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期[研討會紀要]「喂中國，我們想做公民倡議！」以媒體和藝術作為運動方法

活動日期：2024年5月31日
發佈日期：2024年11月27日
主持人：阿古智子（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與談人：志偉、鄭宏彬、王楚禹、海月
紀錄：小蝸（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距今四年前，公民記者張展以一句「人命重要還是人權重要？」質疑武漢封城的正當性，隨後遭到國家追捕。2024年5月刑滿出獄，8月又再遭上海警方拘留，至今人身自由仍受限制。同年6月，獨立記者黃雪琴、勞權運動者王建兵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遭判刑數年牢獄。試想，如果「不要謊言要尊嚴」、「不做奴才做公民」也是犯罪，中國公民行動還有開展的可能性嗎？本次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邀請了數名身處國內或離散在海外的中國公民行動者，從自身經驗出發，討論如何利用媒體與藝術作為運動方法，爭取公眾利益、揭露社會問題，並在全球遍地開花。

國內的公民行動者：見1979年至今的中國當代藝術家如何行動
　　王楚禹認為，若要討論當代中國公民行動者如何以藝術作為運動方法，不能忽略1979年中國藝術家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組織的首起示威行動。當時的中國藝術家因為策展內容不符合「革命現實主義」題材而遭到取締，於是畫家、詩人及作家聯合起來在北京天安門遊行示威，並高舉「藝術自由」與「言論自由」兩大標語。¹這起遊行不僅是中國當代藝術的起點，同時也是未來中國公民追求自由民主的濫觴。1989年2月，藝術家肖魯在中國美術館利用兩聲槍響完成了自己的藝術作品，這起事件一度驚動中共中央，促使展覽遭到查封，並再次激起中國藝術家的抗議行動，場面宛若八九民運的前兆。在此之後，隨著政治環境的轉變，中國當代藝術家也做出行動上的選擇，逐漸從美術館及畫廊走向社會現實，以更加真切且更具反叛性的創作實踐，直面中國迫切的社會議題。
　　2010年後，藝術展覽空間伴隨政治審查趨嚴而逐漸限縮，鄭宏彬決定以公共空間作為藝術創作的場域，同時尋求「創造性傳播」，試圖在政治審查的威脅之下，透過創作實踐的過程，將公共議題及公共訴求傳播出去，創造公共政策的影響力。「我們做的這個業務項目，或者說是這種藝術行動呢，都是要追求一個特別現實的結果。」例如，堅果兄弟在北京798藝術區的展間以「農夫山泉超市」為名，展示及販售數千瓶從陝西榆林小壕兔鄉當地取得的汙染飲用水，最終在主流媒體的關注及調查報導之下，促使地方政府正視水汙染問題，進而著手改善當地的水資源系統。這類型的社會性創作雖然偶爾也會有傳播效果不彰的時候，但這並不會影響藝術家的行動。相較之下，鄭宏彬意識到近兩年的行動更容易受到來自國家的壓力，因此在外地進行藝術工作時，他會為了隱藏身分及足跡，刻意選擇無須登記身分的民宿，並且在完成藝術行動後立即離開當地。或者，在某些可能涉險的社會議題當中，鄭宏彬會藉由樸實無華、看似毫不稀奇的藝術行動，對社會怪象進行暗諷。具體而言，調整行為策略是行動者保護自身安全的方式，同時也是藝術家腦力激盪過後的創意實踐。

離散的公民行動者：記錄及創作是一條療癒自我與社會的旅程
　　2022年10月北京四通橋事件過後，一群中國青年聚集在柏林某處酒吧，在酒水及激昂情緒的交融狂歡之下，毅然決然要一起做點什麼，最終催生了《莽莽》雜誌的誕生。志偉指出，《莽莽》是由具有媒體或運動經驗的離散行動者共同創立的雜誌，其框架及運動策略很大程度地參考了流散港人創辦的雜誌《如水》。《莽莽》首先希望記錄行動、參與行動和發起討論，並連結社群；再者是為華語寫作者提供創作平臺，賦能行動者。宛若蒲公英一般，《莽莽》在全球各地播種、開花。除了在各地的飛地書店，以及柏林藝術書店Hopscotch與Motto，透過刊物和講座分享運動經驗、與地方社群互動之外，《莽莽》團隊近期也在蒐集紀錄片《烏魯木齊中路》全球聯合放映的數據，並且積極與不同社群的公民行動者展開連動合作，甚至規劃在未來舉辦公民記者工作坊，展現了超越發行刊物的目標，積攢、提升整體行動者社群能量的野心。除此之外，志偉也強調，《莽莽》團隊「不是八九民運的星火」，因為許多行動者的動因來自於個人，或是特定的社會議題，整體講求的是社會文化性質層面的改變，相較於民運人士時常使用的「反共」或「革命」的標籤，都不是《莽莽》青年行動者的想像，同時也異於他們的運動策略。《莽莽》的標語：「高牆內外，野蠻生長」，如實反映著這群行動者跨越政治阻礙、記錄公民聲音的社會實踐精神。
　　抱持「藝術是可以給所有人的，是可以為了所有人的」信念，海月在2023年年末於東京接連舉辦三場「#MeToo」系列展，一方面希望吸引更多人關注華語圈內的性暴力事件，另一方面想要透過藝術行動撫慰在性暴力事件中受傷的人們。在這個系列展當中，海月首先利用多元語言記錄性暴力事件的足跡，接著邀請參與者透過木板畫表達情緒，最後再藉由行為藝術展現受害者的憤怒，以及無懼社會目光之後的浴火重生。海月的藝術行動不止步於此，他平時也會帶著工具包，如同「打游擊」一般，隨時隨地展開木刻版畫工作坊，和參與者一起練習表達和溝通。今年三月，海月還藉由一個小型工作坊蒐集日本職場女性的困擾，在日本婦女節遊行時發放印刷品，建立與地方社群的連結。此外，海月也向溫哥華的行動者取經，在日本當地舉辦「酷兒女權脫口秀」，但卻曾因為觀眾太捧場而遭到鄰居投訴及房東警告。「所以我們決定，下次就換一個更大的地方，然後我們一定要笑得更大聲。」在與談尾聲，海月表示希望未來能經營一間華文書店，打造一個能夠容納各種人群及活動的場所，在據點中實踐交流對話及公民教育，而且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人與人彼此之間的信任紐帶，構成一道安全網。由於中國境內的環境已經不夠友善，海月期望在海外構築一個良好的土壤，異地培育出更多公民行動的可能性。

就教公民行動者：我們應如何遍地開花
　　近期，獨立記者江雪一篇有關白紙運動參與者的經歷及處境的報導，遭到外部質疑其採訪倫理問題，引發了如何兼顧媒體記錄與行動者安全的討論。此外，致力於抗爭報導的獨立記者，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下要如何支撐生活，是極大的挑戰。那麼，公民行動者社群如何回應這兩個困境？志偉認為，和傳統的媒體人相比，具有豐富公民行動經驗的《莽莽》更傾向於依照行動者的需求給予保護，並且借鏡《如水》雜誌第十期有關「流散媒體如何對抗國家機器」的文章內容，強調獨立媒體不一定要追求客觀中立，而是假定對某個議題有興趣的讀者會自行去觀察不同立場的報導，因此獨立媒體實際上應該要帶著立場去把一個問題講清楚、講明確，將主流媒體以外的聲音表達出來、記錄下來，那就完成了使命及任務。至於獨立記者的寫作困境，志偉指出目前已有像「在場·非虛構寫作獎學金」這種項目提供寫作者訓練資源，《莽莽》未來也會策劃針對初階寫作者的公民寫作培訓記錄坊或工作坊，作為支持寫作者的行動。
　　在過去的中國公民行動當中，藝術時常被作為運動的工具之一，2015年的「女權五姐妹」事件便是一起令人印象深刻、結合藝術的女權行動案例。對於中國行動者而言，以藝術作為運動工具的特殊性在哪？又為何如此常被採用？鄭宏彬及王楚禹認為有兩個原因，首先是藝術提供了幽默、震撼、易理解的感知路徑，能夠讓一般民眾更願意響應；其次，過去中共沒有將藝術視為可能的抗爭工具，而且許多藝術家是在前線公民行動者（包括勞工運動者、女權運動者及維權律師等）被捕之後才走出工作室到社會現場工作，因此至今還能夠被看見。海月則提出，由於藝術是具有想像力及創造力的力量，因此更容易為自己、他人和社會進行創造性的破局，學會表達、創造可能；再者，藝術所附帶的公共性、協同性與感染性，三者的交織能為社群帶來更廣泛的行動、社群內部的療癒，以及更多的交流與對話，可以突破異溫層的牆壁和偏見。
　　綜上所述，四位中國公民行動者的經驗，呈現出有別於傳統公民行動的多元面貌，他們或藉由媒體寫作，或結合藝術的行動，表達自身對中國社會與行動者社群的關懷和反思，所付出的心血使人敬佩之情油然而生。然而，他們在行動過程中或之後所可能承擔的政治風險，也不容我們小覷。有關於中國公民行動者，甚或是中國研究者應如何在行動過程中或之後維護人身及資料安全，仍有待未來更進一步地討論。

圖1：堅果兄弟在北京798藝術區設立的農夫山泉超市，旨在凸顯出陝西榆林某村莊的飲用水汙染問題（來源：微信公眾號「色彩房」文章《農夫山泉往事》）

圖2：《莽莽》雜誌第二期。每期文章供讀者免費線上觀看，另也可於各國特定通路購買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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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王楚禹所指的應該是藝術團體「星星畫會」1979年9月27日於北京中國美術館外圍欄上所舉辦的第一屆「星星美展」，展品的風格及內容前衛，不符中共當時宣揚的美學規範。這場展覽遭到公安取締後，星星畫會成員便與北京各民間刊物負責人組織在天安門的示威遊行。詳見攝影師池小寧拍攝的《星星美展紀錄片》，或見Andy Cohen，2020，〈池小寧和他偷運得來的攝影機〉，M+雜誌。https://www.mplus.org.hk/tc/magazine/the-story-of-chi-xiaoning-and-his-smuggled-cam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