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期[工作坊演講紀要]中國問題：八個世紀的幻想與恐懼

演講日期：2025年2月18日
發佈日期：2025年5月29日
講者：孔誥烽（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及高等國際研究學院韋森費特政治經濟學教授）
紀錄：雙子座（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

    
*演講根據講者即將出版的新書：https://www.cambridge.org/core/books/china-question/C15B207366F98DC034ED279435A8CCCA 

　　本演講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孔誥烽教授主講，剖析西方世界長達八個世紀以來對中國認知的變遷。孔誥烽指出，自馬可波羅時代以降，西方對中國的想像長期在兩種極端之間劇烈擺盪：一是將中國理想化，視為道德、經濟與治理的典範；另一則是妖魔化，視為對西方價值構成威脅的異教國度。

理想化的中國形象vs妖魔化的中國形象
　　孔誥烽追溯此一「幻想與恐懼」交織的歷史軌跡，檢視不同時代的關鍵論述，包括：耶穌會士與詹森主義者的對立觀點、啟蒙時代的崇中派（如伏爾泰）與恐中派（如狄德羅）、浪漫主義與科學種族主義下的漢學研究、Max Weber受特定漢學家（如James Legge、J.J.M. de Groot）影響而形成的亞洲宗教論述，以及馬克思受孟德斯鳩、黑格爾、英國殖民報告與俄國民粹主義啟發而建構的「亞細亞生產模式」和「東方專制主義」理論。
　　孔誥烽強調，這些看似對立的極端想像，實則常被西方菁英用以服務其內外政治目的，例如理想化的中國形象可用於批判自身統治者的不足，而妖魔化的中國則可作為外部威脅，轉移國內矛盾焦點。此種「東方主義」式的認知框架，並非單向由西方強加，亦涉及中國內部的回應與挪用，例如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對西方自由主義的反思，以及新儒家學者（如杜維明）對儒家思想的現代詮釋，乃至於當代中國崛起後出現的強化版「自我東方化」（Self-Orientalism）現象。
　　孔誥烽認為，理解這些認知變遷的關鍵，在於將其與宏觀的政治經濟結構轉變聯繫起來。他批判Edward Said以降的東方主義理論未能充分解釋這種在理想化與污名化之間的週期性擺盪，並且在演講最後呼籲，應該透過更開放的辯論與對話，正視這些認知框架背後的政治經濟動因，才能超越幻想與恐懼的兩極化思維，建立更具反思性、更貼近現實的中國認識。

　　孔誥烽首先闡述個人的研究動機，源自25年前對文化研究、後殖民主義及Said東方主義理論的涉獵。他認為Said雖深刻剖析西方對中東的再現，但較少系統性地探討西方學術界對中國的知識生產史，特別是自耶穌會士以來的演變。接著，孔誥烽對比了印度學（Indology）的研究，說明西方學術如何建構並固化「印度教」作為印度本質，並且影響當代政治。相較之下，西方對中國的再現研究雖多，但常聚焦於藝術、文學等領域，較少關注學術知識的建構。
　　孔誥烽的核心論點是，西方對中國的認知長期在「幻想」（fantasy，理想化）與「恐懼」（fear，妖魔化）兩種極端之間週期性擺盪。這種擺盪並非線性進程，而是反覆出現，且與西方自身的政治經濟脈絡及內部需求密切相關。孔誥烽引用當代例子，如Donald Trump在2008年稱讚中國建設效率高、無視環評法規，值得美國學習；以及英國商人Lord Alan Sugar在2015年揚言若工黨勝選，他寧願搬到中國，顯示近年西方菁英圈中對中國模式曾存在的某種幻想。
　　在方法論上，孔誥烽借鑒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field theory）與Randall Collins的知識社會學，強調應將學術場域（如漢學／中國研究）中的觀念變遷，與更宏觀的政治、經濟場域的變遷聯繫起來。他主張分析不同知識生產者的網絡、背後的贊助者（如法國路易十四皇室資助藝術家製作描繪中國皇帝、理想化中央皇權的掛毯，以宣傳其中央集權目的），以及重要學術著作如何在特定時代背景產生影響力。此外，孔誥烽也指出，隨著近代資料數位化與 AI 翻譯技術的進步，將使人們更廣泛地接觸原始文獻，並有利於學術研究。

歷史脈絡中的幻想與恐懼擺盪
　　孔誥烽指出，Marco Polo的遊記塑造了西方對「契丹」（Cathay）或「蒙古」（當時歐洲常混稱東亞民族）富庶文明的幻想，甚至暗示統治者忽必烈有意皈依基督教，迎合了當時天主教會聯合東方夾擊穆斯林的「地緣政治幻想」。相對地，本篤會修士Matthew Paris則將蒙古人描繪成源自「以色列失落支派」的撒旦力量，反映了歐洲面對蒙古入侵的真實恐懼，並與反猶主義結合。這兩種極端觀點——潛在盟友 vs. 撒旦威脅——奠定了後世觀看中國的二元模板。
　　耶穌會士為提升自身地位及傳教需要，系統性地研究並美化中國。他們將中國古代描繪成認識「真上帝」、實踐高等道德的社會（如Lecomte），甚至宣稱中文是亞當的語言、儒家典籍印證上帝存在，將孔子視為「古代的天主教徒」。這種理想化的中國形象，被Voltaire等啟蒙思想家借用，批判歐洲君主專制，將中國描繪成法治、開明、近乎民主的典範。直到18世紀晚期，Diderot等人開始強烈批判中國的社會陋習（如殺嬰、腐敗、文字獄等），展現從「崇中」到「恐中」的劇烈轉變，而孔子形象也從理想紳士變為醜陋樣貌。早期漢學家如Legge最初延續耶穌會士觀點，將儒家與基督教相提並論。到了19世紀末，他的觀點卻發生180度轉變，開始批判「儒家提倡復仇」、「道家反智」，認為中國文化充滿迷信、不理性，在西方文明衝擊下必然崩潰。孔誥烽分析，此轉變與當時歐洲「科學種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興起及帝國主義擴張的時代氛圍有關，大學贊助亦轉向服務國家。荷蘭殖民官員兼學者de Groot也曾經歷類似轉變。Weber關於中國宗教充滿「巫術」、缺乏理性、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論斷，主要的訊息來源正是Legge和Groot晚期的負面評價，用以反襯新教倫理的獨特性。
　　馬克思提出的「亞細亞生產模式」與「東方專制主義」理論，描述了專制國家控制水利、基層為自給自足的農村公社，其思想來源包括孟德斯鳩（強調專制壓迫）、黑格爾（視亞洲為專制舞台）、英國殖民報告等。有趣的是，馬克思本人對此模式的態度亦有轉變，從早期（1853年）批判為東方專制的基礎，束縛心智，到晚年受俄國民粹派影響，對農村公社產生某種欣賞，認為是反資本主義，有助建立社會主義的正面力量。

20世紀的挪用與「自我東方化」
　　20世紀初，美國政治學家Frank Goodnow擔任袁世凱顧問時，運用種族主義論調聲稱中國人因語言文字複雜而「智力較低」，不適合民主，需強人統治。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則明確反對西方個人自由觀，強調犧牲個人、服從領袖是中華文化精髓，若追求個人自由將淪為「吉普賽人」。這顯示中國政治菁英如何挪用（或呼應）西方東方主義中關於中國文化特質（集體主義、服從）的刻板印象，論證威權統治的合理性。《中國之命運》曾被美國情報單位視為中國版的《我的奮鬥》，體現了蔣的法西斯思想。¹ 
　　源自韋伯思想的美國戰後現代化理論，視非西方文化為傳統、非理性與阻礙發展，費正清等學者將此應用於中國研究。此理論亦影響美國對外援助的政策，例如在台灣推行「掃除傳統文化」。孔誥烽以《豐年》雜誌為例，說明其早期（1950年代）在美國新聞處協助下，曾大力宣傳科學理性，批評祭祀、中原普渡等傳統習俗，反映了當時菁英以現代化之名改造本土文化的思維。不過，孔誥烽也提到《豐年》雜誌後期（1970年代）態度有所轉變，開始欣賞和推廣農村本土文化。

當代的「自我東方化」與學術警示
　　孔誥烽指出，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一種「自我東方化」現象浮現。除了西方商界菁英（如前述Trump、Sugar）和部分學者（如Martin Jacques）再次將中國描繪成更有效率、更優越的模式，值得西方學習，忽略了代價，並重拾集體主義、威權效率等刻板印象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國官方近年大力宣傳的論述，例如將抗疫成功歸因於文化集體主義優越性、中華文明五千年未斷、中國模式是「另類民主」等，都是這種「自我東方化」的體現。中國選擇性地挪用西方歷史上對中國的描述，將其本質化與固化，以論證政權合法性。俄羅斯普丁智囊Alexander Dugin的「歐亞主義」也呼應了此種重拾19世紀東西方文明對立的宏大敘事。孔誥烽認為，香港實施國安法後，香港中文大學巧合地關閉了冷戰時代起為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和中共提供重要支援，促進中國與外國學者進行開放交流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同時卻舉辦了一個推崇耶穌會士帶著宗教幻想理想化中國才是正確研究中國和東西方交流模範的展覽，暗示了知識生產與政治風向的關聯。
整體而言，西方學術界的中國研究在過去數十年中努力進行「去東方化」（de-orientalization），發展出更批判、反思、複雜的研究視角，超越簡單的「幻想／恐懼」二元論與文化決定論。然而，當前由中國等國家力量推動的自我東方化論述，挾其龐大資源，正試圖重新強加那些已被學界摒棄、過度簡化的19世紀東方主義刻板印象。孔誥烽在演講的最後提出示警，認為這種由官方推動、本質化的「中國故事」，對得來不易的學術進展構成威脅。西方學者可能因為研究審查、經費等現實考量，或者不經意間受到影響，重新陷入東西二元思維，或將簡化的文化特質視為解釋捷徑（如過去經濟社會學流行用「關係」（guanxi）概念來解析中國經濟起飛），從而損害中國研究的批判性與複雜性，學界同仁需要對此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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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希特勒於1925年出版的自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