晶片發展與生成式人工智慧，是否能於未來挑戰以美國為首的民主聯盟？

         許成鋼說明，從上述的分析中可以認識到，當年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為了挽救共產極權制。現在中共已意識到過去數十年的改革作法可能會對共產黨的極權制度產生鬆動或威脅時，中共仍會以「鞏固極權制度」為首要任務。舉例而言，2021年中國政府對民營電商進行控制時，有許多人疑惑這些企業家都是帶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人物，為何要進行打壓？許成鋼指出，中國政府所打壓的都是重要的跨國私營企業，實際上正是出於害怕這些跨國私營企業會威脅政權，因此用監管的方式打壓其發展，甚至直接將企業的負責人定罪。許成鋼同時強調，中國的崛起實際上是依賴制度鬆動後，私營企業家所帶來的經濟成果，中共當前的作法等同斬斷崛起的動力，因此當前中國不會只是停滯，更會下降。他認為，除非讓這些企業家安全並且平反，否則中國將不再具備過去持續崛起的條件。許成鋼比喻，中國所認為的東升西降，實際上是幻覺與海市蜃樓。

        對於極權制度下的科技與軍力，是否能挑戰以美國為首的民主聯盟？許成鋼坦言，在短時間內這個挑戰將會相當大。然而，他也預判，長時間來看，中國技術發展的速度將會下降。許成鋼說明，過去改革開放時，中國的確獲得非常大的成就，但這一部分來自目標置換後所帶來的私營企業發展，而另一方面則仰賴國際上與民主國家發展的良好關係。舉例而言，中美建交後至八九鎮壓的期間，美國為了制衡蘇聯，也曾透過以色列協助中國發展軍事技術。即便八九鎮壓以後，美國並未直接協助中國發展軍事技術，但由於歐美國家在這段時間普遍對中國缺乏防備，以至於中國仍得以透過各種管道盜竊相關技術。換言之，中國的科技發展與軍力，除了早期得自蘇聯的技術以外，最主要的來源是八九鎮壓以前與歐美國家的合作，以及八九以後所盜竊的技術。然而，目前中國不僅改革陷入下降，歐美國家對中國提高防備，普遍透過立法與政策，將可能成為盜竊漏洞的制度堵上。因此，許成鋼認為，十年之後，中國將會漸漸失去技術發展的能力。

        由此進行延伸，許成鋼進一步說明了當前中國科技發展的制度弱點，首先指出從一些指標來看，中美之間看似不相上下，例如：刊登於國際期刊的論文數量與申請專利的數量，甚至有些領域超越美國。但許成鋼認為，就以人工智能來看，中國的人工智能主要的人才培育，乃是透過微軟在北京設立、號稱是「中國人工智能黃埔軍校」的亞洲研究院（Microsoft Research Asia）。微軟亞洲研究院為中國培育了數百位人工智能的重要專家，這才使中美在上述指標的數量之間不相上下。然而在這些指標中，特別高的引用主要仍以歐美國家為主，較為重要的專利也有類似的狀況。這意味著，若我們考慮原創性，並且考慮技術的品質，中美之間仍存在重大差距。從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速度來看，可以看出中美之間的技術差距仍相當明顯，尤其在GPT4.0發展的狀況下，雙方的差距將會迅速拉開。中國受限於制度只能是線性發展，歐美則是指數發展。如同過去於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中國被日本集成（積體）電路技術超越後，透過極權制度發展科技的弱點反而暴露出來。

        林宗弘最後提問：在比較兩岸間的制度基因時，如何分析台灣的制度基因？許成鋼認為，台灣在過去曾經是大清帝國的一部分，但並不具有相似的制度基因。從歷史發展來看，首先，第一個在台灣建立行政政府的並非中華帝國，而是荷蘭。其次，台灣被收為清朝一部分時，大部分時間僅是福建省一個相當邊疆的府治。這樣的歷史事實，使得台灣與對岸受中華帝國的制度基因的影響層次有相當的差異。最後，是在甲午戰爭以後，台灣受日本統治，與對岸走向截然不同的制度發展，因此兩岸之間的制度基因自然不是同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