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期[研討會紀要] 另一種公民社會的可能？運動策略、價值與倫理

活動日期：2024年05月31日
發佈日期：2024年11月29日
主持人：沈秀華（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與談人：黃長玲（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紀要：羅琪玟（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暨中國研究學程舉辦「離散中的中國公民運動：性別、世代與多元力量」研討會，最終場邀請到不同世代、關注不同議題，在不同地方、以不同形式參與公民社會的行動者，分享各自在參與和行動過程中的價值、衝突與思考。

「經驗傳承」或「指手畫腳」？
        台灣作為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可以對中國公民社會提供什麼樣的價值或支持？長期關注中國公民社會的台灣工作者小布，分享了工作過程中經常面對「提供經驗協助」與「尊重主體意識」的衝突。
        小布首先提到，中國公民社會在遭受長期打壓後容易有「經驗斷層」。面對經驗斷層，通常會透過外在環境，包括中國流亡海外的前行動者及他國海外行動者，協助傳承、提供或保持經驗。
        不過，一方面中國國內近年變化迅速，一兩年沒有關注，經驗就未必能再傳承；另一方面，小布也直言「台灣經驗對中國的公民社會，絕大多數的狀況下，應該是沒可能有參照的價值，講白話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因此，在工作過程中，尊重中國行動者的主體意識及價值選擇更為重要。傳承也好，尊重也好，兩者在實際執行時都存在高度緊張——「傳承」多了，就是「指手畫腳」。那麼，傳承的意義是什麼？比起切實地給予什麼行動上的建議，小布認為，讓行動者知道每個世代都有許多不考慮自身安危、願意站出來的人，自己並不孤單，對行動者而言就是重要的鼓舞。
        「風險意識」也是小布認為在行動上需要特別留意的部分。小布以白紙運動為例指出，某些行動者並不知道自己可能面對的是什麼，「一股熱血就做了下去，等到他要承擔這個後果的時候才發現，原來這個後果這麼的強。對我來說，其實聽到這句話我就覺得滿悲傷。」但這之中也存在兩難，一方面需要透過經驗傳承讓初階的新進行動者知道，如何評估風險、如何保護自己；但一方面，「如果講得太具體太直接，他是不是就會離開？」不僅如此，小布也提醒所謂的風險意識，除了控制風險，「評估風險」更加重要，但卻較少被討論。比如，在行動過程中戴上口罩，可以降低風險保護自己，然而這並不是風險評估。又如有些人自身的安全意識足夠，卻因為他人安全意識不足而受牽連。小布指出：「保護自己，同時也是保護自己的夥伴。」總的來說，讓行動者了解參與或組織行動可能會有什麼風險，進而自行選擇並承擔，無論在倫理或價值上都是重要的。

「白紙」的另類解讀與價值形成
        現居美國的Kevin，以白紙運動開場。他以民眾高舉白紙為例，說明中國公民社會「去政治化」的影響：雖然高舉白紙有抵抗言論審查的特殊意涵，但換個角度來看，這可能也是對於「我們想要的是個什麼樣的社會？」、「我們反對的是什麼？」等價值的缺少討論。「另一層意義上來說，你真的要大家在上面寫你要什麼，大家不一定真的能寫出要什麼。」這個情況與中國政治光譜的混亂也有關聯，Kevin以過去接觸的中國勞工NGO經驗指出，有些中國勞工機構的人員甚至主張「中國勞工的問題主要就是政府太強大，如果我們讓市場更強大，勞工就可以有保證」。
        不過，2020年美國Black Lives Matter反種族歧視，以及近期聲援巴勒斯坦等運動中，海外留學生從事件中受到刺激和啟發，漸漸思考屬於自己的政治與社會價值。這些價值並不是表層的，是否要反種族歧視、是否要支持巴勒斯坦，而是應該有更深的思考與意涵。
        Kevin也指出，由於中國國內不太有公開談論政治的空間，使得許多離散社群對於「如何溝通」感到焦慮。常見的情況是，發現想法不同就不聊、不溝通，或者是以爭吵來溝通。Kevin笑稱：「至少我的經驗中，我從來沒有因為一個爭論把別人說服過。」那麼，應該如何溝通？溝通通常有兩個目的：其一是「聆聽」，想要了解對方的想法；其二是理解組織者的立場。Kevin認為，溝通未必是觀點上的說服，而是可以聊聊組織方式等，將「非同溫層」的人帶入同個社群中。

自由與歸屬的矛盾？
        《莽莽》雜誌的成員Yizhen，在學校中曾經接受過社會科學的訓練，對於學院與社會行動場域間的斷裂有強烈感受。Yizhen經過探尋與摸索，梳理出屬於自己的答案：「各種的行動方式，拆分開來可能涉及到你想要覺察出一個議題或者問題，也包括對我們研究對象或者是致力於受益群體的觀察和理解；針對行動的部分，可能有包括對實證證據的挖掘，和可能的解決方案的回答總結。」這個思考，既是研究框架，也是行動思維。
        相應的，作為行動媒體，與其他行動者／研究對象間不免仍有距離。Yizhen經常感覺到自己和行動者間的立場並不相同，例如：行動者可能會有個「宣言式的口號」，《莽莽》雖然也有這個成分，但更多的是拉開距離，提供「獨立思考」的可能。然而所謂的獨立，其實也帶著主觀濾鏡。Yizhen解釋：「研究者或者媒體報導者，並不是一個反映外在現實的東西就是完完全全的呈現，但正因為有那樣一個折射，讓光折射進來的角度，那個角度才足夠珍貴。」
        那麼，這類的行動帶著什麼樣的價值？Yizhen表示，離散所帶有的「流散」與「流動」意思，隱含了在全球行動網絡下走到哪裡都可能有你的夥伴，有可能接觸到多元的議題，同時也可能得面對「追求自由」與「尋求歸屬感」的張力。「『自由』對應的是學術，或者媒體，或者嘗試用語言去卯釘在很多想法裡面，卯釘我自己的一種『沉思』狀態；那『歸屬』，當我與他人建立對話，我找到共鳴、找到很共同的價值，那這個其實是『行動』對話所帶來的。」兩者雖然同樣重要，但狀態的切換需要經歷許多心理上的波動，需要不斷探索並尋找內在思考與外在行動的平衡。

堅持對威權的反抗
        呂頻以「想去改變在威權和性別壓迫的制度下的『人的命運』」說明自己投身女權運動的初衷。在威權／極權體制與父權體制交織下，女性的生命沒有意義，身為女性不會有任何成就，只能回到自己的生活中，遵循女性既有的命運，呂頻不甘於此而進行反抗：「（女權運動）它讓我感到了自由，它讓我感到了自我實現，以及它可以讓我不斷學習。」
呂頻接著提及過往的天真：「我對女權運動有所有浪漫的想法，我覺得這就是一群最理想主義的女人所組成的，最友愛平等的這個文化，而我就是願意被這個目標所推動著。」在這個想像下，「當我們的國家要打壓我們的運動，要讓我和我朋友相互就離散的時候，那麼我的承諾就是，不管在哪，我就是要去建立這個運動，並且和我的朋友們在一起。」呂頻看似雲淡風輕地講述過去曾經的執念。然而，面對女權主義內部分裂，尤其親身經歷最親密朋友的疏遠，以及參與者過度將自身的問題投射於運動當中，皆可能傷害運動組織者。呂頻希望做一個「正直的人」，同時面對保護自己及不把自己的脆弱投射到夥伴身上的難題，領悟到「小事追隨理性、大事追隨心靈」。
        「女權運動有很多人想參與，但女權運動的組織者卻是這麼稀有。」身為一個「沒有回報，又可能承擔更多風險」的組織者，對個人而言並非基於理性的最佳決策，但呂頻仍然持續尋找更多的組織者。面對離散狀態是否轉向關注在地議題，呂頻也提供不一樣的思考：「加入民主的活動已經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而能夠堅持對威權反抗的人可能就比較少。」基於自身對於生命的需求，呂頻選擇堅持反抗威權，同時也保留空間「我覺得這個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選擇。」

素樸的渴望與行動
        黃長玲曾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與「台大婦女研究室」召集人，首先提及曾經考慮踏入中國性別研究領域，但先後因為「反送中」和COVID-19疫情爆發而無法進入。不過，過去曾於世界婦女大會及福特基金會支持下，以演講、培訓等方式與中國學界交流互動。這些活動雖然看似面對學界，過程中經常遇到參與者在提問環節請教非知識性、更為實務的問題，例如：課程中怎麼和學生互動？開課的時候怎麼避免學生負面的舉止？遇到某種情況時應該怎麼做？黃長玲在這樣的過程中，感受到中國民眾想讓中國社會變得更好的「素樸」渴望。因此，每當面對宣稱「什麼樣的人民有什麼樣的政府」時，黃長玲會開玩笑地表示，實際上那只適用於民主與民選體制下，因為民主就是「有一半的人自作自受，另外一半的人就池魚之殃」。沒有人喜歡活在威權／極權體制下，以此形容今天的中國，對中國民眾並不公平。
        對於行動議題，黃長玲表示絕不鼓勵任何人去當「烈士」，但可以有當「鬥士」的決心：「體制就是銅牆鐵壁，可是牆倒眾人推，有力氣的時候就多推兩下，沒有力氣的時候就稍微休息一下。不要停、一直做。」黃長玲接著笑稱，呂頻是中國女權主義的第一健筆，20年來第一次看到她的天真與低士氣。黃長玲認為，行動過程中一定會有「運動傷害」，無論是勞動或性別運動，參與者都是平凡的人，「平凡人有平凡人的喜怒哀樂，平凡人有平凡人的各種優點、缺點。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我很想要講，不用針對自己太嚴苛，但是也不用對別人太嚴苛。」
        面對經驗斷層的焦慮，黃長玲以閱覽百年前中國女性雜誌的經驗指出，當時雜誌中討論的問題就和當前討論的問題相似，例如：「什麼男人都不做家事，什麼育兒負擔。當時看到的時候，我真的有一種超寫實的感覺。」又如2014年台灣太陽花運動中學生占領國會，其實早在民國初年中國婦運者為了爭取參政權，就曾揚言要「武力攻打國會」。黃長玲認為：「沒傳承才是常態。為什麼？因為這是人性，人會關心自己的處境。」然而也不必過於擔心，「我們沒有解決的問題，今天只要我們還想追求一個公義的社會，總會有人想要出來解決。」當前最重要的目標是集結，而且要「一直做，不要停」。

結語：「離散」作為另一種公民社會的可能？
        遭受嚴厲打壓之下，「離散」似乎成為某種不得不然。新一代的行動者為了維繫社群，將社群內部的「療癒」視為社群培力與建立信任的重要基礎。來自香港的小草回應，有些行動者過於簡單地將社群工作理解為心靈療癒的支持網絡，強調：「我們在意情感勞動的價值、我們在意care的價值，所以我們願意為這個社群內的其他成員去付出情感勞動，而不僅僅只是把行動者工具化。」Yizhen高度肯定社群內給予care，尤其當經歷過緊密聯繫的共同體解體時：「需要把自己放在一個運動的情景中，可能需要在它之中去回溯我自己在習得這一切之前，就感受到了和他人和世界的關係，我覺得是能夠從中看到我內心的衝突是怎麼演變的。」此外，即便每個人的節奏不同，都是珍貴的探索過程。呂頻則提醒，面對社會運動的殘酷與有限能量，對個人的療癒必須有所節制，「否則會把這個運動變得私人化」。
        最後，離散狀態下行動者何以認同？一位過去在香港關注中國女權運動，現已移居台灣的與會者，表達了自己在離散狀態下的認同迷茫與痛苦：「我其實已經找不到那個所謂身分，究竟是有一個邊界、有一個地域，像一個地方的公民社會運動？還是一個已經跨越地域的、一個全球，我們常說我們去抵抗一個全球的反性別運動？」Yizhen嘗試以「我在做什麼，就是什麼」回應，表示自己也正以「我在行動」作為行動、社群與信任的依憑。面對行動社群的聚散，呂頻則回應「接受他們的離開，但是我在這裡，也許他們會回來」。
        離散狀態或可作為「另一種公民社會」的可能，但與會者觀察到，當社群遭受的外部打壓愈趨嚴酷，社群內部對待彼此的方式也經常愈加殘忍。在這樣的情況下，同時面對來自社群外部與內部的壓力，使得離散社群與行動者網絡顯得更加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