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期[工作坊演講紀要]「一國兩制」的終結與中國政治變遷
40期[工作坊演講紀要]「一國兩制」的終結與中國政治變遷
演講日期：2025年10月23日
發佈日期：2026年4月9日
主持人：陶逸駿（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講者：王耀宗（香港嶺南大學政治系退休教授）
紀錄：羅玉芬（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清華大學中國研究學程與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舉辦中國研究工作坊，邀請王耀宗教授以「一國兩制的終結」為題發表專題演講。王耀宗在香港學界任教，長期研究中國政治與香港問題，親身經歷香港由英國殖民地轉變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歷史過程，過去數十年中持續觀察「一國兩制」制度的演變。其研究與著作多聚焦於中國政治制度、香港政治發展及中港關係，2025年6月出版《華年心緒從頭理：回憶從英殖到中國特區六十年的香港》一書，從個人成長故事寫至從香港嶺南大學退休，記錄了香港當代文人史重要篇章。
本次演講回顧香港政治歷史與制度安排，也從中國政治體制的結構特性出發，分析香港制度轉變的原因，並延伸討論台灣社會與中國之間的互動。整場工作坊氣氛熱烈，與會學生與研究者亦提出多項問題，針對中國政治未來發展、民主制度與威權政治的關係，以及青年世代的政治認知等議題，進行深入討論。
中國政治制度的決策邏輯——少數領導、高度集中
王耀宗首先說明理解中國政治的關鍵，在於認識其決策模式與制度特性。在民主制度中，政策改變通常透過選舉與政黨輪替完成。不同政黨有不同的政策方向，並且隨著社會支持程度而逐步調整。這種制度特性雖然可能效率較低，但具有一定程度的穩定性與可預測性。
相對而言，中國政治體制是一種高度集中決策的制度。政策方向往往由少數領導核心決定，一旦方向確定，政府便會迅速動員推動。這使得政策可以在短時間內發生大幅度轉變，而社會缺乏制度化機制進行制衡。
王耀宗舉例說明，當政治局勢或國際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中國政府可以迅速改變政策方向，無需經過長時間的民主程序。這種決策模式在某些情況下具有高度效率，卻造成政策充滿不確定性。因此，在分析中國各項發展時，不能單純將政治與經濟分開理解。即使某些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看似具有相對自由度，但政治權力始終是影響經濟活動的重要因素。
王耀宗指出，香港的政治發展不能單獨理解，必須放在中國政治制度與歷史脈絡之中。從十九世紀以來，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形成獨特的法律制度、行政體系與社會文化結構。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時，中英雙方透過談判設計出「一國兩制」制度，希望在中國主權之下維持香港原有的制度與生活方式。
歷史的伏筆：從條約時代到1979年的命運轉折
香港的法律地位是由三份性質迥異的條約交織而成。1841年的《南京條約》與1860年的《北京條約》在當時大英帝國架構中均屬「永久割讓」（ceded in perpetuity）。然而，佔地最大的「新界」則是根據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期九十九年，即在1997年屆滿。
1979年3月，時任港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前往北京會晤鄧小平。王耀宗引述英國解密檔案指出，雖然該次會面沒有正式官方紀錄，但麥理浩回港後的報告中顯示，鄧小平雖承諾「請投資者放心」，卻對主權問題展現出不容置疑的強硬態度。1981年是另一個隱形的轉折點，中共內部達成收回香港的最終共識。當時外交部官員提出了具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口號：「不做李鴻章」。這一表態深刻揭示了中共的決策心理：收回主權是洗刷民族恥辱的絕對優先任務，任何「主權與治權分離」的方案皆被視為背叛。儘管英國國會評估香港不可能進行軍事防禦，但曾試圖透過法律技術尋求轉圜。然而，中共隨後展開精密統戰，王耀宗亦曾在1984年參與學術界代表團訪問北京，親見中共如何運用「實力地位」主導談判。上述背景最終演變為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
三階段侵蝕——解構「一國兩制」的崩壞機制
法治曾是香港對抗威權的最強防火牆，但王耀宗觀察到，中共透過三個階段的技術干預，有效拆解了這道屏障， 並以「三階段演進論」，揭示香港法治是如何被系統性瓦解的「法律戰」（Lawfare）。
第一階段（1997-2003）是以「人大釋法」為核心的行政干預。1999年「吳嘉玲案」是體制崩壞的起點，特首董建華因不滿終審法院判決，繞過憲法程序請求人大釋法。王耀宗指出，這在普通法邏輯下是嚴重的「類別錯誤」，意味著行政機關可動用政治權力干預司法裁決，破壞了「法律高於權力」的契約精神。
第二階段（2003-2014）是從「釋法」轉向「人大決定」。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政改「三步曲」修改為「五步曲」，1形同一次重大的程序性奪權，賦予北京對香港民主進程的「實質否決權」與「決定啟動權」。自此，爭取雙普選的法律空間被壓縮至零。
第三階段（2014-2020）是人大直接立法與「一國一制」的降臨。2014年《一國兩制白皮書》提出「全面管治權」，2020年北京跳過香港立法會直接制定《國安法》。王耀宗精闢指出，這體現了中共的「違約辯證法」：承諾是根據鬥爭需要而存在的，當「歷史文件」失去利用價值，違約便具備其政權邏輯下的正當性。
2020年6月30日後，香港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威權圖景。「愛國者治港」成為絕對信條，實質意義在於將一切政治反對派「病理化」為對政權安全的威脅。政治層面上，「47人案」象徵著法治精神的徹底死亡，在普通法中合法的選舉初選，在「中國邏輯」下被視為「顛覆國家政權」。社會層面上， 公民社會的支柱「教協」等大型工會被迫解散，教育現場淪為洗腦陣地，國安教育向下延伸至幼兒園。漫畫家尊子（Zunzi）專欄被停，說明了當權者結合法律、輿論與經濟的「混合戰」手段。乃至中共發起跨國鎮壓（transnational repression），對流亡人士發布全球通緝令並威脅家屬，向全球展示其「國安邏輯」沒有邊界。
針對「國際金融中心遺址」2的經濟地位變化，王耀宗提供了深層視角：香港並非單純衰退，而是功能的「工具化轉向」。中共試圖將香港改造為「面向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與特定政治目標的融資平台，然而，這種轉向導致高消費商務菁英流向新加坡，代價是「市場經濟」在中共管治下展現出顯著的「浮動性」（floating nature）。在中共政治哲學中，經濟利益不是神聖權利，而是政權賦予的「特許」，正如馬雲、李嘉誠等案例都反映出，法律已不再保護私有財產，而是服務於國家臨時需要的工具。
台灣的鏡像——滲透、認知作戰與自我防衛策略
在探討台灣現況時，王耀宗與現場師生進行了深度的互動。王耀宗警示，台灣面臨的威脅是全方位的侵蝕，中共早已透過「財、名、色、權」四大利益誘餌，精準鎖定台灣政界、商界與學界、宗教界中，認同感薄弱或具備投機傾向的個體，台灣人對此不可不慎。
有同學指出，抖音、小紅書等平台透過大量展示中國發展繁榮的碎片化影像，成功建構出「威權效能優於民主失序」的虛假敘事。自己觀察到近年台灣年輕世代對中國的印象，與十多年前相比已有明顯變化。過去對中國政治的批判較為直接，但現在許多年輕人透過抖音、微博、小紅書等中國平台，或經由 Instagram、Facebook 等社群看到轉載內容，往往只接觸到中國城市發展、科技進步與娛樂文化的一面，於是容易形成「中國很進步」的單向印象，而較少意識到背後的政治控制與人權問題。 這位同學坦言，如果沒有受過相關訓練，自己在面對這類敘事時也可能被說服，進而對美國民主或台灣政治產生更多不信任。陶逸駿補充，他近期在研討會曾聽到多位來自中國的學者批評「台灣的公民教育很失敗，怎麼會有這麼多人喜歡中國」，這也讓他反思台灣在民主、公民意識與媒體素養教育上的不足。
也有同學詢問北京過去似乎多採取「循序漸進、盡量降低衝擊」的方式處理香港事務，但在 2019 年反送中運動中，中央手段明顯升級，為何沒有延續較溫和的路線，而是在該時刻大幅加強控制？王耀宗回應指出，2014 年國務院發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已明確提出中央對香港享有「全面管治權」，顯示北京對港政策思維在那時已出現結構性轉折。 到了 2019 年，反送中運動規模龐大、示威持續且部分激進化，在中共視角中意味著香港局勢失控，加上本土派與港獨訴求的浮現，以及 1997 年後出生的年輕世代展現出較弱的中國認同，均被解讀為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挑戰。 在習近平為核心的執政敘事下，香港與台灣被視為高度象徵性的關鍵節點，這使北京更傾向以強硬手段重塑政治秩序，而非再以有限讓步與漸進調整來管理危機。
陶逸駿提到，台灣年輕世代展現了一種特殊的「嚇大」心理：在長期處於武力威脅的恐嚇下產生了心理疲勞與免疫，反而對低強度的社會滲透失去警覺。此外，系上師生至金門與馬祖田野調查時，也觀察到「金廈一日生活圈」成為經濟整合帶動政治侵蝕的縮影。當兩岸在民生物資（如藥品、奶粉）上達成深度依賴，政治上的防線便會隨之軟化。更有甚者，中共正採取「邊緣化扶持」策略：不與具備強烈主權認同的對手對話，而是拉攏立場浮動、具備投機色彩的政治少數，試圖在台灣內部製造憲政僵局。
一位博士班同學分享指出，在台灣的教學現場，由於政治對立與家長投訴的壓力，老師在討論如「大罷免」或「中共黨史」等敏感議題時，往往受到「平衡報導」的教條束縛。老師若以十五分鐘講述中共的某一面，便必須花同樣時間講述另一面，否則便面臨投訴風險。這種零碎化與去價值化的教育，導致學生在面對中共系統性的宣傳攻勢時，缺乏深度的歷史批判力與防禦性價值觀。
與會師生紛紛提出不同總統主政時期的相異之處，例如馬政府時期校園裡可以討論政治，老師可以擁有並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當時的界線僅在於不能做政治宣傳，而不是完全不能談論政治。近年來隨著兩黨政治極化，校園內的氛圍比以前嚴峻很多，老師和學生討論政治議題很容易引起爭端，也會呈現假訊息造成資訊差所引起的誤解。
在提問環節時，同學詢問台灣應如何面對中共始終不放棄統一台灣，且步步進逼的局勢。王耀宗提出了以下建議：
1)實力導向的國防： 大幅增加軍費，唯有具備不可忽視的軍事實力，才能在對話中守住底線。
2)國際戰略聯盟： 深化與民主陣營的防衛夥伴關係，將台灣安全置於全球價值供應鏈中。
3)深耕「中共研究」： 尤其是強化對中共黨史的研究。年輕世代若能深入理解中共從延安、井岡山到今日的「鬥爭哲學」，便不會被其表象的神話所迷惑。
4)堅守學術與道德底線： 學者與知識分子應拒絕統戰利益的誘惑，守住基於事實與良知的獨立性。
全球視角——西方民主國家的覺醒與脆弱性
香港的淪陷是全球性「銳實力」博弈的第一塊重要轉捩點，王耀宗引用澳洲學者Clive Hamilton的著作《無聲的入侵：中國因素在澳洲》（Silent Invasion: 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指出中共如何利用民主制度的開放性進行反向侵蝕。在民主國家受到中共侵蝕的例子裡，包括澳洲與加拿大，中共都展現了極高明的「菁英俘獲」手段。這種利用經濟依賴、商界捐贈以及對前政要的「上賓式」統戰，使得西方國家在「經濟互惠」與「政治主權」之間陷入兩難。
目前國際學界關注「軍事上依賴美國，經濟上高度依賴中國（如礦產貿易）」的矛盾狀態。例如，目前執政的澳洲工黨基於現實的貿易考量，加上傳統偏左的意識形態，對中國的態度相對親近，不僅公開承認「一中政策」，也試圖在美中之間走中間路線，顯示出經濟利益在中共統戰與國際關係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上述這些例子都具有不同層面上的統戰意義，對於想要研究「中國統戰」或「中國研究」的學者與同學來說，深具田野調查的研究價值。
在歷史幽谷中尋找防線
香港「一國兩制」的終結並非偶然的政策失誤，而是中共威權本質與其全球戰略擴張的必然產物。王耀宗身為歷史的見證人，透露中共對契約的理解是動態的、辯證的，且具備高度戰略欺騙性的。當歷史文件不再符合其當下的政治利益，任何國際法上的承諾皆可被棄如敝屣。
香港的歷史悲劇為台灣及全球民主陣營提供了最慘烈的教訓：自由的底線無法建立在缺乏制衡機制的協議之上，而必須建立在實力與警覺之上。正如王耀宗所言，了解中共的歷史與其行為邏輯，是防禦的第一步。今日的香港社會正處於龍蛇混雜的過渡期，雖然政治上已陷入絕境，但那片土地上曾有過的自由靈魂與對契約的尊重，仍是歷史不容抹殺的見證。
對於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們，守住法治的底線與認知的防線，不僅是為了自身的安全，更是為了在威權擴張的幽谷中，守住民主體制最後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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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人大常委會2004年的《解釋》，「政改五部曲」包括：一、特首向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提請人大常委會決定特首及立法會兩個產生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改。二、人大常委會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規定，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確定。三、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並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四、特首同意經立法會通過的議案。五、特首將法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予以批准或備案。資料來源：<政改五部曲>，文匯報，2013年3月11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13/03/11/HK1303110018.htm
2「國際金融中心遺址」是2023年興起的網路流行語，用以諷刺香港歷經社會運動、《香港國安法》、Covid-19疫情，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每況愈下，乃至已成為「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