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期[當香港研究走向全球研討會]
世界資本經濟下的香港發展：從三個迷思到不確定

演講日期：2023年12月9日
發佈日期：2023年12月25日
講者：孔誥烽（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記錄：林清緯（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當香港研究走向全球」研討會第二場專題演講，邀請孔誥烽教授主講，演題為《世界資本經濟下的香港發展：從三個迷思到不確定》Hong Kong Development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From the Three Myths to Uncertainty。
        孔誥烽提及他第一次參加以香港研究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是1996年在荷蘭萊登大學，當時的背景是香港主權移交前夕，總共有11-12份研究發表。日後相關的香港研究研討會議數量、發表量逐漸增加，乃至本次會議一般的盛景，反映的可能是國際學術界認為香港的環境日漸惡化，所以值得關注。
        隨著香港研究日益受到關注，孔誥烽認為提供了香港研究更豐富的對話與理論進步的可能。如本次演講題目的「三個迷思」，孔誥烽在研究過程中發現，過去的香港研究相較缺乏學術界持續的投入；從1950年代開始，某些老問題、迷思往往被反覆討論，卻缺乏對於先前研究的引用和對話，以至於過去數十年間，香港研究總是重新辨認、挑戰這些迷思。其中便包含本次演講所談的三個迷思中的前兩項迷思：「荒島迷思」（barren rock myth）與「自由市場迷思」（free market myth）。由於這兩個迷思在過往香港研究中被反覆地挑戰，孔誥烽首先針對這兩個迷思，統整過往的研究成果。至於第三個迷思──「依賴迷思」（dependency myth）則是孔誥烽的研究中較近期、當代的研究現象。

荒島迷思──以殖民者為中心的宣傳
        所謂的荒島迷思，意指香港在英國殖民以前，是低度發展、無關緊要的荒地，英國殖民政府從零到有，才將香港打造成繁榮的都市與商港。這類迷思可以追溯至1810年代晚期到1820年代的繪畫，當時許多英國等歐洲商人到廣東進行貿易，他們會僱用畫家，或是自己執筆來描繪當時的中國地方社會，並將這些繪畫賣回歐洲市場，其中自然包含香港社會。在這些繪畫中所呈現的香港景象，大多是鄉村、農務或捕魚；描繪較現代的商業景象時，往往是位於廣東的英國或歐洲資本的工廠，日後則轉變成描繪維多利亞港等殖民政府的建設，進而強化殖民中心的觀點。
        然而，從直接的歷史記載，或間接的歷史證據推論，香港在英國殖民以前，就已經在周遭或是亞洲貿易活動中扮演某些角色。例如早在1577年明代《粵大記》中，就可以看見許多沿用至今的香港地名；文獻記載1822年九龍的侯王廟修建的捐獻者名單中，有許多商人或是小販。在其他歷史事件的記載中，也有對於大型商船或軍艦的描繪，都顯示當時已經有重要的商業與軍事活動在香港發生。
        荒島迷思之所以不斷地被再製，除了來自以殖民者為中心的宣傳外，耐人尋味的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經常樂於傳頌此陳腔濫調（cliché）。孔誥烽認爲這是因為中共在論及香港歷史時，往往策略性地強調1945年以後的歷史，其中包含戰後中國移民對於香港社會的重要性，好似戰後的一切「突然就出現在那裡了」（as if the world was just there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自由市場迷思──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成功典範
        所謂的自由市場迷思，意指將香港經濟發展歸功為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成功典範。這個迷思的起點，來自香港本身就身處新自由主義1970年代在西方復甦的風潮正中心，特別是在經濟學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著作中，香港被呈現為自由市場的成功實驗，而在柴契爾擔任英國首相期間，港府也樂於以此敘事來宣傳經濟治理的成果。
        然而，孔誥烽爬梳歷史資料與研究文獻發現，港府最初試圖透過國營銀行提供低利貸款，以刺激殖民地工業的發展，但在遭受倫敦的銀行業與利益團體反對和遊說後，港府把干預工業發展的手段，轉向其他利益團體較不會反對的領域發展，例如補貼食物、農產品，發展具有高度社會主義性質的公共住宅政策，以及建立國營的農業交易市場。這些都顯示香港政府從來都沒有真正地擁抱自由放任的治理模式，而是在壓力與對抗下不斷嘗試新的干預措施。

依賴迷思──經濟成果依賴中國經濟發展
        所謂的依賴迷思，意指香港在主權移交中共後，GDP占中國總體GDP的比例持續下降，並以此推導香港經濟成果是依賴中國經濟的論點。孔誥烽認為，只要稍微有經濟學的識讀能力，都能知道當中國的經濟快速成長，香港的GDP占比自然會下降，因此，要判斷兩個經濟體之間「依賴」與否，應該從兩個經濟體在制度上的運作、互動狀況進行實質的判斷，不可能單純從數字的大小做出有意義的結論。
        孔誥烽近年的兩本英文著作，已經翻譯為中文《邊際危城》、《帝國爭霸》，並在台灣出版。孔誥烽在《邊際危城》一書中，以「人民幣佔國際貿易結算總額在2015年達到高峰後開始下降」的圖表，解釋中國從2000年代開始試圖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以挑戰自二戰結束後由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但中共為了維繫政權的穩定與社會控制，也不可能放棄對於人民幣的高度管制，此時香港便是中共面對此矛盾的解決方案。香港成為中國離岸的人民幣交換地，人民幣的交換與內地市場分離，一方面讓人民幣能進入國際金融市場，一方面讓中共能持續保有對於內地金融體系的高度管制。
        就此，香港與中國經濟之間的「依賴關係」，真實的模樣已經昭然若揭。然而，此運作模式也對中共政權產生某些副作用，例如中共還是不樂見內地大量的資本、避稅都往香港移動，而這成為了香港現在的局勢轉變（或者說香港對於中共的用途的改變）的宏觀因素之一。

如同17紀牙買加皇家港的處境與未來
        孔誥烽提出許多的個別案例，來解釋現今香港在中共國際企圖中的用處。包括：辛巴威獨裁者穆加比在香港藏匿大量財產，以及他女兒在香港毆打記者；俄羅斯公司在香港的註冊數量快速成長；俄羅斯央行報告顯示，俄羅斯可能在香港進行大量的人民幣交換；香港藝術品交易中所涉及的洗錢；近期中共試圖將香港打造成加密貨幣中心的種種嘗試等等。
        儘管中國在加密貨幣，聯手俄羅斯、伊朗等國的具體行動上，還顯得有些猶豫不決（indecisive）。但以上種種事件都暗示，中共目前試圖將香港變成中美對抗的新階段下，拉攏、協助獨裁盟友，逃避與擾亂美元體系圍堵的另類經濟中心（an alt financial center amidst us-China rivalry）。
        最後，孔誥烽以17世紀牙買加的皇家港（Port Royal）為香港現今處境的比喻。當時英國與法國沒有足夠的實力直接挑戰西班牙的海上霸權，於是將皇家港打造成「海盜的避風港」（safe haven for pirates），並且鼓勵海盜去攻擊西班牙船隻，作為英法兩國對抗西班牙的混亂代理人（agent of chaos）；然而當英法有能力發展正式貿易，海盜活動也威脅到英國本身的統治與利益時，皇家港與海盜的命運最終也在英國手中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