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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39期[香港研究走向全球國際研討會] 總結討論

39期[香港研究走向全球國際研討會] 總結討論
演講日期:2025年12月5日
發佈日期:2026年1月2日
演講地點:中央研究院
主持人:陳健民(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與談人:倉田徹(立教大學法學部政治系教授)、李靜君(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系教授)、何明修(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紀錄人:林清緯(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研究生)

       本屆香港研究國際研討會的總結討論,由臺灣香港研究學會理事長陳健民教授主持,邀請立教大學的倉田徹教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李靜君教授與國立臺灣大學何明修教授與談。作為本屆研討會總結討論,陳健民認為當我們一同「往前」回顧這場研討會時,同時也是在「往後」看香港研究與香港的未來,去思考香港研究面對的狀況,包含題目、方法上遭遇的限制,以及香港研究的本質是什麼的核心問題。

倉田徹 教授 立教大學法學部
       倉田徹以在日本從事香港研究的經驗出發,因為相較於研究中國、美國,絕大多數的日本閱聽人,對於香港的認識與興趣相對缺乏,所以從事香港研究需要經常回答「為什麼要研究香港?」這個問題,也需要發展出向外界說明香港研究的意義的有力論述,並從讀者與聽眾的觀點來包裝研究的成果。倉田徹認為這些問題對香港研究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會,研究者可以通過這樣的問題,來思考自身研究的價值。
       那麼香港本身究竟是什麼呢?倉田徹以「如果你要寫一本主題為香港的書的話,會將副標題寫成什麼?」來切入正題,並列舉了中嶋嶺雄教授所著的《香港:變遷中的都市國家》(香港 : 移りゆく都市囯家,1985)、濱下武志教授的《香港:亞洲的網絡城市》(香港――アジアのネットワーク都市,1996),以及他本人與張彧暋教授合著的《香港:面對中國的自由都市》(香港:中國と向き合う自由都市,2015)為例,來說明如何定義香港研究的各種可能性。
       倉田徹接著分享了幾個「定義香港研究」方法,第一個是「香港很大」的觀點。他以濱下武志在書中使用的地圖為例,顯示香港雖然在地圖上很小,但身處於亞洲各大重要城市的中心,影響力覆蓋全亞洲,乃至於歐美與全世界。在此意義上,香港很大也很重要,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更曾將香港比做中國金融業的「肺」。又正如孔誥烽教授在其研究中所揭示,如果沒有香港,中國的經濟也將無法運作。
       第二個觀點是「香港很特別」。倉田徹以港鐵開通的照片為例,說明香港地鐵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由殖民地當局在殖民地蓋的地鐵。對此的說法之一,是港英政府很好,願意花錢照顧殖民地市民的方便;另一種說法,則是因為唯有香港,到了相對晚近的1980年代時,還在殖民統治之下。香港的特殊性也體現在政治方面,以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指標1為例,香港在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上的表現向來不好(在1-7分的量表分數中獲5分),但在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上卻表現良好(在1-7分的量表分數中獲2分)。香港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在這兩項政治權利中,穩定且長期呈現如此大幅度落差的政體,除此之外只有泰國偶爾會因為軍事政變而短暫出現類似的情形。另外一例則是無國界記者的新聞自由指標,在2021年的報告中,也就是國安法實施以前,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為180個國家中的第80位,然而2022年國安法實施後,排名迅速滑落至第148名。所以說《國安法》之後的香港,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在最短的時間內轉變成威權體制的案例。
       第三個觀點則是「香港是前線」。倉田徹引用林泉忠教授在<中國崛起症候群>文中的觀點,中共的影響力是一層一層地向外觸及,從中國內地、香港、臺灣,才投射至周遭國家與全世界,所以如果要衡量中國的影響力,或者中國崛起會帶來的現象與問題,香港的情況可能是最好的對照。以中國觀光客「大爆買」的現象為例,香港社會是在2003年中國開放香港個人自由行時感受到這個現象,而日本出現此現象是2010年代之後的事情,此時日本社會才開始察覺中國龐大的影響力。
       倉田徹最後指出,香港研究的價值,是在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比較當中浮現。研究者不斷地看向周圍的國家、地區,找出與香港類似或不同之處,藉此掌握香港本身的定位;所以香港研究需要跟中國研究對話、跟台灣研究對話,而非孤立於其他的地區研究。

李靜君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延續倉田徹的論點,李靜君同意香港研究不該獨立於其他地區研究,特別是中國研究。李靜君以她參與至今三屆香港研究國際研討會的觀察出發,指出在眾多的研究中最顯見的遺漏(glaring omission)——缺乏對於中國的重視,尤其是中國對於形塑香港的現況與歷史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李靜君提醒,身處台灣、身為香港人,或者是對我們一直以來所知、所愛的香港,懷有特別的歸屬感與奉獻的學者來說,要把中國認真地看作知識追求的對象,在情感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畢竟去研究那些我們所愛、所享受的事情,總是比較簡單。
       正如最近發生的香港大火 ,2我們會想去看香港人如何反應與幫助彼此;相較之下,要把目光看向中國,並一路連結回北京在這之中的角色,是更困難的事情。在過去三年的研討會中,有大量關於離散的研究貢獻,「韌性」是其中經常出現的關鍵字,這是因為我們在情感上,希望看見我們的社群是充滿韌性的。身為研究者,研究香港、關注香港的現況本身並沒有問題,但如果我們只自縱(self-indulge)於那些讓我們感覺良好的研究,對香港研究來說也會招致難以負擔危險。
       李靜君認為,此時的香港研究除了要將中國納入分析外,也需要從中國研究長久以來累積、龐大的文獻中汲取理論與概念工具,並用以認識中國的一舉一動,包括中國在香港的行動。例如在香港菁英如何被攏絡(co-optation)的問題上,我們應該要看向關於中共建政以來的恩庇侍從主義(patron- clientelism)、治術(statecraft)的文獻,才能理解中共的行為、政策、策略與目標,因為不管我們多麼認真地研究香港,現在發生在香港的情況,並非源於香港,而是香港之外。不論是關於中共對於基層治理的滲透,還是控制校園政治社會化的問題,中國研究既有的文獻都能協助我們認識中共的手段、人們如何反抗,而香港研究也能從中比較兩者的差異。
       換句話說,與中國研究對話,目的並不是要把香港的狀況放進中國理論架構中;正是因為香港與中國內地截然不同,類似的問題可能會走向不同的發展,這些差異才能作為與理論對話的基礎,而生產出新的理論知識。香港研究也應該要理論化,發展出自己的理論劇碼(theoretical repertoire),否則只是在大量地累積資料,無法與世界上其他的學術領域相稱。
       李靜君提出的第二個重點,是關於方法論與研究挑戰的問題。不論是資料取得,還是研究者本身面臨的風險,面對嚴峻的研究環境,李靜君認為「游擊式」(guerilla mode)的原則,可以作為研究方法上的比喻與指引。首先,面對比你強大的敵人,應該避免正面衝突;如果知道紅線在哪裡,無需直接挑戰,而是低調、保持警戒、伺機而動、彈性穿梭不同田野,來尋找蒐集資料的機會;其次,尋求人民的支持、仰賴地方知識,才能遊走於田野與體制的疆域(terrain)之中,甚至有時也需配合官方詞彙與修辭,讓自己順利完成研究工作。
       李靜君以自己在中國的民族誌研究經驗為例,指出勞工抗爭是一個政治性、敏感、時時面臨審查的題目,絕對不是中國政府樂見的研究,但仍然能在中國找到願意幫助學者,也希望學者的研究能夠成功的中國公民。原因可能出於他們對於是非對錯的價值觀、希望自身的經驗能被記錄下來,或是其他種種因素。身為研究者,需要透過遊擊,或是調查記者的精神,試圖在社群、地方社會中找到研究的空間,找到願意給予不同觀點與真相的人。
       最後,李靜君分享游擊原則的另一項啟發:研究需要「小」。大規模的研究,需要大的樣本、團隊、計畫,不可避免地會引人注意;而小,通常意味著質性研究,但也能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李靜君指出1970年代史學界興起的微觀歷史學,透過書寫社會中被遺忘的、邊緣人物的歷史,從中解答關於結構、體制與國家治理等「大」的問題。但這樣的研究方法需要以大量的理論資源為基礎,才能擴大單一案例對於結構、宏觀問題的解釋力。

何明修 國立臺灣大學
       何明修教授認為台灣研究與香港研究的發展歷史,有許多可以相互借鑑的特徵。從兩者都是在海外發起的歷史為例,臺灣研究是1990年代一群在北美的研究生,發起了北美臺灣研究學會(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開始,從一開始的邊陲,在之後的30年間發展逐漸成熟、建制並成為主流。其背後的驅動力,正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政府不鼓勵學者研究臺灣,在1987年解嚴以前,族群、省籍等敏感議題仍是禁忌。台港研究背後相似的歷史驅力,讓研究本身帶著一種使命感;面對不希望我們在此共同開會、研究的勢力,反而讓研究者彼此能更加凝聚。
       何明修接著分析香港研究身處於台灣的特殊之處。第一個特殊之處是語言,本次研討會有三種語言,許多投稿人以中文寫作,現場也有許多出版社參與。這讓知識能夠跨越學術的界線,去接觸更多的公民,甚至把研究變成公共討論的議題,這是臺灣在華語世界的寫作與發表上的特殊地位。
       第二個特殊之處,來自於臺灣、香港在帝國邊陲的共同命運。社會科學中用來批判權力的批判性理論,在現今的地緣政治中往往被挪用出適得其反的結論。如中共運用「解殖」的名義來遂行對於香港的殖民與壓迫,台灣、韓國也有聲稱和平、反戰的批判性理論被挪用成正當化中國侵略的論述。研究台灣與香港在面對帝國威脅的共同與不同之處,能讓社會科學學者得以回頭檢視這些批判論述與理念的意義。

結語
       陳健民教授以早期中國研究與香港的關係為例作為總結,當時的中國研究學者無法進入中國境內,轉而研究來港的移民,或是大學內部的中國研究中心,促使香港成為中國研究的前沿基地。如今,港人到台灣旅遊、在台灣定居,加上愈來愈多香港研究的珍貴資料開始轉移到臺灣,都讓台灣可能成為未來香港研究的前沿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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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家的《全球自由度報告》 (Freedom in the World)分為兩項評分標準,分別為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兩項指標,1代表最自由,7代表最不自由,並可以進一步以總體自由指數(兩項平均)區分為:自由 (Free):PR & CL 平均 1.0 - 2.5;部分自由 (Partly Free):PR & CL 平均 3.0 - 5.5;不自由 (Not Free):PR & CL 平均 5.5 - 7.0。
2025年11月26日,香港新界北區的大埔「宏福苑」住宅大樓突發原因未明的火警,火勢迅速向外延燒並波及周遭多棟建築,造成整個區域出現大範圍的連環火災。〈香港新界北區住宅大火 已知13死含1消防員〉,公視新聞網,2025年11月26日,https://news.pts.org.tw/article/78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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