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期[工作坊演講紀要]香港如水革命的集體臨機應變
38期[工作坊演講紀要]香港如水革命的集體臨機應變
演講日期：2025年4月14日
發佈日期：2025年6月13日
講者：何明修（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
紀錄：王政霖（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演講根據講者出版的新書：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F01a956176?loc=M_br_60nq68yhb_D_2aabdc_B_2
本次演講以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何明修剛出版的學術著作BeWater: Collective Improvisation in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Protests為基礎，聚焦討論香港「反送中運動」經驗中的特殊性。何明修從獨特的「行動者取向」（agency-based explanation）出發，試圖解答為何傳統社會運動理論難以預測此類大規模、去中心化抗爭的爆發，同時深入分析在這場「無大台」的運動中，行動者如何展現出驚人的「集體臨機應變」（collective improvisation）能力。演講中不僅回顧反送中運動的緣起、發展與挑戰，更探討了情感在其中的關鍵作用、象徵文化的展演、海外港人社群的形成，以及《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社會運動樣貌的轉變。
《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引爆「反送中運動」
何明修首先回顧反送中運動的緣起。2019年，香港政府以處理一宗涉及港人、發生於台灣的凶殺案為由，提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理由是台港之間未建立引渡機制。然而，條例中將台灣界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在港人眼裡看來，修法意圖是為了將港人送至中國受審，並且嚴重衝擊「一國兩制」下原有的司法防火牆。
另一方面，根據香港民主委員會（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HKDC）的統計，截至2025年3月，香港的政治犯人數已達1,900名。香港過去的社會運動過程中亦發生多起死亡事件，包括自殺抗議，以及一些死因存疑的案例，使社會抗爭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之下。
2020年初爆發的COVID-19疫情，以及隨後的《港區國安法》立法，接連對社會運動造成巨大打擊，後者更被港人視為「一國兩制」的終結。在此之後，香港公民社會迅速萎縮，反對派消失、公民團體解散、政治領袖入獄或流亡。何明修藉此點出歷史的反諷：香港從昔日革命家的避風港，變為今日難民的輸出地。
集體臨機應變
何明修的研究旨在解釋傳統社會運動理論，例如側重政治機會、資源動員等結構分析，何以無法預測反送中運動的規模與爆發，並且強調「行動者」意志與覺醒的關鍵性。他探問如何理解反送中運動無大台的去中心化模式，亦即沒有明確的領導核心，並且反思既有文獻中「技術決定論」過度強調社媒作用與「水平式民眾自發論」的不足。
何明修因此提出集體臨機應變這個核心概念。此概念基於「行動主義取向的社會學」，強調從行動者本身尋找變革動力，何明修將此擴展至集體層次，定義為一種由同儕生產的、事前未經協調的策略性回應──身處各地、擁有不同技能與資源的個體，在共同目標（如「香港有難」）的驅動下，各自的分散行動在相互協調下產生了巨大運動能量。集體臨機應變的發生，需要廣泛民意支持及行動者自身的轉變，例如汲取教訓、強烈情感驅動等。何明修亦提醒，此說並非否定所有組織或領導角色，某些既有人物與組織仍在運動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並且也會臨機應變。
「集體臨機應變」的實踐：人鏈
2019年8月23日的「香港之路」人鏈活動中，大約有21萬市民自發組成50公里長的社會行動。活動中沒有單一發起人，當消息在連登討論區1發布後，各地區團體透過Telegram等工具自發協調人流，確保活動的線性呈現。這項活動後續更啟發了校園人鏈等行動。何明修認為，這個案例完美體現了集體臨機應變，尤其是融合線上線下協作、在地知識運用及匿名網絡動員。
行動者的心態轉變、情感連結與網絡運作
何明修強調，理解運動的韌性必須關注行動者的深刻轉變與情感的驅動。許多港人從昔日的「港豬」轉為積極參與者，對「和理非」2原則及使用暴力的看法亦發生轉變。2014年的雨傘運動為此埋下伏筆，當時的想法與實踐，如連儂牆雛形、「撐小店」等，在2019年得到擴展，如黃色經濟圈。一系列的死亡事件，尤其是梁凌杰3逝世，也持續塑造行動者的抗爭意志。
「罪惡感」與「內疚」是強大的情感動力。何明修以訪談案例指出，有退休人士後悔昔日只顧賺錢，挺身積極支援年輕人；有抗爭者因為未能救助同伴而自責；亦有人因為個人因素無法上前線而愧疚。這些深刻的情感轉變，是促使個體投身運動的關鍵。
在這場社會運動中，人際網絡支撐著高風險抗爭。前線抗爭者往往基於既有熟識關係（如同事、同學等）組隊行動，而被稱為「家長」的中產階級則提供物資、住宿等後勤支援。Telegram等線上工具雖然在訊息傳播、行動協調（如「放學」接送、祕密醫療求助）中扮演關鍵角色，但其運作仍高度依賴線下信任與人際關係，以應對警方監控。
抗爭模式的動態演化
何明修針對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間，大約1,700件抗爭事件進行分析，並將事件分為和平（65%）、擾亂性（28%）、暴力（7%）三大類，其中最常見的行動為擋路、唱歌、遊行，而「威脅性事件」，如示威者自殺、條例擬二讀等，尤其容易觸發抗爭高峰。總體而言，抗爭強度呈逐步升級的趨勢。
反送中運動發生的多數行動皆無明確的主辦方，再次印證了無大台的運動特徵。抗爭區域從傳統核心區向各地擴散，實現「遍地開花」，此為汲取雨傘運動教訓，試圖消耗警力的策略。然而，新的抗爭手法在2019年6至9月大量湧現後趨於停滯，同年年底運動動力減緩，尤其在大學衝突發生之後。
此外，數據分析亦顯示，在反送中運動初期，「和平」與「暴力」手段呈正相關，即「和勇互補」，但隨著運動發展，尤其在中後期，兩者關係轉為負相關，即暴力多則和平少，擾亂性行動增多則純和平集會減少，清楚勾勒出從「和勇不分」到「和勇分家」，以及暴力行動逐漸邊緣化的過程。
無大台下的組織角色與文化展演
何明修指出，儘管運動強調無大台，並且瀰漫反領導情緒，如黃之鋒出獄發言一度遭噓，但既有組織（如民陣、職工盟）和代表人物（如黃之鋒）仍在特定層面（如發起大型合法遊行、國際連結）發揮關鍵作用。傳統NGO面臨決策慢、失敗需問責等局限，相較之下，臨機應變的網民行動失敗成本較低。因此，部分組織亦採取「化整為零」，如職工盟支持各地罷工，或者努力轉型等應變策略，如學聯資源轉至HKDC從事國際遊說。又如黃之鋒憑藉國際知名度，扮演了「無任所大使」的獨特角色。總而言之，不能簡單以「無領袖」來概括這場運動。
反送中運動中，充滿豐富的象徵符號與文化展演。廣泛使用的新詞彙，如「手足」，代表新的集體認同，至於各類「宣言」，如金鐘宣言、臨時政府宣言等，仿效歷史文獻且具儀式性，若從「語言即行動」角度來看，是在展演社群共同體想像。聯署聲明也從學校擴展至各專業團體，如臨床心理師、動漫迷等，除了表達支持外，亦是各群體宣示自己屬於「香港人」共同體的方式。
此外，實體抗爭的象徵意義濃厚。例如，抗爭者在獅子山掛直幡、搬運女神銅像、中秋點燈等，象徵意義遠遠超過實際宣傳效果。「和你唱」亦成為本次運動中常見的抗爭劇碼。抗爭歌曲《願榮光歸香港》由抗爭者集體創作，並且在各商場中庭傳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最終形成強大的「想像共同體」體驗。另外則有大量圖像文宣致力於「美化」運動，提供反送中運動合理解釋，製造出「這裡真的有暴力嗎」的叩問，並且在街頭行動逐漸減少的反送中運動後期，持續呼籲理念與鼓舞士氣。
海外連結與新離散社群的挑戰
香港反送中運動一開始即具國際面向，並且催生了新的香港離散社群。由於《逃犯條例》有許多海外人士受波及，反送中運動早期即注重爭取國際支持，例如前往各國領事館前抗議，全球多地亦有同步聲援活動。何明修指出，此次運動「創造」了新的離散社群，而不是由既有社群發動本地抗爭（如法國、瑞士的港人組織案例）。
海外港人運動亦面臨挑戰，包括：中國海外鎮壓能力增強，例如遭到「小粉紅」攻擊事件時有耳聞；在特定國家遭遇當地華人社群壓力；西方民主體制兩極化，既可能吸引「錯誤朋友」（如美國右派擁槍論者），亦可能遭遇「坦克派」左派的誤解（如認為是CIA操弄）。香港議題似乎成為各方投射自身立場的鏡子。
後國安法時代的運動形態與未來展望
在《港區國安法》訂定後，香港的大規模街頭運動逐步停歇。何明修認為，潛伏結構、日常抵抗等既有理論不足以完全描述後國安法下的香港，他觀察到運動元素仍以不同形式存在，更具「積極性」與「療癒性」。例如，發展另類媒體，尤其是海外資訊平台、在地社區報，以保存記憶，堅持以獨立書店作為文化空間，進行法院聆聽與在囚人士支持（如寫信教學）。他將此類行動定義為「後動員行動主義」（post-mobilization activism），是社會運動研究較少關注的形態。
何明修總結指出，反送中運動是一場跨越多重界線的集體臨機應變運動，其文化創造力堪比涂爾幹所說的「集體亢奮」，，至於將運動中的鮮活語言（如無大台）進行社會學轉譯，身為學者責無旁貸。他再次強調自身研究取向從「結構主義」到「行動社會學」的轉變，因為無大台抗爭已是全球常態，如Black Lives Matter、白紙革命等，香港經驗具普遍啟示意義。
展望未來，何明修認為香港現狀嚴峻，國際關注亦有減退。他引述六四後海外民運（負面）及海外台獨運動（正面，但歷時數十年）為歷史參照，提醒流亡政治的長期性。最後則回到行動者視角，認為未來變數雖多，但關鍵在於「香港人的想法」——若追求民主之心不死，則一切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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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港的網路論壇，正式名稱為LIHKG論壇。
2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簡稱。
3反修例運動中第一位在示威現場身亡的抗爭者，得年3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