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到主要內容區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35期 [田野紀要] 上海酷兒公社的共居實踐

田野日期:2023年07月06日
田野地點:上海CRAG峋咖啡店(淺灘太古里店)
撰稿人:碩三同學(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於2023年5月30日的審議會議中:「對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登記受到的限制過多表示關切,並指出有報告稱,警察和其他官員對女性人權維護者進行恐嚇和騷擾,包括使用性暴力和基於性別的暴力,而且這些人權維護者可能因參與委員會的審議而遭到報復。」1 近年來,中國推動女權的非政府組織受到政府管控與騷擾日漸上升,而這不僅是短期的打壓,在2021年11月《端傳媒》的報導中,就提到中國的LGBT組織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壓力,並且謀求轉型與主流化,2 關鍵的影響事件是2021年有許多高校學生相關社團公眾號被迫關閉停用,包含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學校的性別組織,都變成了「未命名公眾號」。

        從學校到社會的中國性別組織,於2023年究竟是否還存在?「主流化」之後的性別組織如何繼續運轉下去?在本次與「玩偶之家」(原名為「酷兒公社」)的訪談中,我們了解到從酷兒公社的發展與終結、疫情對中國性別組織的影響,以及理論與實踐的關係。 

酷兒公社的成立

        受訪者A表示,最初的「酷兒公社1.0」時期,也就是2020年的8到11月,是有感於中國性少數平權的環境較為閉塞,以及在城市生活的掙扎;當時接觸到國外關於Queer city、酷兒空間的相關理論,進而想說如果有這樣一個「共居空間」也不錯。A因為疫情回到中國的女權公眾號實習後,與受訪者B及另外兩位創辦人,因緣際會下在11平米的公寓裡開始共居生活。

        直到A和創辦人及其朋友,共同居住到一個擁擠的小房子內,才開始敲定一些細節,並為這個共居空間取名。「我們一開始是叫LSP酷兒公社啊,當時啊取這個名字相對來說是比較樸素的。」主要原因來自於居住者多半是酷兒及性別非二元的性別認同,並同時實踐開放式關係,「就是很多人一起住,然後可能都保持著親密關係,或者是你看他們倆關係很好,就是他每次帶不同的朋友,他每次帶不同的朋友去聚會的時候,他的朋友,也就是我們,都會被認為是女朋友。」。LSP實際上是「老色匹」的縮寫,但受訪者後來將其重新組合為Left、Share、Poly,象徵該社群為左翼、共享、開放多元的酷兒公社。社群成員在共居關係中,透過聊天、互動的過程,去解決與原生家庭相關的創傷,來到這個共居空間中的人可能來自各種管道和原因,有人會從線上的互動社群,也有人從高校社團認識,或是也有人主要是因為實習需要地方短住。

「酷兒公社2.0」時期,主要是因為租約到期,B與創辦人共同和房東協商找房時,看到了一個相當特別的房子:

        另外一個房子是我們現在所生活的地方,它非常的詭異,就是它在一個單元樓的外面,就是它不是契合在這個單元樓裡面的一戶,它是單元樓外的一個,你很難想像,就是你可能在北方會覺得它是一種傳達室或者是儲藏室。就會覺得很奇怪的一個地方,然後它一打開門是一個廚房,然後洗手間,然後上去是三個房間,然後只有最外面的那個房間可以照到太陽。

      然後就是它不是一個宜居的房子,其實也不是一個民用房,它是一個商品房,被二房東隔斷以後,就分為兩戶出租。(受訪者B)

        B表示,他們當時覺得這個房子和酷兒的概念相當契合,因為他們就是在一個「不能融入、沒有陽光」的所在,而房子裡還有一個相當有特色的樓梯。A也說:

    它是上窄,你會想到它是上寬下窄,它像上面只能容納你一個人走上去,然後我當時就看到他給我拍的那個樓梯照,我說就是這個房子,我就要住在這個房子,就是要做這種怪異的女人。(受訪者A)

        雖然受訪者隨後也補充,這棟在上海中環、隱藏在方正公寓裡的扭曲空間,因為曬不到太陽而時常需要除霉,但他們仍然非常喜歡。他們從2020年11月開始入住,持續到訪問當下。在這兩年多快三年的時間裡,其中發生了一次重要的轉折,使得他們結束酷兒公社,並以「玩偶之家」為名展開新生活。

疫情與上海封城的影響

    2022年春,上海因為COVID-19封城的那段日子裡,所有成員被迫在這個密集的空間共處三個月,在高度緊張的社會環境和生活狀態之中(也是一種被強權打擊的感受中),共居的成員產生矛盾,而且矛盾激化到造成分裂的程度。
        當時沒有想到,當時覺得就是自己不得不面對,就是自己的同居人,如果不面對的話,那可能就是住不下去,但是怎麼能住不下去呢?你就一直要跟這個人24小時待在一起啊,沒有辦法說是住不下去的。所以就是被迫的居住,其實有時候也是一種負擔。(受訪者A)

    在2022年8月,A重新回到上海時,雖然積極處理、溝通,事後都覺得當時可能有更好的處理方法,但在5月封城的那個時候,大家想的都是「如何在那樣的環境生存下去」。這對於他們是否持續經營社群造成了創傷,也因為無法調解的矛盾,最後彼此選擇分開,因此後來需要「玩偶之家」的新名稱。玩偶之家的取名由來是他們有相當多的玩偶,衍生出的含意是「大家都是從自己的原生家庭中逃出來,拒絕成為一個玩偶,並且組建心理家庭的感覺」。這段創傷也直接導致他們的社群從開放轉向封閉,深刻體會到社群內的制度並不足以阻止一般意義上的暴力在裡面發生,而社群性質的轉變也影響成員重新思考這種「共居實踐」的意義為何?

    A認為他們本來的社群就是「半開放式」的,但對誰開放?如何了解對方?如何在社群內產生一些私人空間?這些問題持續討論了半年之久,最後重新認識到即使是封閉式的共居空間也有其價值,「因為一群人共居就是一件非常難得的事情」。

准入門檻

    對於什麼樣的人可以進入到共居空間內部,B表示也有時間上的變化。2021年1月是他們最火的時候,人口流動量大,會有許多「朋友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過來這個空間,社群向外擴張,也有更多陌生人到訪,但後來衍生出有人當成是「觀賞同性戀」、「展現反抗性」的地方,忽略這其實是一個「居住空間」,才使得社群開始變得封閉,「我就覺得我們這個社群不能就是什麼人都能進來」。B同時也參與大學的性別社團,於是酷兒公社參考了當時性別社團的准入門檻。當時大學的性別社團群組基本的准入守則是參與過一次的線下活動;但後來發現會有「恐愛」、3 「恐跨」的人在群組發表恐跨言論時,社團內的成員就認為有必要設門檻。當時設計了一個問卷,包含許多選擇題和一個有關跨性別的簡答題,酷兒公社的準入門檻基本上參考這個問卷,並且再往上提高標準。

    後來轉變成「玩偶之家」後,取消了這樣的問卷制度,受訪者C表示:

    我本身非常不喜歡這個,就是我有這種審判別人資格的權力,就是他們發生的事情,然後我根據自己的原則和立場對它進行一個評判的,這種權力在我手裡我就覺得非常不爽。

    然後我就不想以這種方式去認識新的朋友,所以我們現在還是變回了邀請制,就是朋友認識的人可以帶過來,對,這樣就不會覺得我們都是有審核這個問卷的權力的,而且是一票否決,所以我就覺得很不舒服。就之前我們是有核心成員,這個概念劃分;對,就是管理這個社群的運營的基本事物的一群人,不管他住不住在這個空間。

        A補充一票否決制的出現,在於不想與過去發生過矛盾的人共同居住在同一個空間,而這種對於權力的反省,也影響到B參與的高校社團,以一種「去中心化」的方式進行傳承和工作分配。

個人、家庭與社會──共居實踐、原生家庭與跨性別救助

    早期公社對外的活動主要是定期推出推文,與其他性別社群進行互動。至於公社生活內部的活動,作為一個抵抗資本主義,擁有共同支出、共同收入的公社,成員間會共用衣物及部分私人用品;並且設立「公積金」制度,裡面有朋友的捐款和臨時留宿的過夜費用。對於公社內部來說,家務勞動是重要的儀式,一般家庭的家務勞動可能被視為unpaid work,但在公社內部則相當受重視,例如每週定期進行大掃除,大掃除結束後大家躺著休息的「例會」,就成為成員間輕鬆且固定的溝通時刻。

    A明確地表示,他們稱這裡為「家」,但同時也意識到:

    就是在比如說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之間,在普通的家庭之中。或者是說在你沒有結伴成為法定意義上的夫妻之前,就是這種婚姻制度承認之前,你的財產就是共同去打理,或者是共同去互相分憂的話是比較少見的,或者說不存在的。

    受訪者A意識到這樣進行財產上共享的共居實踐,其實在婚姻制度之外是相當少見且獨特的:
    它是你必須要有這個私人的概念才能樹立起來這樣的一個私有制的秩序,所以我們會對此進行一些規劃,或者是比如說我現在的錢,全部都給我另外一個朋友拿著,他管。因為我自己非常的不會理財,就是我的意識特別差。嗯,但是我就是覺得沒有什麼關係啊,我很信任他,所以就是錢就全給他吧。
    然而這樣的共居實踐,也逐漸影響到他們各自的原生家庭。A分享她曾拜訪過其他創辦人的原生家庭,也認識他們的父母,舉例來說,B的母親曾被A採訪,並擁有一套自己的女權觀念等等。「就是其實也沒有想像中,就是對於家庭有那麼的畏懼,就是可能有些人是,之前他可能逃到這裡的時候,他是很討厭,就是家庭這個概念,那可能就是融入之後他會發現就是不一樣的東西,還是有去的必要性,或者是說歸屬的必要性。」參與共居實踐的人,對於家的看法,也在新的歸屬場域逐漸產生女性主義的同理,進而帶給他們的原生家庭一些思想上的改變。

        酷兒公社同時也持續做線上跨性別的救助,當跨性別出櫃後無法繼續居住於原生家庭時(被驅逐或監禁),公社提供他們暫時避風頭的場所。B認為這也是他們覺得擁有一個物理上的空間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當遇到有人需要幫助的時候,我們可以給他,無論是短暫的還是長期的,提供一個尊重他的性別表達,並且能夠就是理解他,然後不會帶給他曾經遭受的那些痛苦的一個小小的空間,還有一些朋友吧。

        對於那些需要救助的朋友,他們不會收取房租。A表示,由於這些朋友願意來到上海這個經濟壓力較大的城市,已經是相當困難的,可能他們的原生家庭也離上海較遠,或是受到原生家庭的阻撓,半途而廢的朋友並不算少數。這群人由於自身原生家庭的經歷,相當能理解這些跨性別救助情形,就像是家暴救助一樣,並非提供一個場所即可,而是需要經驗豐富的社工協助,而這些並非他們所能達到的。另外,順利來到這個共居空間的跨性別朋友,也會再因為各種原因搬出去,或是「潤出中國」。

理論、運動與中國現況

        受訪者對於是否想「潤出中國」的提問,也都持正面態度,主要原因是中國的公民社會空間不斷縮減。受訪者表示2010到2015年還有女權行動派,現在都已經出國,廣州的NGO因為政治迫害而關停,高校社團的帳號也都被關停。受訪者主動說明他們會在辦活動時被員警關切,學校社團內部有間諜會專門舉報(舉報一次拿三百人民幣)等行為。「最近老被員警找,確實越找越想潤,主要是政治環境太不好了,就是壓力很大(受訪者A)」,「去年前年之前我都沒有想過,就算我就那個時候想,我要是讀社會學讀的開心,我就出國讀性別研究的博士,就想我讀完要回國(受訪者B)」。
       對於回國的想法,主要是由於大家都還在中國,C表示:
    就是比較想在中國做一些事情,就是你潤出去之後肯定也不會放下這邊的,還在遭受痛苦的人,然後自己過好日子去。就是我其實不能接受自己一個人出去過好日子,所以還是想在這邊做點什麼,但是每次被員警找之後,想趕緊跑。
    員警上門關切並非近期開始,從高校社團、跨性別救助、同志聚會就已經「大家坐在一起聊一聊,然後就是說你不能辦」。這群共居實踐者在面對女權主義的實踐問題時,也強調了一種理論與運動結合的生活態度:

    我們自己的現實生活中來說的話,我和大家,包括我剛剛說的很多東西就是能被大家所接受,其實就是一種理論,到日常化的東西。就是理論,它其實就是把一個在日常中看起來非常複雜,或者是我們已經習慣了某套思維邏輯而無法走出來的時候,用來解救的工具,我覺得這是它只是一個解救工具。就是我把這個可能纏成一對,就是什麼亂麻的這種線給拆解開來的一個工具。
    ……
    因為如果我們花長篇大論,可能去解決一個問題是五個小時,我才能說完我們的困擾,但是我是否能解決它呢?如果我順著父權的套路可能是沒有辦法解決的,所以這個時候才是有理論說我們如何去反抗,提出一些前人的智慧罷了。所以我覺得沒有那麼的糾結,就是我每次看到的就是,在中國這種討論的時候就覺得非常痛心,就是沒有那麼的割裂啊,就是你如果真的了解到就是在做,在做理論,也在做實踐的人,比如我自己,我可能就覺得你會發現我並沒有那麼排斥裡面,我們也沒有那麼排斥,就是所有東西都要去做行動。(受訪者A)

    他們在思考自己與學術的關係時,強調一種「樸素」的認知,「你為什麼要反抗?因為它確實是傷害到你的身體,你的身體在痛,所以你就會想說什麼,你就會有這個觀念,就是觀念是流淌出來的。」自身經驗的現象,就是能夠將理論與行動結合並在生活中實踐的關鍵。

小結

    「玩偶之家」作為一個「邊緣性認同」的中國非政府性別組織,從「共居實踐」中反映了疫情後中國女權主義者的生存狀態,新型態的家庭實踐與性別關係、逐漸緊縮的經濟水準、幾乎完全沒有的運動空間,在上海產生出這樣獨特的草根性別組織。透過這次的訪談,我們看到中國公民社會的緊縮。除了政府壓力外,疫情也確實成為一個重要事件,封城讓原本可以透過空間來處理的矛盾無從宣洩,並且使無數在家庭內的女性更受性別壓迫;在中國實體經濟與公民社會空間逐漸壓縮、線上空間被政府管制的當下,許多人和組織開始找尋新的生活方法,試圖繼續活下去。

------------------
1 〈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發佈對中國等八國的履約審議結論〉,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https://news.un.org/zh/story/2023/05/1118347。取用日期:2023年11月1日
2 《為了活下去,中國LGBTQ組織改名、商業化、接軌主流價值觀》,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1108-mainland-lgbt-ngo。取用日期:2023年11月1日
3  恐懼愛滋病的簡稱。

瀏覽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