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期[工作坊演講紀要] 許成鋼談「當代中國的探索歷程」
演講日期：2023年12月7日
發佈日期：2025年12月11日
主講人：許成鋼（美國史丹佛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撰稿人：王致凱（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編按：2023年3月15日，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邀請許成鋼教授線上演講。講題為「中國極權主義的制度基因」，由本中心執委、合聘教授林宗弘老師與談（演講紀要可參見本通訊第35期，頁104-107）。同年12月，許成鋼教授訪台，在清華大學台北政經學院擔任客座教授。2024年起，每年秋季為研究生授課，並在台灣各學術機構演講，深入論述「制度基因」觀點。2024年11月，專著《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銷售量和討論度都很高，成為台灣學術界及出版界一大盛事。

而2023年，我們也已留意到，「制度基因」作為體系宏大、豐富的分析架構，許成鋼教授個人的經歷、思維及方法，自然值得關注。從而鎖定2021年出版的文集《探索的歷程》，於2023年12月7日邀請許成鋼教授蒞臨清華大學社會所，親自闡述學術思維及方法。演講至尾聲，「制度基因」架構呼之欲出。由於內容精深，紀要不易充分展現精彩完整原意，但期盼引起好奇興趣，一窺社會科學思維方法之堂奧，也增進閱讀理解許成鋼著作的知識基礎。

什麼是理論？什麼是科學？以物理學為起點

        許成鋼的父親許良英先生，是近代中國知名的物理學家、科學史學家。由於家庭背景的緣故，許成鋼在早年自學經驗中，即對物理學、物理史跟科學哲學有所著墨。他自述對於方法論的見解，最關鍵的起點，是早年曾花大量時間學習物理學，這也開啟了他日後以物理學的方法去思考經濟學，並體察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異同之處。

        其中，許成鋼自認「牛頓與愛因斯坦」是對自己影響最大的兩位物理學家。對他而言，愛因斯坦雖然顛覆了牛頓，但從方法論來講，愛因斯坦的工作性質其實是重複了牛頓的研究方法。許成鋼解釋：從馬克士威（James Clerk Maxwell）發展出的方程組（Maxwell's equations）統一了電學與磁學理論，並預測了電磁波的存在以後，愛因斯坦首先即看到，馬克士威方程組存在違反了牛頓物理學的部分。但與當時物理學家不同的是，愛因斯坦為了尋求解釋，他非常認真的去閱讀牛頓的原著。除了去釐清牛頓原著以外，也去看牛頓是怎麼構建這個理論，以及目前理論又遇到了哪些問題。愛因斯坦因此以相似方式，從這些破口中去另起爐灶，並發展出狹義及廣義相對論。

        在這段物理史的回顧中，許成鋼提示了我們兩個重要的問題：「什麼是理論？」以及「什麼是科學？」。

        「什麼是理論？」對於許成鋼而言，他受到物理學家恩斯特馬赫（Ernst Mach）的影響，這位同樣對愛因斯坦產生巨大影響的物理學家認為，理論就是「最經濟的思維」。許成鋼指出，經驗現象永遠是複雜而且看起來毫不相干的，人們之所以要找到理論，就是要用最少的假設，用邏輯的方法，把一大堆不相干的現象合在一起，以尋求統一的解釋，這叫做理論。而他認為，越是好的理論，越是統一的。許成鋼說明，這是他在去國外讀書之前，就深深根植在腦子裡的思維。而他所想像的社會科學，哪怕做不到，在想像中也應該朝這個方向去做。

        而針對「什麼是科學？」許成鋼強調：科學的起點是「實證的觀察」，而科學的終點是「實證的檢驗」。他認為，科學面對的永遠是「現象」，沒有實證就不是科學。他進一步指出，這也是為何，當人們提到科學時，多數是從伽利略開始去談，而不是從古希臘時期。古希臘人雖然進行了對於外在世界的探索，但他們所使用的思維畢竟不是以「實證觀察」作為起點。許成鋼認為，只有有意識地「以實證的觀察作為起點，並以檢驗作為終點」，這才是科學。另一方面，許成鋼也強調，很多人會將數學與科學混為一談，但數學並不是科學。他說明，數學是人造的邏輯世界，因此可以任意作假設，只要推出來的結果符合邏輯，那就是數學的結果，並不需要去實證。但科學所推出來的東西，不見得就是結果，必定要回到經驗現象中去檢驗。

        回到剛剛所提到的物理史，許成鋼強調，這就是馬克士威的貢獻。很多科學家在他之前，已經零星了解到很多「電」和「磁」的現象，而馬克士威則經由這些實證的觀察作為起點，去發展了出馬克士威方程組，然後預測了電磁波的存在，這也為後來赫茲驗證並觀察到電磁波鋪下了起點。

        總而言之，數學不是科學，而科學需要數學，但卻也並不總是需要。比如生命科學絕大多數的工作，是透過大量的觀察，而社會科學也是如此。但許成鋼也強調，人的推理能力總是有限的，有些時候的確用自然語言就能進行推理，但當現象過於複雜時，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數學能夠幫助科學家推理，的確是很重要的工具。

從機制設計理論談方法論

        許成鋼指出，經濟學從亞當斯密開始，就有意地在模仿物理學的方法。當時雖然他們還不知道如何用數學構建其內容，但到十九世紀以後，經濟學家已經能部分地將經濟學的概念抽象化為數學。到了二十世紀時，朝這個方向的發展非常快速。一直到七、八零年代，這個「用數學去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工作走到頂峰，之後就開始走下坡。從許成鋼的看法，他認為在這段時期，很多的經濟學家一些基本的問題上，混淆了數學與科學的分別。這個時期有非常大量的經濟學理論貢獻，然而，經濟學家只在數學式上說明了這個結果，並未驗證這些推論。回到剛剛所提的，科學的起點是「實證的觀察」，而科學的終點是「實證的檢驗」。這件事情在物理學上，我們只會說他「有待驗證」，而不會說那是物理的結果。這使得經濟科學一度產生了「偏離經驗現象」的偏差。

        在七、八零年代，這套方法大為發展的時候，也正是「賽局理論」（Game theory；博弈論）發展的時候。當時普遍認為，一流的經濟學家都是在做賽局理論。包括許成鋼自身其中一個專業，即是作為賽局理論分支的「機制設計理論」（mechanism design）。機制設計理論最一開始，是來自於三、四零年代時，有關「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大辯論。這場辯論先是由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提出，他否定了社會主義實施的可行性，認為社會主義終究無法解決「資源配置無效率」的致命問題。與此相對地，朗格（Oskar Ryszard Lange）則持相反立場，並從嚴格的數學模型說明了，只要能達到市場均衡，必定能達成「柏拉圖最適」（Pareto optimality），並且兩者在數學上是「若且唯若」的關係。許成鋼說明，許多人看到這個式子，會以為朗格是在擁護資本主義。但恰好相反，朗格認為所謂的市場與所有制沒有關係，在他的模型中，只要企業能在市場上運作，就能達成柏拉圖最適。換言之，企業究竟是國有或者私有，並不會對市場運作的效率產生任何影響。進一步來說，朗格認為，在「沒有市場失靈」的前提下，「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與資本主義是沒有差異的。而當人們進一步考慮市場失靈時，按照朗格的思路，市場社會主義則是更優於資本主義的制度。這套理論也成為了經濟學的基本教科書內容。然而，許成鋼指出，當這套理論成為教科書內容以後，多數經濟學家從未去看過朗格的原典，甚至不知其名，從而忽略了這套理論實際所關心的課題。許多人會以為，有關一般均衡理論的工作是在阿羅（Kenneth Arrow）及德布鲁（Gerard Debreu）的工作下完成的，但其實這兩位諾獎得主是延續了朗格的工作，以阿羅-德布魯模型（Arrow-Debreu Model）闡釋了現代意義的「一般均衡理論」（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事實上，即是將朗格的數學模型拓展到更多的情況。

        許成鋼也說明，針對朗格的理論模型，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指出其忽略了兩個問題。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兩個問題叫做「信息不對稱」以及「激勵機制問題」。海耶克認為，朗格的數學模型將市場中的人過度抽象化，從而忽略了人和人之間所擁有的信息在現實中是不對等的。在資本主義市場上，信息問題之所以有機會被解決，是因為人們關心自己的利益，因此每個個人實際上是經由大量的努力去觀察，並獲得足夠的信息，從而做出對自身最有利的決策。但相對地，在市場社會主義中，制度設計者並沒有足夠的訊息去設計好的制度。另一方面，也因為產權是公有的，制度設計者缺乏足夠的動力去搜尋信息。簡言之，海耶克的批評主要建立於，朗格將個人因私有制而產生的自利動機，以及隨之而來的信息搜尋努力給「抽象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辯論中，赫維克茲（Leonid Hurwicz）因緣際會地在英國、歐陸及美國，先後成為海耶克、米塞斯及朗格三人的學生。許成鋼指出，赫維克茲畢生的工作，即是試著透過「激勵機制的設計」來解決海耶克所提出的問題，也因此開創了「機制設計理論」。其中，赫維克茲的最大貢獻，是在和艾瑞克·馬斯金（Eric Maskin）、羅傑·梅爾森（Roger Myerson）的合作中，將賽局理論引入機制設計理論。他們認為，人們不見得需要一個制度設計者去制定一個計畫，而是需要設計一個滿足「激勵相容性」（incentive compatibility）的機制，去引導裡面的人依照他們的利益去行動。許成鋼即是馬斯金的學生。

        赫維克茲在2007年獲得諾貝爾獎九個月後離世。許成鋼指出，在赫維克茲所發表的獲獎感言中可以發現，他本人非常清楚：實際上機制設計理論最後仍回到了海耶克對朗格的批評點上。也就是說，機制中的每個人事實上沒有理由去信任機制設計者的判斷，除非設計機制的人是全知全能，並且受人們信賴的上帝。總言之，在信息不對稱與激勵機制問題上，機制設計理論仍有其未能克服的課題。

        在說明機制設計理論的發展後，許成鋼隨即向我們提點了方法論的重要面向。他指出，如果經濟學是社會科學，而社會科學對任何理論的判定是「經驗判定」，而不是「理論證明」的話。其實從經驗上，無論是從東歐或者是中國早期改革開放的經驗中，都已經說明了「信息不對稱」與「激勵機制不足」的前提下，社會主義國家必定會出現「軟預算約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s）的問題，從而導致市場社會主義成為行不通的體制。但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七零到八零年代以前的經濟學，過於強調數學推理而忽略實證，大量學者將數學與科學混淆，而使得經濟學多走了不少彎路，最終於八零年代進入死胡同。然而，許成鋼更指出，在八零年代以後，經濟學雖然開始進行實證面的翻轉，但卻又忽略了經濟學的理論。他認為，當代的經濟學已經不再做重大問題的理論驗證與推測，而是從統計學的作法來進行推論。許成鋼強調，統計學是數學，而數學不是科學。經濟學現在多數的實證工作，又落入了統計學的陷阱之中，難以稱之為科學。

社會科學理論的統一性

        演講中，社會所陶逸駿老師向許成鋼老師提出了幾個問題，除了涉及新制度經濟學，以及經濟學與其他學科間的關係以外，更觸及社會科學的諸多基本問題。

        陶逸駿的第一個問題是：「赫維克茲最後所觸及到的上帝視角問題，是否使經濟學的研究引導到權力分配的問題，甚至可能與當代的政治學理論有所連結。」對此許成鋼指出，就學界的運作情況來看，經濟學從八零年代以後，已經出現了大翻轉。以至於當代年輕的經濟學家幾乎已經不看理論，甚至不知道這些曾經的辯論及其背後的重要課題。而作為主流的計量經濟學，實際上就是統計學。再者2007年以降，機制設計理論能雖然有好幾群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者，但其理由已經不是因爲上述辯論與重大課題，而是因這個理論後來發展得相當複雜並且實用，並解決了大量的實務問題，使得有一些人開始認為經濟學已經開始走向類似「工程學」的方向。例如拍賣、腎臟移植的問題，都是透過機制設計理論去解決的。但即使如此，目前的經濟學界並沒有持續去試著解決剛剛所提到的、「信息不對稱」與「激勵機制」這些背後最大的問題。但許成鋼也認為，這個問題的確超出了經濟學的問題。這不僅涉及政治，事實上，選擇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也從來就不只是單純的經濟問題，甚至從來都與政治有關係。但當我們將經濟學理解成只處理資源分配的學科時，實際上，的確會縮窄成技術問題。

        陶逸駿的第二個問題是：「寇斯（Ronald H. Coase）的觀點跟這場辯論是否有內在關聯？」寇斯理論認為，只要產權的配置是清晰的，而交易成本為零，則產權初始的配置並不影響經濟效率。許成鋼說明，這個理論經常被詮釋成：只要當初的產權清楚，那麼所有權並不重要。以張五常為例，他認為中國在土地上實行全面國有制是無所謂的，因爲產權是清楚的，所以人們只要關注交易成本為零即可。許成鋼進一步指出，事實上所謂的寇斯理論，就是一般均衡理論的一個特殊情況，只不過一般均衡理論沒有考慮到產權，而寇斯則告訴我們：在哪些情況下，我們可以不關心產權。但許成鋼點出，真正的問題在於：「什麼是交易成本？」他說明，尤其當我們討論到討價還價所牽涉的成本時，這就牽涉到，「這是不是法治社會？人們為什麼能討價還價？人的地位是不同時，一個人怎麼能討價還價？在中國，一個私有企業老闆能跟黨幹部討價還價嗎？」許成鋼認為，寇斯理論雖然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但並沒有將問題解釋清楚，等於將重要的內容關進了「交易成本」這個黑箱子裡頭。新制度經濟學的另一位巨擘，諾思（Douglass C. North）則引入交易成本概念，並提出相關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理論，以說明制度的演變及其依賴性。但許成鋼說明，當我們非常認真去看待路徑依賴理論時，我們其實難以說明其原因。雖然諾思對此的解釋是，「規模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使得原制度在路徑演變時發揮了效果。但許成鋼認為，實際上有大量的制度問題，尤其當其牽涉到經濟以外的問題時，並無法透過「規模報酬遞增」的理由進行說明，以至於其解釋力相當侷限。許成鋼進一步分享，這也是為何，他這幾年將制度依賴視為一個黑盒子，並試著去將其打開，而提出「制度基因」（Institutional Genes），以作為路徑依賴的解釋。他認為，在給定的制度環境下，人們出於自己利益的考量，有意地去選用並避免拋棄跟自己利益相關的部分，以至於原有制度的成分被延續，從而形成了制度依賴。

        陶老師的第三個問題是：「當學者在處理社會科學解釋上的『統一性』時，同時又要面對越來越複雜的實際現象。以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為例，諾思到了晚年開始更關注意識形態的課題，從而與主流經濟學越來越遠，納入了更多學科的觀點。許成鋼老師是如何看待這兩者之間的張力？」許成鋼指出，這個問題實際上牽涉到了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亦即：社會科學是不是科學？許成鋼認為社會科學不僅僅是科學，甚至與自然科學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他認為，當代反對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畫上等號的理由，大概有以下幾種：第一個理由是，自然科學所面對的現象，比社會科學所面對的世事變化來得簡單。但許成鋼認為，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現在人們已經知道，自然環境也存在著高度複雜的現象，例如地震、生物進化，這些複雜的系統並不比社會科學所面對的現象來得單純。第二個理由是，自然科學研究的是人之外的對象，是一個封閉系統，而人類難以干預，但社會科學的研究是其自身，因此研究者可能干預其自身。但許成鋼認為，這樣的分野也並不清晰存在。以量子力學為例，測不準原理已經告訴我們：只要研究者進行觀察，他就已經進行了干預，從而粒子的位置與動量是無法被同時被確定的。許成鋼說明，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現在人類已經知道，自然科學所從事的工作，也是在開放系統下進行測量與觀察。第三個理由是，自然科學可以做實驗，而社會科學不能做實驗。然而，當代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社會科學家開始進行實驗。固然，許成鋼對於社會科學所進行的實驗有諸多批評，但並不認為這能作為區分自然與社會科學的理由。他認為，自然科學中的確有大量內容是依賴實證，但「實證觀察」從來不能與「實驗」劃上等號。例如，宇宙學的重大發展就是依賴觀察，而不是實驗。而研究長期氣候變化的科學家，他們也不能作實驗。他想說的是，人們並不應該將實證觀察與實驗混為一談。許成鋼分享，過去他也相信這三個理由，但現在的他並不認為這三個理由能合理地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存在明確分野」的命題進行支撐。

        在此基礎下，許成鋼進一步進行回應：如果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不存在明顯界線的話，那我們要如何去發展社會科學？受到馬赫的影響，他強調科學一定要有「理論」，而理論是「經濟的思維」。而所謂「經濟的思維」，就是「用最少的假設對經驗現象提出最多的解釋」。但在當代，無論是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或者人類學家，社會科學家大多都並未按照這樣的思維去發展理論。他認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社會科學各個領域都不太關心科學哲學的問題，而科學哲學卻又是指導科學發展的重要思考。至少在物理學上，一些重要的科學哲學家都經常是物理學家。許成鋼認為，如果什麼東西都有一個理論，那他就不是理論，而更接近對於實證的紀錄。他強調，對於實證的紀錄並非沒有價值，但絕難稱之為「理論」。

        以自然科學的發展為對照，許成鋼指出，牛頓至少是站在兩個巨人的肩膀上發展理論。一個是伽利略，提出了自由落體的公式；另一個則是克卜勒，在經由大量觀察後，提出了行星運作的橢圓方程式。即使如此，並不是有公式就有理論，他們並沒有提出讓人信服的道理，只是單純對經驗現象進行描述。而牛頓的工作，就是在他們的基礎上去尋找道理，這才叫作理論。當代的經濟學就是做了很多伽利略、克卜勒、安培、伏特等人的工作，但沒有人做牛頓跟愛因斯坦的工作。許成鋼的意思是，沒有人把大量的實證觀察去串在一起，去創造一個理論。許成鋼也感嘆，他認為當代的社會科學家並不在乎這個問題，但他個人認為，社會科學如果要發展，必須要發展一個統一的理論。但他也提醒，這是他個人的觀念，是哲學觀，而哲學不是科學，聽眾們可以選擇要不要接受。

對於中國政治經濟的預測

        隨後，社會所姚人多老師也進行提問，許成鋼老師也因此對中國經濟預測的基本思路進行了分享。

        姚人多提問：「您在報章媒體上，對中國的經濟情況的預測相當悲觀。這是您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本身抱持悲觀，還是是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感到悲觀？」對此許成鋼認為，每次當其他人說自己悲觀時，他都會強調自己是「客觀」。許成鋼強調，他所做出的任何預測，從來都不是基於任何意識形態，或者基於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程度所提出的觀點。他點出，他一直在強調社會科學的理論，實際上，他的這些判斷都是在「給定現在的情況下」，從理論根據及其後面的機制，所作出的判斷。實際上，許成鋼認為自己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趨勢通常是對的。但十幾年前的時候，同行裡面很少有人同意他的判斷。原因也很簡單，因為人們所認識的機制是不同的，大家用不同的機制去看現在的情況，所得出的結論自然也是不同的。

        陶逸駿老師進一步追問：「當時情況背後的機制是什麼？」許成鋼指出，首先要看私營企業是如何運作，其次就是看國有企業的運作。從理論上來講，國有企業會面臨軟預算約束，而從經驗上看，「國進民退」的確一直在進行，而這後面會衍生出大量的債，這些都是清楚運行的機制。陶逸駿老師再問道：「從您的新書中，您觀察到的『制度基因」，尤其是改革開放一些制度特點，像是分權，在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的時期就已經有了。而諾斯在提路經依賴時，他個人會關注制度上的秩序跟創新。如果要用制度基因的概念進行分析，改革開放後，有哪些是既有的，又有哪些是創新的？」許成鋼回應，從他的角度看，他會選擇不關注這個問題。從他的方法論來說，他認為有意識地去作區分，反而會把很多該簡化的概念變複雜，反而不利於理論的簡化工作。而許成鋼認為，從文化大革命到改革開放，基本來看，其實沒有什麼制度是真正「創新」的。真正該回答的是，中國的改革經驗跟蘇俄、東歐都非常不一樣，沒有必要討論這是不是制度創新，但為什麼他們不一樣，以及到底能走多遠，這才是該被回答的。許成鋼認為，從理論上來看，「分權式極權制」比起「集權」會更能帶來激勵機制，但說到底，它畢竟是極權制度。政權的生命雖因分權而延續，但這個制度的基本特點，並不會把它變成一個「不是極權」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