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期 [工作坊演講紀要 ]鑑往知來：Before and Beyond 20th-century Chinese History
鑑往知來：Before and Beyond 20th-century Chinese History
演講日期：2023年11月7日
發佈日期：2024年6月11日
講者：王國斌（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歷史系特聘教授）
紀錄：洪翊芳（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生）
一個1910年時仍遠遠落後於西方的國家，到了2010年，為何會出現這麼大的變化？王國斌教授首先從空間與時間的維度出發，接著提出前瞻性的方法論，幫助我們重新看待「變革」（change），乃至於重新檢視早期歷史的機遇與今日和未來的關聯性，不僅有助於在今日中西對抗的國際格局下重新看待中國的發展議題，也能夠避免西方論述的謬誤。
一、鑑往知來：空間框架與時間框架的方法論
在1830年代至1949年這段期間，由於開港通商，中國的貿易量從1870年代大量增加。到了1930年代，這些不同的進口商貨已經成為中國城市居民的日常消費選項。但此時中國的經濟轉型卻相對有限。中西經貿關係在1980年代以降有不同的面貌，一方面是建立了較為對等的外交關係，使得經貿往來變得較為立基於對等的（symmetric）基礎上。另一方面是中國融入全球經貿環境、進行基於對外開放的改革開放，不僅影響城市生活，更影響偏遠鄉村的經濟和社會。
這兩個時間段（1830年代至1949年，以及1980年代至今），都同時存在全球化的擴張和內縮。在第一個時間段，科技進步、工業革命推動了全球化，包含電報系統的發明、蘇伊士運河的開通等等，使得商貨、資訊和服務的流通變得可行。此時的全球經貿與資訊開放大多仍在西方掌控下，一直到1930年代，這個第一波全球化的力道被衝擊而拆解，出現經濟的區域化和全球往來的脫鉤。在第二個時間段，受益於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經貿氛圍，中國快速擴張經貿往來與生產，以至於在今日成為全球三大經濟體之一：美國、歐盟與中國1。
中國在1910年仍遠遠落後西方，何以到2010年有這麼大的變化？王國斌指出，當學者試圖回答這個問題時，通常都會從20世紀的歷史開始爬梳，這就往往出現時間維度上的限制。亦即今日我們對於世界、對於中國的時間框架思考往往是有限的。
談到當代中國時，許多學者會回到1980年代的這個時間段，試圖繪製中國在世界地緣政治和經濟秩序中日益增加的影響力，但有些學者認識到這樣的時間框架不夠深入，需要採取「路徑依賴」的角度。1980年代後中國的各種投資、基礎建設、制度實踐，乃至於整個中國的政治經濟，都可能立基於更長時間的發展動態，才使改革開放後的時代成為我們看到的樣子。至於我們應從哪一條基準線出發，去看待一個經濟體及其變化，很大程度取決於「該地最初開始的樣貌為何」，這也意味著我們不能停留在1980年代，必須在時間的框架上往前追溯。王國斌的研究便是拉長這條時間線，以更長的歷史看待當代與未來的可能性，並建議可供使用的方法論，以補充未來可能路徑的額外觀點。
舉例來說，若從更長遠的歷史來思考，19、20世紀人們對於經濟成長的信仰令人難以置信，是一種「特例」（outlier）：這是歷史中唯一一個時期，有大量的人相信人們有創造經濟成長的魔力，而這種成長可以作為目標，實現無盡的繁榮成長。1973年，經濟學家 Kenneth Boulding接受美國國會一個委員會的採訪時表示，他擔心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 的成立會導致油價飆升，他對委員會說：「任何相信經濟成長可以永無止境地持續下去，不受物理環境限制的人，要不是瘋子，就是經濟學家」。因此，若是從19世紀更早以前的環境和研究觀點，來看待當下與未來的環境議題時，我們能夠醒悟並發現，人們有這種「經濟無止盡增長」的信仰，是多麽不可置信和需要反思。將一個世紀直接視為一個單位來做研究，儘管方便，卻會導致謬誤。
二、從18世紀的角度重新看待當代中國
王國斌追溯到18世紀的角度，來闡述當代中國管理社會秩序的策略。首先，從「行政官僚機構」來說，20世紀中國所形成的行政官僚機構，某個程度上借鏡了早期的原則，例如「條塊」關係，2就是早期中國歷史中蝕刻下來的制度。以規章化的省級首長和省財政（provincial treasurer）的條塊關係為例，「省財政」與省級首長協調合作（橫向權力關係），不僅是該省第二重要的官員，而且直接負責並撰寫聯繫中央財政的奏摺（垂直權力關係），從這種組織結構來看，必然不是我們在歐洲歷史上看到的官僚形式。
此外，早期中國透過「地方菁英」進行的政治動員形式，實現一些目標，如經營資源、資金、承接重大項目等，這可以在糧倉制度和水利工程上看到，包含堤壩、灌溉機、灌溉等的河流工程，透過對於地方菁英和民眾的動員，可以達成管理社會秩序的目的，也能有效地進行物質層面的基礎建設，而這些物質基礎建設對於進一步干預和管理社會秩序也有助益。南宋以後，人們認識到地方社會秩序的建設必須有地方菁英的參與，他們至少在某些方面必須分享一個共同的、粗略說來是受「新儒家」思想啟發的原則和實踐議程。這意味著地方菁英與國家共同治理，並且建構了地方的社會秩序，例如南宋時期在不同地方上出現的教育型態，或者宗族的形成。尤其，在政府官員和地方菁英之間，有一種「連續體」的情況存在，許多菁英後來也成為官員，例如朱熹。簡而言之，這些地方制度的形成受到菁英控制，同時也有助於社會秩序的維持。
然而，這些地方制度沒有使國家與菁英之間產生尖銳的分歧，也沒有形成明確且強大的公民社會？這種尖銳的分歧是「權力分散且受節制」的政府型態必要的基礎，這在17、18世紀西方菁英的實踐中清晰可見。從此，我們必須思考：為什麼我們不能想像中國人有自己的一套原則和實踐可供後人借鏡？
王國斌透過趙鼎新提出的「儒法帝國」， 來闡述時間維度的重要性，他同意「儒法帝國」的形成是重要的，但認為趙鼎新忽略了東周以後的歷史過程，就像許多經濟歷史學家會恣意認定，某個事物在較長的歷史過程中擁有一致的重要性。進一步而言，由於歷史學家能夠控制文本，產出通史等著作，他們對各個時期的主要文本進行了某種書目控制，無形中侷限了後人看待歷史的時間框架，加上美國人後來擴張了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卻是由一群對於二十世紀以前的中國所知相當有限的人所推動，使得今日研究通常都從二十世紀開始看待當代現狀。
三、新方法論的提出：從過去的可能性認識未來
王國斌提出「過去原則和實踐的工具箱（toolbox）」的方法論概念，這些原則和實踐在不同時期，被不同群體形成並挪用，有時候這些工具會變得沒有效用，有時候又被重新點燃或重新建立。過往歷史學家很常透過回顧性方法來追溯一件歷史事件的源頭或起因。王國斌提出我們可以藉由其他的方式來想像歷史過程，例如，回到過去一個特定的時間點，並從當時那群人的角度，思考他們有什麼選擇、接下來可能發生什麼事、他們有著怎樣的工具箱（不論他們意識到有這樣的工具箱與否），以及過程中可能會發生許多隨機且意料之外的事件，比如一場災難。經由這樣的想像，我們得以展望未來並理出多種可能的路徑選項，包括當時那群人沒有採納的選項，也值得進行保留與深入研究，因為這些當初未被採納的路徑選項，有可能會重新出現（re-emerge），對於我們的未來同等重要。
正因如此，過去西方定義下簡單、世俗且總是朝著一個方向前進，這種對於改變的期望是一種誤解。歐洲人誤解了人們與歷史聯繫的方式，也誤解了時間的可能性，更誤解了人們如何從這些可能性的影響中做出決定。原則和實踐建立後，不必然會持續下去。換句話說，這種假設原則與實踐「一旦建立就會持續」的概念、這種西方歷史變革觀念的基本內容，是不完整的。
事實上，這種「重新看待過往歷史路徑可能性」的視角，與今日許多社會科學家為預測未來做的事情是雷同的，只是將初始條件的環境，從「現在」改成「過去的一個特定時間點」而已。考慮到這些初始條件、將會發生的情況，以及人們選擇「在未來做什麼」的某些假設，我們就可以設計出多個模擬、多個模型、指定參數，然後就有了一條前進的道路。這種方法論是對已發生的社會過程的建模、提煉和簡化（a modeling of, and distilling and simplifying of social processes that occur）。
四、以1949年後中國國有企業和碳排放發展為例
王國斌最後以1949年後中國國有企業和碳排放發展為例，闡述這種方法論如何幫助我們重新看待中國，乃至於當今的世界未來走向。
在中國改革開放後，許多經濟學者開始討論中國的發展路徑如何促成經濟成功，其中影響最大的學者之一是Douglass North，4以及他所提出的制度觀。 Douglass North一一羅列出中國所不具備的制度特徵、律師系統等等。而當研究中國的經濟成長，就可以發現，促成英國和荷蘭經濟成長的仲裁私人關係、契約關係的這些制度基礎，在1980年代的中國完全不存在，經濟卻仍舊持續成長，這到底是為何？
王國斌指出，特定制度是從因應當時的機會和挑戰中發展出來的，而這些機會和挑戰是從早期的成功經驗（比如民國、明朝、清朝、宋朝等等）中組成的。我們必須意識到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商業經濟發展，是受到比1949年之前還更早的歷史所影響的，那也是中國共產黨的計畫經濟策略還沒有出現的時候，因此，若僅僅從歐洲歷史中，歸納或發展出一系列在經濟成長之前應當具備的條件或制度規範等，是不明智的。我們必須去重新認識和重視歷史中沒有被看到的潛在發展可能性。
在國有企業的議題上，21世紀兩大經濟體（中國和美國）可說是在不同的發展路徑下，形成相似的經濟結構特徵：國際上有極具影響力的跨國企業，國內有中小企業作為經濟結構的支柱。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變革路徑，導致了部分相似的結果，但並不是西方觀察家所觀察和期望的「趨同」。
若從碳排放來說，我們能看到兩大民主政治共同體發展出截然不同的「碳中和策略」，反而是中國與歐盟的「碳中和策略」結果更為相似。歐盟透過法條，要求會員國達成碳排目標，美國則是仰賴民間的自願性減排，包含企業和非營利組織等社會部門，但由於長期對於天然氣和石油投資的「沉沒成本」，美國難以完全放棄石化能源，而中國則是持續不斷地投資於再生能源的建設，穩健地往「碳中和」目標前進。
王國斌總結指出，我們應該停止對於「制度」著迷般的執著，應當看的是制度如何在不同發展路徑和情境下被使用與運用。若無法以不同方式看待中國的發展，只是不斷從西方的角度比較中國，永遠無法得知中國如何走到今天，也沒辦法幫助我們看到更多未來的可能性，我們的視野將大幅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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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講者解釋，雖然歐盟是由許多不同的國家組成，但是從歐盟在超國家層次上有總體的經濟規範來看，相似於美國的聯邦系統，因此將之並列。
2「條」是指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各部門的垂直關係，「塊」指的是各級政府的橫向關係。
3 趙鼎新從古代意識形態視角出發，指出早期「儒法帝國」的出現是中國歷史的關鍵，深刻影響中國歷史的郡縣制、科層制、強國家等特徵，詳見Zhao, Dingxin. (2015).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王國斌解釋，Douglass North指出荷蘭與英國帝國當時能夠崛起，受益於他們有合適的制度（如律師階層、法院、專業）來仲裁和界定私領域彼此之間的合約關係、仲裁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