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期 [研討會紀要] 夾縫求生：中國女權運動的變遷與發展

演講日期：2024年5月31日
發佈日期：2024年11月1日
講者：沈秀華（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熱田敬子（早稻田大學綜合人文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Femizemi & Café董事）、馮媛（中國女權行動者，北京為平婦女權益機構共同發起人）、Sam（中國女權行動者）
記錄：陳香婷（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生）

　　沈秀華首先開場介紹，本研討會背景為中國政權底下的中國國內外公民社會的運作模式。1979年經改後，中國社會經歷巨大變化，國際上當代中國研究中，一度常發問：中國是否有公民社會？中國公民是否有反抗意識？中國政府如何應對中國人民的不同聲音？近年來，國際社會見證到中共政權對中國社會越加嚴厲控制的趨勢，中國國內公民表達以及反對的空間越加困難，但也見2022年底的中國國內的白紙運動以及海外中國社群要求民主、自由與平等行動的出現。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藉由今日的研討會，邀請中國國內外各議題的行動者，探討緊縮的公民空間下，中國內內外公民行動是如何運作？也藉此連結台灣本土脈絡，理解雙方的公民社會及運動策略。
　　台灣沒有「不必了解中國」的特權，但民間對於中國的想像，往往僅停留在美化或醜化的兩極觀點。美化中國的論述，包含如台商基於在中國工作的經驗，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快速，又享有中國政府提供台商的優惠，相關論述進一步形成對中國極權的支持力量。醜化中國的論述，則來自台灣民眾對中國社會內部的不甚了解，將中國與中共劃上等號，認定中國只剩下中共政權，忽視中國國內外仍有中國公民在爭取自由與民主，以及其中所展現的公民行動意志與力量。本研討會旨在了解，中國人民如何在極權下保有能動性？中國公民運動與公民社會儘管是少數，但仍值得關注，不僅站在台灣本位下要了解中國，也有助於因應目前國內外學者難於進入中國研究下，我們能持續地了解中國公民行動者的發展以及紀錄下他們的運動樣貌。

中國女權運動的歷史進程
　　熱田敬子是研究中國現代女權運動的日本學者，曾以東亞女權運動為題出版著作。作為本次系列講座的第一位主持人，她和聽眾分享日本官方主流的社會機構經常打壓及攻擊女權運動，使婦女權益倡導行動無法進入眾人眼光。儘管如此，她無數次地從中國友人身上學習到繼續堅持的力量。
　　「我此時想跟大家報告，在『某人』沒完沒了地執政的時代，在這艱難的情況中，我們做了什麼事呢？這些好消息可以帶給我們什麼啟示呢？」前《婦女報》記者、「北京為平婦女權益機構」共同發起人馮媛指出，在地行動不完全限於中國境內，在互聯網時代中已有不同抗爭方式；而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中國婦女始終是公民社會中最活躍、最勇敢的引領者」。
　　婦女運動在中國的歷史，始於1995年於北京舉辦的「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中國自1989年六四事件後遭到國際孤立，因此開始對於提升婦女地位展現積極作為。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心急於發展市場經濟，在申請「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主辦國之後，才發現也要舉辦NGO論壇；因此，當時中國政府一方面控制非營利團體，一方面又鼓勵公民社會發展，民間組織從此開始活躍。這些留存至今的非營利團體，時常省略過往遭受打壓的辛苦歷程，僅傳述美好記憶，事實上卻沒那麼簡單。
　　隨著時代變化，婦女運動的倡導主體也在變化。在過去，民間多由學者身分及機構名義引領教育與倡導研究；相反地，現在民間則多以「藝名」和「化名」表達立場。此外，個人化也取代了過去的組織行動。有的人以同一個藝名行走江湖，在社運圈聲名遠播；也有人依據不同事件變換不同化名，只為保障自身安全。在這個時代，國家立法及倡導動員同樣都在網上進行，而民間倡導可輕易觸及國家與國際層面。馮媛指出，他們曾為了家庭暴力個案而在地方辛苦倡導，卻未能見到國家責任轉為積極。當農村婦女、重病患者、輪椅使用者等遭受非典型家庭暴力時，地方政府部門都推諉責任，馮媛等人努力四年後，最終才讓個案在近期取得低保。
　　2018年中國#MeToo運動開始密集出現，曾有中國高校畢業校友集體發起「向母校寄信」的行動。馮媛解釋，若在校學生向校方抗議，有可能會被學校控制成績，或扣留畢業證明，而這次畢業校友的行動最終讓學校通過反性騷擾機制。儘管該機制至今尚未公布生效，但這些行為仍有社會方面的積極作用，促使法律往好的方向改革。此外，去年中國青年行動者投入「月經貧困」議題，在公益創投項目中申請相關補助，也在《增值稅法》修訂之際，倡導衛生巾免稅或降低稅率的論點。無論是否成功，這些行動都讓社群了解稅收是公共資源的一部分，藉由社群動員、訊息分享達到倡導的目的，使民眾了解自身權利。在中國雖然沒有參與民主社會的機會，「但是我們要從這件事情開始練習，我們就把它當成一個練習結果」。此次的「練習」讓《增值稅法》修法建議文章的點擊率達到千萬，連署人數逾一萬人。修改法律無法一蹴可幾，提升社會意識的過程仍仰賴公民社會的力量。
　　馮媛最後指出，《婦女權益保障法》自1994年公布後，僅於2005及2022年兩次修訂，雖然仍有許多條例不夠理想，但她認為「修改了好的地方，多於倒退的地方」。中國公民行動者也透過國際機制達到人權目標，例如中國加入聯合國的國際公約審議會議、可持續發展目標（永續目標）國際評估等，其參加人數都超越了馮媛的預期。在城市及農村裡，願意參與女權運動的人數越來越多，儘管仍遠遠不夠，但馮媛內心感到欣慰，因為「婦女仍然是在中國的公民社會中走在最前列的」

海外女權行動社群
　　有感於過往國內組織「#MeToo」運動的行動者被抓捕，中國相關組織活動被迫縮減，Sam於是在海外成立了一個不受審查限制的女權開放空間，鼓勵參與者分享自己的經歷，作為反抗父權政治的女權行動。Sam認為，說話及思考需要藉由鍛鍊才能互相聯繫，而這個空間與行動一方面能夠協助夥伴們共同關注公共事件和性別議題，另一方面則能支持全世界中國女權公民的社群，補充中國公民社會的海外圖像。
　　Sam指出，這個空間重點在於堅持女權理念，以及不受言論審查的開放環境。每次活動的舞台及主題設定都會回應時下關注的事件，例如烏魯木齊大火，觀眾從關鍵字就能知道是一個政治話題的活動。除此之外，每場活動也圍繞著行動主義的主題，現場會張貼與事件有關的行動宣傳，例如為白紙運動被抓捕的朋友發送訊息表示支持，或是創作新聞熱播及小品談論，鼓勵大家透過行動參與表達對行動本身的肯定及支持。
　　組織者的韌性有很大一部分取決於對抗爭風險的抵抗力。在活動過程中，若參與者以嘲諷習近平為主題，容易在生活中受到警察騷擾，尤其在中國境內更是如此。Sam苦笑道，海外行動者甚至得隱藏內心真正想法，對外宣稱舞台上分享的嘲諷橋段只是節目效果，以求自保，但回到中國仍有可能被懲罰，國內家人也可能因此被騷擾。有論者稱當對行動者的騷擾數量增加，騷擾就會失去力量，但Sam不這麼認為。警察騷擾仍會對參與行動者造成顧忌及風險，海外夥伴參加女權活動時需要有更多的韌性來對抗各種騷擾與風險。
　　為此，Sam曾組織一系列活動，讓公民運動者談論應對警察的經歷，以及互相提醒注意事項，避免譴責造成社群的撕裂與分化。Sam指出，儘管被警察騷擾的當下很害怕，但大家講起經驗都像是「脫口秀演員」上身一般，把事情寫成稿件、寫成段子分享給大家。經過這陣子的組織過程，成員們逐漸敢於討論政治敏感的事件，培養出公民運動的韌性及抵抗力。
　　不可諱言的是，社群組織工作的侷限，在於難以代替以人為主的行動主義及集體行動組織。Sam曾經向觀眾宣傳寫明信片給白紙運動逮捕者的活動，以達到轉化現場觀眾成為關注中國女權及公民運動的行動者目標，但事與願違，明信片的回收數量遠少於現場參與觀眾的人數。Sam發現，社群組織活動圍繞著行動主義，但無法替代真正集體行動的組織，它僅是另一套策略，也就是說，從吸引觀眾關心女權運動及政治反對，到成為行動者之間，仍需要組織者做額外的工作，串聯這些轉變的過程。

女權公民運動的未來圖像
　　在講座的提問時間，一名學生分享了自己參加海外示威活動的經驗，由於在活動中看見記錄者，因此擔心自己是否也被記錄。他詢問Sam在海外組織活動時，是否過濾參與的行動者？以及全球行動者是否及如何透過倡議活動與國際對話？ 
　　Sam回應，國際對話需要先學習彼此的語言，利用常用語言建造安全談論的空間，因此夥伴們利用此理念組織活動，在不斷被網暴、被騷擾的男權及威權社會中，撐起一個可控範圍的安全空間。在組織過程中，確實會擔心陌生人是否安全，也會猜想「順直男」會不會破壞安全感，這些都是組織者的負擔。然而，夥伴們後來覺得，與其建立安全空間傳遞訊息並造成自身風險，不如換個想法，透過舉辦活動建立勇敢的空間，讓參與者走出舒適圈；組織者也會鼓勵觀眾往前探索，著重於理念傳達，而非審查陌生人。至於在技術層面上，由於活動採取公開系統售票，所以會希望參與者都能預設自己參加的風險，除非是小型活動才會進行適當篩選，否則皆無審查過程。
　　沈秀華最後提問，當女權議題及性別議題逐漸被大眾看見，對中國公民運動來說有何意涵？馮媛總結，女權公民運動者不可能沒有風險地抗爭，只能最大限度地減少風險，並承擔自己面對的困境。例如，即使官方婦女組織的微博被刪除了，也只能勇敢面對並持續推動他們想要做的事情。中國女權運動只能被願意睜眼、張耳的人看見及聽見，對於視若無睹的人是沒有辦法的。公民行動者會針對前者繼續努力，持續影響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