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期[工作坊演講紀要]Youth, Democratic Culture,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40期[工作坊演講紀要] Youth, Democratic Culture,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演講日期：2025年12月10日
發佈日期：2026年6月15日
講者：Anthony J. Spires（Associate Professor,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主持：沈秀華（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
紀錄：榴蓮小姐1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Anthony J. Spires教授本次演講以新書Democracy, Youth,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2024,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為核心，分享他在中國廣東地區橫跨近十年的田野研究成果。
在進入主題之前，Spires先提醒聽眾留意一個近年來中國街頭隨處可見，關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海報標語。這些標語自2012年習近平上任後，在城市與鄉村大量出現，內容涵蓋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公正、誠信、友善等十二個詞彙。然而，對於每天經過這些標語的中國民眾，尤其是學齡兒童而言，這些詞彙究竟意味著什麼？在學校教育中，老師通常只要求學生記住這些名詞以便應付考試，並沒有討論背後的意涵。這構成了本場演講的起點：在一個威權體制下，這些抽象的民主價值，是否有機會在日常生活中被真正實踐？
Spires提出貫穿全書的核心問題：在一個幾乎所有主要的社會制度（social institutions），包括學校、職場、政府，都由威權治理邏輯緊密嵌合的社會中，公民組織是否仍能扮演托克維爾所說的「民主的大學校」2 ？Spires認為可以，但極為困難。
理論基礎：托克維爾與葛蘭西
在理論層面，Spires援引兩條主要的思想脈絡。第一條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傳統。十九世紀初，這位法國貴族在美國旅行一年後寫下《論美國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提出公民社會的自願性結社是學習民主的重要場域。Spires接著引用三位當代學者的論點進一步深化此觀點：Pamela Paxton（2002）指出自願性結社是新政治領袖的訓練場，能幫助成員練習妥協、學習寬容3 ；Archon Fung（2003）強調這些結社培養合作、容忍、尊重他人與法治，以及參與公共生活的自信與效能感等公民德性；4 Larry Diamond（1997）則強調，若公民社會組織自身的治理模式延續壓制異議、神化領袖、隱藏權力運作的規範，那麼它就不會建立起民主文化——換言之，若要作為「民主的大學校」，組織內部本身必須是民主的 5 。
Spires坦言，他在前往中國做田野之前，其實並不太信服托克維爾的觀點。尤其在911事件後、美國執意進軍伊拉克之際，他和數百萬人走上街頭抗議，卻仍無法阻止戰爭發生，這讓他對美國公民社會的力量相當失望。直到進入中國田野之後，他才開始重新思考托克維爾的洞見。
第二條思想脈絡是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hegemony）概念。葛蘭西在1920年代即試圖回答：為什麼共產主義革命發生在落後的俄羅斯，而不是工業化的英、德等國？他的答案是，在工業先進國家，資本主義階級透過教會、學校、工會等公民社會組織，以一種更為隱微的方式取得人民的「同意」，使既有的支配秩序看起來自然而生。公民社會因此既是霸權的傳遞者與生產地，也是反霸權（counter-hegemony）想像得以萌芽的空間。
Spires從葛蘭西的洞見得出一個對中國研究而言相當基進的論點，亦即當我們談論台灣、美國等民主社會時，我們也應該能夠相對地談論威權社會，體認到中國不僅是一個威權的政治體制，更是一個威權社會。組織內部的階層制、獨斷與壓制異議，正是這種「霸權式威權主義」（hegemonic authoritarianism）的具體展現。
過往中國公民社會研究的盲點
Spires指出，過去學界對中國公民社會的研究存在三個明顯的盲點。首先，大多數研究聚焦於專業化的NGO與政府組織的NGO（GONGO，官辦的非政府組織）6 。其次，研究多半關注國家與社會關係，例如NGO如何在威權國家下生存、國家如何壓制或支持它們、它們如何與國家對話等等。這些議題固然重要，但終究只是公民社會研究的一個面向。最後，極少有研究探討組織內部的文化，以及人們在這些組織中究竟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Spires在書中採取了一個略具爭議的做法，他把「自願性結社」、「專業化基層NGO」與「官辦NGO」三類組織並列分析。有人可能會認為GONGO不該被歸入公民社會，但Spires感興趣的是這三類組織的共通點：它們的內部組織文化都被國家以某種方式形塑。
從2005到2017年間，Spires在中國進行了大量參與觀察，包括NGO、GONGO、自願性社團、贊助機構的年度會議、策略討論、非正式聚會、志工活動等；甚至兩度跟隨中國政府官員參與赴美考察團，考察團中的官員後來成為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的關鍵人物。在訪談資料方面，他訪問了兩百多名公民社會行動者，其中針對組織文化此一主題，於2010至2014年間深度訪談了八十多人。
專業化NGO與GONGO的威權文化
透過田野觀察，Spires發現中國的專業化NGO與GONGO內部普遍存在階層制（hierarchy）、獨斷（autocracy），以及對異議的壓制，這三個共同的文化特徵。
第一是階層制，一位來自勞工權益NGO的女性受訪者表示，即便在NGO，人們也沒有真正的平等心態，上面的人覺得自己比較會分析、看得比較清楚，下面的人覺得自己應該謙卑順從。「上面的人」、「下面的人」這樣的語彙在訪談中反覆出現，並且被視為理所當然；這原本應該是NGO與一般企業或政府機關之間最大的差異之處，但在中國卻毫無二致。
第二是獨斷，Spires用「老大現象」來概括。中國NGO的創辦人往往極具個人魅力與宏大願景，這也是能夠吸引志工加入組織的原因之一。Spires坦言，他做田野時也曾被某些創辦人的魅力震懾，甚至腦中閃過乾脆放棄博士學位、跟著他做事的念頭。然而，這些「老大」幾乎都會讓追隨者失望。一位受訪者如此形容他的組織領導者：「他常對著人吼，吼完之後不會反省自己說了什麼，也不會意識到那樣對人說話是會傷害人的。他的長處是有能力，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他的弱點是他不會思考、太主觀，無法接受別人的意見。」
第三是對異議的壓制，這牽涉到中國NGO工作者經常抱怨的「溝通」問題。Spires一開始把「溝通」理解為英文意義下的資訊交換，但訪談累積到某個程度後，他發現受訪者所說的「溝通」其實是在不同意見之間建立橋梁、達成共識的過程，也就是民主政治意義上的妥協。一位NGO領導者說：「中國NGO裡幾乎人人都是理想主義者，但民主的關鍵是妥協，當一方為了整體最佳結果而願意退一步。可是『妥協』對中國的理想主義者來說根本不是個能理解的詞，大家都只想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把別人壓下去，總是『很要強』。」有趣的是，這位領導人自己也是出了名的，不聽人話的「老大」。
Spires接著分享一個生動的田野故事。他曾長期擔任某健康議題NGO的志工，在某次員工大會上，創辦人提出幾個募款新方案徵詢意見，二十位高學歷員工卻全程沉默。創辦人在會後對Spires抱怨：「我親自挑選這些優秀人才，每次徵詢意見他們卻不回應，我自認非常開明啊！」隔天Spires與員工們共進午餐，順勢問起這件事，一位員工回答：「他嘴上說想聽意見，其實根本不想聽。上次有人講了不同意見，被他罵到哭著跑出會議室，我們都學乖了。」這個事件揭示了NGO領導者並不認為自己是小獨裁者，他們真心相信自己很民主，但實際運作仍然落入威權的慣性。這也導致中國NGO員工流動率極高，人們懷抱「不一樣的組織」的期待加入，最後卻發現一切都一樣，於是失望離開。
從兩個青年志工團體實例窺見民主價值的實踐
Spires書中的主體部分聚焦在兩個性質截然不同的青年自願性團體，分別化名為Bridges（從事鄉村教育）與Together（從事麻瘋病村服務）的組織。
Together服務的是中國的麻瘋病康復村。1950至60年代，中國曾將麻瘋病患者強制集中到隔離村莊，這類村莊在中國南方至今還有數百個，居住者多已七八十歲。Together的青年志工進入這些村莊，協助長輩重新與家人和社會連結，重建認知自己並非會傳染的危險人物。Bridges則進入中國農村學校，教孩子們英語、藝術或音樂等農村學校無力提供的課程。
這兩個團體於2001至2002年間在廣東各大學分別獨立誕生，彼此並無直接聯繫，但卻擁有極為相似的內部文化，包括：強調平等、共同決策、人際信任與輪流領導。Spires訪問這兩個組織的志工，詢問他們參與組織後是否有所改變，以及如何改變。受訪者都表示自己確實改變了，Spires整理並規納出以下五項核心改變。
第一是主動傾聽。一位受訪者表示：「我學會了真正去聽人說話。我以前是個沒耐心、固執的人，遇到不同意見就生氣。後來我發現這不是好的溝通方式，現在我會等別人說完，真正去理解他們怎麼想。」這裡的傾聽不只是聽見的字面意思，而是試圖理解對方為什麼這樣想、為什麼這樣感受、為什麼相信這個方法可行。
第二是平等與尊重他人觀點。一位曾擔任學生會幹部的志工坦言：「我以前是金字塔式的管理風格，我說了算。剛開始我也不太尊重別人的意見。後來我發現，與其說我不尊重別人，不如說我根本不願意傾聽。」另一位志工說：「資深志工會跟你分享他們的經驗，但用的是朋友式、平等的方式聊天。原來人跟人之間真的可以不被年齡和資歷限制地交流。」對階層制的明確抵抗，是這兩個團體最鮮明的共同特徵。它們刻意避免使用「老大」這類稱呼，連登記時不得不填的「會長、副會長、秘書長」職位，許多成員都記不清是誰擔任，因為「我們所有人都在領導，所有人都在做事」。
第三是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一位志工說：「是Together的價值觀讓我變得更積極面對問題。我現在覺得沒有什麼是克服不了的。」Spires另舉了一個生動案例，依照規定，麻瘋村老人每月可領取一袋米，若志工發現有人這個月還沒收到米，就會牽著老人家走到鄉鎮政府辦公室詢問「為什麼這個月的米還沒送來？」對許多志工而言，這是他們生平第一次主動走進政府機關、與官員交涉。在民主政治理論裡，與政府官員互動的能力是公民參與的關鍵技能，而這些中國年輕人透過志工經驗習得這項能力。許多志工也是在這裡第一次學會做簡報、向陌生人解釋組織理念、投書給媒體、為組織爭取校方資源等。
第四是對多元的尊重。一位來自頂尖大學的志工說：「我以前認為技職體系的學生不夠聰明。後來認識了Bridges裡那位來自技職院校的女生，我發現她非常有趣，觀察力細膩，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小事。認識不同的人能打破偏見，看見別人值得尊敬的特質。」
第五是公民意識。一位志工表示：「參加Bridges會提升你對社會的關懷。我認識的很多Bridges志工後來都投身公益事業。它讓你看見問題，並擴大你推動社會公正的動力。」Spires補充，這些團體培育出的校友，後來投入性別平權、環保、動物保護、氣候變遷等各種議題的公民組織，分布的地理範圍超出廣東，遍及中國北方、西北與中部。
除此之外，志工也學到團隊合作、輪流領導、謙卑、換位思考等諸多公民素養。
結論與延伸觀察
Spires總結，GONGO與大多數專業化NGO雖然能夠提供利益代表的功能，但並不適合扮演「民主學校」的角色。要尋找中國民主文化的萌芽，我們應該轉向托克維爾式的理想型自願性結社，也就是像Bridges與Together這般的自發性草根青年團體。
至於為什麼這兩個團體能夠誕生並維繫，Spires提出幾個社會學的解釋。首先是外部環境與政治機會結構，廣東地理上與香港比鄰並處於全球化前緣，長期享有相對自由的政治氛圍。其次是巨大的世代變遷，這群20至30歲的年輕志工成長於中國經濟持續繁榮向上的時期，基本的物質生活已獲得滿足，或許因此更有條件追求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t）的價值觀，另外也與近年來中國社會個人主義的崛起有關，這是當代中國年輕世代正在展現的特質。最後則是一個值得玩味的因素：中國共產黨自身推廣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特別是「平等」理念），為年輕人嚮往民主提供了肥沃的滋養土壤。
在問答環節中，Spires補充了兩個重要觀點。第一，志工團體的學員大多來自工人階級家庭，許多人有兄弟姊妹，這在中國過往一胎化政策的社會背景下是相當特殊的現象。第二，許多Bridges與Together的校友帶著民主文化的經驗進入專業化組織，雖然最後往往無法成功改變既有組織結構，但有些人會選擇自行創辦新組織，將這種文化擴散出去。
Spires進一步提到民主立於民主制度與民主文化這兩條支柱之上。如果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不再相信平等的尊嚴，以及妥協建構共識的文化價值，那麼孤立的制度本身將無法獨立支撐運作。現場聽眾與來自中國的研究生接續分享自己在中國NGO與性別運動中的親身經歷，呼應了Spires的觀察：在缺乏民主實踐機會的社會裡，即便懷有最好的意圖，要做到真正民主、參與、平等與尊重，仍是極為艱鉅的功課。
演講最後，Spires強調我們應該更關注中國社會內部正在發生的變化，尤其是年輕世代，他們不只是陳腔濫調的「中國的未來」，而是真正意義上掌握中國未來的關鍵群體。在當代中國，性別議題之所以成為網路上少數還能被持續討論的社會議題，部分原因正在於它涉及了半數的人口，國家也尚未找到有效的治理方式。在中國當前日漸收緊的政治土壤上，民主文化是否仍有縫隙得以生長，仍有待長期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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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匿名。
2 志願性社團和公民組織被認為是「民主的大型自由學校」（large free schools of democracy），這個概念最初由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第二卷（1840）中提出。
3 Paxton, P.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 An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2): 254-277.
4 Fung, A. (2003).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cy: Between theories, hopes, and realit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9(1): 515-539.
5 Diamond, Larry Jay. (1997). Civil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Madrid: Centro de Estudios Avanzados en Ciencias Sociales. Estudios = Working papers / Instituto Juan March de Estudios e Investigaciones, Centro de Estudios Avanzados en Ciencias Sociales 1997/101.
6 GONGO為Government-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縮寫，是由政府出資設立或主導的非政府組織。這類組織雖然是非營利與民間團體的形式，但實際上仍受政府控制、資助或影響，主要功能是協助官方推動特定政策、進行國際遊說或強化政權合法性。