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期[機構實習] 「紅潮 」、對台網絡與J大 學生的跨境身影
40期[機構實習] 「紅潮 」1、對台網絡與J大2 學生的跨境身影
實習期間：2025年7月到8月
發佈日期：2026年8月25日
記錄者: 陳睿龍（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在我輾轉抵達廣東市南沙區、向實習單位報到的那一天，恰逢週一店休，因此並未正式進入工作，只有聽取簡單的工作內容介紹與環境認識。也正是在這樣空檔般的開端裡，我開始拼湊這家名為「紅潮」的機構，以及背後那一層不太顯眼、卻處處可感的政治經濟脈絡。
紅潮的老闆出身地方房地產家族，NN3 地鐵站旁那座大型商場便是其家族產業。老闆在澳洲留學後返國繼承家業，由於沒有資金壓力，遂另起爐灶，開辦了紅潮這個新創項目，並且經營書店與咖啡廳。據店裡的員工透露，老闆的父親早年曾參與NN大道的修路工程，並分得道路兩側的土地，NN商場即坐落其中。為什麼一個地方房地產家族會參與這次的對台實習呢？員工之間流傳著老闆娘是台灣人的說法4 ；我個人則是推測，參與這次的實習活動計畫，或許有助於和上層培養關係，以求政治合規的考量。這些當然都只是茶餘飯後的傳聞，但傳聞本身，正是田野裡最值得留心的東西。
真正讓我意識到這場實習並不單純的，是負責對接實習業務的那位台籍負責人。他私下透露，與他合作的老闆其實是「民革」（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員。據他所述，這位老闆原本是正當生意人，為了「洗」得政府的好感，才掛名開設了這家公司，進而與他合作，以合夥人形式，由他專責對台的工作與業務。更值得記下的一筆是：這個實習項目最上層的指導單位，並非一般想像中的台商協會，而是廣東省台辦。換句話說，我所置身的這場「實習」，從一開始就被編織進一張對台工作的網絡裡。
南沙作為這張網的所在地，本身也承載了一套宏大的區域想像。台籍負責人在閒談中提到，中國對南沙的投資願景，是打造出類似舊金山灣區或東京灣區那樣的經濟開發區。據說這個計畫至今已投入約十年，遲至 2018、2019 年才開始逐漸起色，未來的目標則是發展為自由免稅貿易區。地方政府的雄心、家族資本的積累、對台統戰的細密安排，就這樣在一間咖啡廳兼書店的日常裡，層層交疊。
這層交疊，在實習開幕式上看得更清楚。我到場後發現，與會成員裡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已經在中國大學就讀的台灣學生。同住的室友（他本身是台青基地的小幫手5 ）點破了其中的門道：這類活動的消息，通常是在中國就讀的台生最先得知、最先報名，雖然主辦方傾向優先錄取台灣本地大學的在校生，但剩下的名額會分配給他們。有「台生6 」說，自己是從 LINE 的交流群組裡得知這次活動的。我也聽聞，到中國實習的學生回到台灣後，可能面臨實習時數不被學校承認的問題，可能面臨實習時數不被學校承認的制度風險。在實習過程中，他們更往往被主辦方工具化為統戰樣板，被迫配合短影音的擺拍與製作，甚至在假日被臨時動員參與各類政治性活動。這種跨境實習的代價，不僅是學分認證的損失，更是學生主體性被政治工具化、日常休息權利被剝奪的情感與身心勞動。而這些代價往往隱藏在兩岸交流宏大敘事背後的「看不見縫隙」裡——亦即官方宣傳的「青年融合美談」，與學生微觀日常中「身心俱疲」之間的巨大斷裂。
這種體制與日常的縫隙，首先體現在資訊的傳播與接收上。跟實習業務的台籍負責人聊天中得知，主辦方雖然花費極大心力在傳統的大陸交流 LINE 群與 Facebook 社團發送消息，但大部分的「台生」卻是在官方掌控之外、不經意發散的 Threads 平台上，透過演算法的微觀縫隙得知此活動並成功報名。這種資訊管道的非正式性，本身就構成了結構外的灰色地帶。
更重要的是，這種「縫隙」進一步深化為學生主體意識與政治修辭之間的內在張力，促使我們重新詮釋這類統戰活動的「成功」與「失敗」。 許多台灣實習生在私下的抱怨與交流中坦言，實際進入實習後，他們反而更無法接受中國大陸的勞動條件與工作方式。這呈現了一種矛盾的動態：在結構層面上，台生一經參與，形式上便已成為統戰流水線上的合作樣板，看似是主辦方的「成功」；然而在個體認知層面上，這種親身體驗卻成為雙向的窗口，讓學生得以更立體地理解中國的「好與壞」。個體在親身實踐中因現實落差而催生出的反思與排斥，正是在統戰機器的宏大縫隙中，悄然長出的批判主體性。
開幕式上代表致詞的，是一名台灣某大學的金融系大三學生，曾到北京大學與復旦大學當交換生。我猜想，他或許正是憑藉這段交換經歷而獲選致詞的。現場還有一位籌辦復旦交流團的女士，向台生們抱怨這次招募情況不佳，只來了十多人，自嘲「有點慘」。這些片段湊在一起，讓我不免反思：自COVID-19疫情結束以來，不少台灣大學生很早就投入中國的各類交流活動，他們的組織網絡或許比想像中更深、更密，甚至已經形成一群熟人彼此相約、輪流參加、進而占據資源的現象。所謂「跨境」，在這裡未必是陌生的冒險，反倒更像一個逐漸成形、彼此心照不宣的小圈子。
若說開幕式呈現的是網絡的「結構」，那麼一頓晚餐則讓我貼近了在陸台生的「處境」。某天晚上，我與台青基地的大哥，以及幾位J大學的實習生一同用餐。席間聊到台灣教育部的一紙公告，內容是未來將不承認 2025 年以後入學J大學的學歷。實習生們普遍覺得，這是台灣政府在針對前來J大讀書的台灣人，此舉將大幅降低他們畢業後返台的意願。即便當前在校生的入學年限尚未受到波及，他們仍擔心日後在台灣求職時遭到污名化，落入就業劣勢。那種焦慮並不抽象，而是縈繞在每一次「畢業之後該去哪裡」的盤算裡。
這幾位實習生的來時路各不相同，卻又彼此映照；為保護當事人，以下僅以概要勾勒，不涉及可辨識的身分。
席間資歷最深的，是一名剛結束碩一的在陸台生。他在台灣成長、念完高中，大學才赴中國就讀，如今是J大學媒體傳播科系的研究生。這已是他第三度參加廣東的實習活動，目前擔任台籍負責人的小幫手，實習單位也就掛靠在台青基地之下，他既是我的受訪者，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這套網絡的在地引路人。
另一位是剛升大四的男學生。他在中國讀小學，國高中才回到台灣升學，因為兩岸生活習慣的差異，回台後一度適應不良。高中升大學時成績不甚理想，只能錄取台灣某私立大學金融系；權衡之下，他看中J大學金融系的 QS世界大學排名遠優於台灣私立大學，又認定中國市場大、機會多、更具發展性，於是選擇到中國就讀。儘管他坦言中國的環境非常「卷」、讀得辛苦，卻仍堅持把書念完。我特別記下：「他之所以選擇這條路，並不是因為不喜歡台灣，也不是為了謀取什麼福利，而是源於國高中時期的適應困難、童年在中國讀書的經驗，以及家族在中國就業發展的背景。」把一個人的選擇，輕易歸因於「認同」或「利益」，往往是最省事、卻也最失真的讀法。
與他同科系、同年級的第三位學生，則是自小在中國成長的台灣人。他選讀J大學的主因相當務實：由於將來要出國留學，因此在大學階段選擇留在中國就學，當作未來的跳板。
第四位是一名女學生，就讀於南京師範大學。她之所以來廣東實習，是因為家人定居在廣東佛山，家裡是台商背景，實習地點離家較近。從她的口音與談話的種種細節推斷，她應該也是自幼便在中國讀書的學生。
紅潮的家族資本，廣東省台辦的指導，開幕式上若隱若現的台生網絡，以及這幾位學生各自的來時路與返鄉焦慮，把這幾條線索並置，其實都指向同一個問題：在兩岸關係的夾縫裡，一場掛著「實習」之名的活動，如何同時是地方政治經濟的一環，是對台工作的載體，也是一群年輕人安頓自身未來的現實選擇。他們未必是棋子，也未必是逐利者；更多時候，他們只是在結構給定的條件下，盡力為自己找一條走得通的路。
我的實習田野，刻意避開了宏大的地緣政治與統戰敘事，而是將身體沉浸於咖啡廳的日常勞動中7 ，去細細體會並記錄身邊人的呼吸、互動與生活質地。這篇實習紀要，承載著我最樸素的願望，也就是讓更多人看見這群在陸台生的掙扎與無奈。實習尾聲，台籍負責人因為我的學術背景而向我邀稿，期望能有一篇融合兩岸關係的實習總結。儘管無法預知文章的最終去向，但我在文中如實描繪了所見所聞，並對廣東的勞動體制留下了反思與批判。
這些微觀的日常觀察，最終導向了實習後更為複雜的結構性提問：面對這群在夾縫中擺盪、甚至渴望歸鄉的留學生，台灣社會在政策與情感上該如何「接住」他們，又該如何在制度層面理性地面對潛在的統戰風險？夾雜在「防範」與「接納」的張力之間，我們又該如何協助他們看清並破除那套高度刻意且不自然的「兩岸一家親」政治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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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為去識別化的匿名。
2 此為去識別化的匿名。
3 此為去識別化的匿名。
4 此內容筆者未查證，故待確認。
5 室友所屬的實習單位，就是掛在台籍負責人的公司名下。
6 為了清楚區分，本文所謂的「台生」，是指到中國實習的台灣學生；至於在中國就讀的台籍學生，則稱為「在陸台生」
7 筆者在實習時，所處的單位為咖啡廳，實習單位的人資說這種服務業被歸類為勞工階級，跟白領那種坐辦公室的工作不一樣，所以一周要上6天的班、上滿8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