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期[當香港研究走向全球研討會]
民主退潮下的社會心理學：反修例運動參與者的適應性韌性

研討會日期：2023年12月8日
發佈日期：2023年12月25日
講者：李立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主持：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記錄：羅琪玟（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經歷2019年反修例運動（台灣稱「反送中運動」）、2020年港區國安法後，雖有部分港人選擇出走，但仍有部分曾參與或支持運動的港人留在香港，李立峯教授即屬於後者。李立峯教授持續在香港從事相關研究，¹並發表公共論述，²吳介民教授譽之為「具高度學術勇氣的公共知識份子」。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當香港研究走向全球」國際研討會，由李立峯的主題演講開啟序幕。究竟香港政治與社會局勢巨變之後，運動參與者的適應性韌性（adaptive resilience）從何而來？又是如何處理負面情緒？

迴避作為療傷？香港還有公民社會嗎？
        李立峯首先以香港獨立書店「見山」備受「關注」而將於明年三月結束營業為例，說明香港運動參與者經常面對的處境。為了面對社會變化，許多人發展出「迴避」新聞的社會心理。李立峯及團隊於今年進行的兩份調查結果顯示（詳見表1），香港社會普遍存在負面憂傷情緒，不僅如此，在香港街頭角落也偶可見到相關字樣。

       然而，香港與支持民主的港人僅剩憂傷和無力感嗎？李立峯指出，雖然如吳介民於引言時所提，當前香港公民社會很大程度萎縮，但實際上，對於20餘位仍在香港的公民社會工作者訪問中可見，香港公民社會仍以「蟄伏」（abeyance）形式存在並持續地運作。
        其中有位受訪者曾表示，工作過程中確實需要面對許多政治上的自我審查，並且常強調「低調」與「風險管理」的重要性，但即便如此，她/他仍然選擇以公共出版等方式現身。李立峯在幾次受邀至獨立書店分享的經驗也發現，參與人數比預期多且年齡層低，許多人希望參與相關工作，並於其中學習經驗。出版不僅作為實踐，也作為對話的基礎與媒介。這位受訪者如此比喻香港公民社會：
（當前香港公民社會如）在黑暗大海上的孤島群，上面都有人，都在默默地工作，但他們看不見對方，需要偶然有船經過，閃光一下，讓人們看見彼此，光閃過之後，船走了，大家又繼續在黑暗中做事。

其中，2022年後許多新成立的「網媒」亦屬於在香港扮演「船在閃光」的重要角色。即便環境再困難，香港仍有許多新的嘗試、想像、空間與連結出現。
        這樣的情況與Verta Taylor所提出的社會運動「蟄伏」（abeyance，或譯為「休整」）概念相似：當社會運動處於動員的低潮、甚至外部者無法確定社會運動是否持續存在時，運動的力量會集中於保存「價值觀、身分認同與社會網絡」。李立峯指出，在高壓的威權社會中蟄伏往往為常態，因而經常需要轉向運用隱蔽文本（hidden transcripts）進行文化表達。即便近年的香港確實有相似情形，但李立峯同時也指出此概念過往被運用時的不足處：多以資源動員的反面、討論策略轉變與組織轉型等，而未觸及情緒或心理狀態調整等面向。

適應即妥協？心態調整的重要性
        心理學的控制理論中指出，人在面對環境時有兩種可能的行為模式：一、初級控制（primary control）：嘗試改變環境以達目的；二、次級控制（secondary control）：改變不了環境，調整自己以適應環境。Kobayashi、Tetsuro及Polly Chan以2021年於香港調查的數據為資料，去年在一場研討會中發表“Secondary Control and Hong Kong People's Self-censorship and Migration Behavior”，論文中指出，愈傾向以次級控制適應環境者，愈少在網路上發言，而移民的需求就愈低。簡言之，是否調整自己的心態，會影響其政治社會行為（social relation and social active）。李立峯不全然同意此觀點，並指出問題在於並未處理調整與適應的複雜性：諸如如何調整、調整什麼、調整的類型³及調整到何種程度等。
        在幾種適應環境變化的類型中，李立峯以「適應性韌性」為重心，試圖更深入地了解反修例運動參與者的適應情形，無論離港與否。什麼是適應性韌性？李立峯的定義是：”capacity to adapt to an adverse and severely transformed environment while maintaining one’s values and beliefs, as well as one’s sense of purposes.”亦即，當環境變化已成定局且無法改變，行動者因此調整其思考框架與行動策略；但與此同時，在適應過程中仍有某些價值信念之堅持。
李立峯及團隊希望了解過去兩三年中，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參與者是否及多大程度發展出適應性韌性。探究此問題所使用之資料，為今年2月對反修例運動參與者的調查。受訪者一部分來自於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對大量運動參與者的現場調查，經參與者同意蒐集保留，另一部分為藉由香港民意研究所調查加抽之受訪者，兩者共計2,500位，其中約有13.2%已離開香港。
        「適應」如何測量？如表2所示，是以一組8題於困境中尋找正向意義的狀態敘述提問，並取其中第2至8題之平均數測量。整體而言，約有50%受訪者表示經歷過一半以上的調整。

        就政治社會態度頻率分布看來，受訪者對政府機構的信任極低、半數以上曾因政治理念改變消費行為，且較少於網路分享政治資訊。即便運動帶來負面情緒與態度，約有8成的受訪者仍傾向「記住運動細節、願意將運動的始末告訴未來的年輕人」。
        心態調整與政治社會態度的相關分析結果，大致顯示曾經歷心態調整者，反而更為積極且保持其政治與社會信念。具體而言，對政府信任愈低、對香港未來政治與經濟判斷愈負面者，愈有可能經歷心態調整；而經歷心態調整者，對於家庭未來的判斷、集體行動的效能感及政治表達與參與、對運動記憶等態度皆較為正面。
        心態調整的動力從何而來？李立峯認為與「社會資本」密切相關。社交需求與頻率愈高、與家人/朋友/同事於政治意見上同質性愈高、社會信任愈高者，⁴ 心態調整程度亦愈高。
        就此調查結果看來，心態調整經驗與對民主運動的堅持有正向關聯，亦即反修例運動參與者的心態調整屬於「適應性韌性」，而非犬儒或迎合權力；另外，社會資本可能為心態調整重要來源。然而無可避免地，此調查仍有相應的限制，例如除了樣本為「曾有過反修例運動參與經驗且願意接受訪問者」，無法代表整體香港市民外，亦無法了解採取不同「適應類型」者之整體圖像。

結語
         即便2019年反修例運動對香港公民社會以及具民主自由態度的港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甚至部分港人產生對社會與政治變化的「迴避性」心理。然而，李立峯以訪談與大規模調查資料「講『好』香港故事」指出，運動參與者因應社會與政治環境變化，發展出「適應性韌性」而有助於政治信念與行動的持續。個人層次的適應性韌性既受公民社會適應性韌性影響，又成為公民社會適應性韌性的基礎。兩者互為因果的情況下，香港公民社會與具民主自由信念的港人，雖肩負挑戰但必不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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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如：《時代的行動者：反修例運動群像》（2021，牛津大學出版社）；〈後真相時代的社會運動、媒體，和資訊政治：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經驗〉（2020，中華傳播學刊）。
²如：鏡週刊（2020年12月31日），〈【國安法下的香港人5】該講的還是要講 李立峯〉，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01228pol006 ；自由亞洲電台（2021年7月15日），〈【唐英傑案】中大學者李立峯與控方再辯「光時」 研究指721事件後市民以口號抒發憤怒〉，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htm/hk-nsl-07152021075924.html ；端傳媒（2023年2月17日），〈李立峯︰由公共服務廣播到國家廣播——從香港政府廣播牌照中期檢討談起〉，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217-hongkong-public-service-broadcasting-national-orientation 。
³李立峯於演講中舉出幾項可能的適應類型，包括迎合權力（power alignment）、犬儒退出（cynical withdrawal）及適應性韌性（adaptive resilience）。

⁴社會信任測量對象包括：家人、鄰居、認識的人、初次見面的人、政見相同的人、政見不同的人。此部分的社會信任，除政見不同的人之外，其餘都和心態調整呈正向顯著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