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期 [工作坊演講紀要] 農民工女性的二次流動：在台中國婚姻移民的跨國數位創業

演講日期：2024年5月28日
發佈日期：2024年10月14日
講者：貝愛琪（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記錄：小蛙（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生）

　　來自義大利的貝愛琪（Beatrice Zani）長年在法國求學，在中國短居期間與中國室友的相識引發對中國農民工的研究興趣，並下定決心要攻讀社會學博士。然而，一場美麗的誤會促使貝愛琪來到台灣尋找「打工妹」受訪者，意外開啟她在台中國婚姻移民的田野研究。貝愛琪在演講中以台灣與中國兩地的豐富田野經驗，分享中國農民工女性的二次流動：一是從農村到城市的勞動力流動，二是從中國到台灣的婚姻流動。此外，貝愛琪從「數位移民連結性」（digital migrant connectivity）的角度，描繪中國婚姻移民如何利用微信（WeChat）創造出跨國數位經濟，連接她們在台灣與中國兩地流動過程中的時間、空間和情感。

數位移民連結性
　　為了概念化數位移民連結性，貝愛琪分別對媒體研究及移民研究中的學術文獻進行爬梳。在前人的研究中，早已概念化了兩者交織的連結性意涵，例如法國學者Dana Diminescu在2008年首度提出的「連結性移民」（connected Migrant），意指能夠藉由使用網路、社交媒體、社群平台等工具，在經濟、情感、資訊或政治參與等面向，進行跨國連結的移民。貝愛琪結合「移民創業」（migrant entrepreneurship）的相關研究發現，最終形成數位移民連結性概念。另一方面，儘管在中國電商（如阿里巴巴、淘寶等）的快速發展背景之下，有許多關於「網紅」、「代購」及「微商」等諸多學術研究，但這些文獻的研究範圍往往僅限於中國本地，忽略了海外中國人也同樣使用類似的手法從事經濟活動。相較之下，貝愛琪的研究跨越了地理上的單一性，探討中國婚姻移民女性如何利用「數位創業」（digital entrepreneurship）來對抗在移入社會中遭受勞動市場的經濟歧視與邊緣化。
　　貝愛琪結合前人經驗，藉由在台中國婚姻移民女性的移民生活、社會網絡與創業經歷進行案例研究，探討了一、數位連結性；二、性別、移民和不平等的數位經驗；三、數位移民創業，三者在跨國主義和全球化的日常實踐，並且提出兩個研究問題：一、數位化的生活如何成為中國婚姻移民女性對抗社會孤立、不平等及經濟脆弱性的工具？二、性別化的社會網絡及數位連結如何形塑跨越台灣與中國兩地的移民創業精神？

打工妹的流動：從農村到城市再從中國到台灣
　　出生於四川的福靜（音譯）在2001年離開老家到城市打工，成為全中國千萬名之一的打工妹， ¹並在2008年因為結婚而移居台灣。全球（尤其是亞洲）一直以來都有「移民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的趨勢，但其背後成因為何？貝愛琪指出，當年輕的福靜必須在外地工廠的流水線埋頭工作，她的經歷不僅體現了流動過程及之後的苦難與艱辛，還反映了她的想像和抱負，以及對現代化、消費主義，甚至是從農村移動到城市後渴望實現向上流動的殷切期盼。在中國有許多如福靜一般的年輕女性，在十幾歲左右便離開農村，她們起初對於城市都有「高大上」的想像，最後卻被迫每日於工廠及宿舍兩點一線來回奔波。她們一方面將微薄的工資寄回老家，一方面因為工作勞累無暇享受所謂的城市生活；她們沒有城市戶口，也沒有社會保險，她們的不滿無處宣洩。移居台灣一開始似乎是她們實現現代化、城市化、消費主義及全球化的第二次機會，福靜也帶著這樣的期望從中國移居到台灣。
　　然而，在台灣的日子並不如想像中美好。福靜的初中學歷及四川口音讓她在求職過程中屢屢受挫，只能安於傳統的家庭主婦角色，這意味著她必須全天照顧丈夫、公婆與孩子，並且承擔大部分的家務工作。福靜於閒暇時外出散心，卻遭到街坊鄰居冷眼相待，並被貼上「大陸妹」的標籤，只能日日與挫敗感和抑鬱情緒相伴，甚至對於來到台灣的這個決定感到後悔。不過，中國人最普遍使用的通訊軟體──微信，之後成為了扭轉福靜在台生活的契機。
　　微信有一項功能，使用者只需點選應用程式中「附近的人」，便能輕易搜尋到裝置附近的其他使用者，包括微信暱稱、頭像、個性簽名及裝置距離都一覽無遺。換句話說，中國婚姻移民只要輕觸手機螢幕，便能連絡到住處附近具有相似生活背景的姊妹。微信聊天室逐漸成為中國婚姻移民在混沌生活中尋求慰藉的重要天地， ²從抱怨老公及婆家開始，一路聊到哪裡能吃到地道的家鄉菜，乃至於最佳的離婚方法。她們從平凡的線上日常問候開始、逐漸變得親近，後來轉移到公園、咖啡廳等線下空間見面，一起吃飯也一起購物。
　　貝愛琪認為，微信為這些中國婚姻移民打造了線上的避風港，她們在這個數位性別空間中，得以分享生活經驗、相互扶持，並且躲避家庭生活及勞動市場中所遭遇的壓迫、不公平與邊緣化。由於微信除了通訊功能之外，也具備支付功能，部分中國婚姻移民便靈機一動，開始做起生意。貝愛琪在演講中，透過投影片展示數張女性貼身衣物的照片，一件件看似普通的胸罩，實際上正是福靜從過去打工過的廣東內衣廠進口到台灣，再透過微信販售給姊妹們的獨家商品，某些商品甚至能從台灣再賣回中國。

微信創業作為抵抗的藝術
　　來自河南的艾華（音譯）15歲就前往深圳打工，同樣嚮往城市中的現代化生活。她告訴貝愛琪：「當我離開家時，我有三個願望。我想買一個包包，買一部智慧型手機，並且成為一名時尚的女人。」但她很快從現實生活中意識到，身為一名女性農民工，這一切都難以實現。艾華後來與工廠中的台幹相戀、結婚，並移居台北生活。正如同前述福靜的境遇，艾華來到台灣後同樣被「困」在家中，每日在家照顧公婆與孩子，以及打理家務。艾華的中國公民身分同樣帶來了求職困擾，無論是公司行號、路邊店家或夜市攤販都毫無機會。正當艾華對台灣的生活感到心灰意冷之時，一則來自朋友的微信訊息引領她找到新的生活動力。
　　某天，一名住在深圳的朋友請艾華從台灣代購奶粉，她答應後立刻從郵局寄了過去，朋友也心滿意足地收到了包裹。艾華能夠幫忙代購奶粉的消息傳開之後，吸引了大量「買家」。為了應付大量的代購請求，艾華開始前往不同商家四處比價，試圖尋找售價更低的奶粉，以賺取更大的價差。然而，當她再次前往郵局寄件時，才意識到奶粉是受進出口數量限制的商品，一次最多只能寄兩箱，倘若想要寄出大量的奶粉到中國，只能另尋他法。艾華接著與基隆港某些航運公司的老闆洽談合作，由她支付額外的費用，請航運公司攜帶數量超過規定限額的奶粉進入中國。這些奶粉會與其他商品放在一起，或者說藏在裡面，並寄送到指定地點；當客戶順利收到包裹後，艾華便能在微信上收到一筆五百元人民幣的紅包。隨著生意不斷成長，艾華除了將台灣商品出口到中國，也開始從中國進口一些商品（尤其是食物）到台灣，並販售給微信群組中的姊妹。
　　無論是推廣生意、接收訂單或收發款項，艾華全都透過微信一手打理，因此能夠一邊操持家務，一邊拓展微信生意。艾華的代購所得都藉由微信收款，這意味著代購費用會匯入她的中國銀行帳戶，台灣的行政機關無法得知這些商業活動，自然無從課稅。台灣與中國之間長期以來有非常嚴格的跨境流動限制，除了中國人民必須與台灣人具備婚姻事實才能移居台灣之外，奶粉、中藥材、各類食品的進出口，同樣受限於嚴格的規範。無論是個人或商品的流動，都遭到政府監控與限制，甚至禁止，因此格外容易引起爭議，或是被賦予特定的社會價值。貝愛琪強調，這些商品的流通是由尋求自主及經濟獨立的女性推動，她們藉由微信所發展的商業行為，正是對抗台灣就業市場中經濟不平等的一種方式。

因限制而生的跨國數位創業
　　在台灣的中國婚姻移民充分運用了社會資源及社會網絡，才得以形成往返兩岸的商品流通。她們將自己在兩岸所經歷的勞動經驗和流動經驗，以及對兩岸市場的物流知識、對市場結構的了解，轉化為商業上的優勢。除了前者對商業的成功至關重要之外，貝愛琪也強調，台灣與中國之間的跨國數位經濟，正是這些移民女性透過數位平台（即微信），作為新的商業基建（commercial infrastructures）而產生的。奶粉、雞腳、藥品及酒類等被以數位化的形式在市場中交易，其數位化的特性促使買賣雙方的身分、資金轉移的過程，在政府的商業管制中幾乎不可見。
　　綜上所述，貝愛琪透過研究移民不平等（migration inequality）及數位連結性之間的關聯，試圖描繪中國婚姻移民女性在台灣的跨國數位創業現象。這些商業活動源於她們的日常生活，依靠她們在二次流動過程中所獲得的勞動經驗和社會網絡的支持來實現。跨國數位創業一方面來自於對抗不公平的移民政策、階層化制度、經濟不平等、商業管制及邊境控制，另一方面則促使僵化的移民制度被重新定義。儘管這些制度框架限制了個人與商品的流動，卻推動了新的商業模式，在全球化的邊緣藉由社會網絡與數位化路徑不斷地被創造、執行和發展。

會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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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3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全中國約有2.9億名農民工，其中有1.7億名「外出農民工」，且在「外出農民工」中，女性占30.5%，約5,385萬名。
²推出微信的騰訊公司並沒有明確公布「附近的人」功能的顯示範圍。一般來說，這個功能會根據地理位置、使用者設置而調整，普遍能偵測到距離兩公里內的使用者。然而，國際版本的微信應用程式並不包含這項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